《云南的歌会》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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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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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歌会》有关资料

一、沈从文小传

沈从文（１９０２～１９８８），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人。１９１８年自家乡小学毕业后，随当地土著部队流徙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后正式参军，当过上土司书。

１９２２年在五四思潮吸引下只身来到北京，升学未成，在郁达夫、徐志摩等人鼓励下，于艰苦条件下自学写作。１９２４年，他的作品最早载于《晨报副刊》，接着又在《现代评论》、《小说月报》上发表。１９２８年，与胡也频、丁玲相继来到上海，曾共同创办《红黑》杂志。１９２９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教书。这时期的作品结集为《鸭子》《旅店及其他》《蜜柑》等，所描写的湘西乡俗民风，引起人们的注目。《萧萧》《牛》《柏子》《阿丽思中国漫游奇遇记》显示了他早期小说较成功的乡土抒写和历史文化思考。

１９３０年后赴青岛大学执教，创作日丰。到抗战前，出版了２０多个作品集，有《石子船》《虎雏》《月下小景》《八骏图》等。中篇小说《边城》于１９３４年问世，标志着他的小说的成熟。

抗战爆发后，经武汉、长沙，取道湘西去云南。途经沅陵时，写散文《湘西》、长篇小说《长河》（第１卷）。后至昆明西南联大任教。１９４５年后回京，在北京大学教书。同时编《大公报》《益世报》文艺副刊。

１９４９年以后，长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先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和物质文化史。１９６０年发表《龙凤艺术》等文。１９７８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他以作家身份被邀参加第三次全国文代会，增补为全国文联委员。１９８１年出版了历时１５年写成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专著。

二、汪曾祺笔下的沈从文

汪先生在他的《自报家门──汪曾祺自传》中，写到了沈从文，读来既觉真实生动，又令人油然心生可亲可敬之情。兹录如下：

不能说我在报考志愿书上填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是冲着沈从文去的，我当时有点恍恍惚惚，缺乏任何强烈的意志。但是“沈从文”是对我很有吸引力的，我在填表前是想到过的。沈先生一共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我都选了。沈先生很欣赏我。我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

沈先生实在不大会讲课。讲话声音小，湘西口音很重，很不好懂。他讲课没有讲义，不成系统，只是即兴的漫谈。他教创作，反反复复，经常讲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很多学生都不大理解这是什么意思。我是理解的。照我的理解，他的意思是：在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其余的都是次要的，派生的。作者的心要和人物贴近，富同情，共哀乐。什么时候作者的笔贴不住人物，就会虚假。写景，是制造人物生活的环境。写景处即是写人，景和人不能游离。常见有的小说写景极美，但只是作者眼中之景，与人物无关。这样有时会使人物疏远。即作者的叙述语言也须和人物相协调，不能用知识分子的语言去写农民。我相信我的理解是对的。这也许不是写小说惟一的原则（有的小说不着重写人，也可以有的小说只是作者在那里发议论），但是是重要的原则。至少在现实主义的小说里，这是重要原则。

三、云南民歌简介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在各族人民生活中，民间歌唱活动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几乎渗透到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歌唱倾诉男女间的相互爱慕，以歌唱激发生产斗争中的劳动热情，以歌唱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就往往靠那些知识广博、阅历丰富的老歌手，以长篇的叙事性歌曲，向本民族群众和青少年传授历史知识、生产知识、生活知识和礼仪知识。据说，解放前的傈僳族人民“打官司”也是唱歌，原告、被告以歌唱申诉各自的理由，解决人也以歌唱进行裁决。因此，在许多民族中，小孩还在牙牙学语的时候，也就跟着大人学唱歌了。而一个高明的民歌手也就常常在本民族中得到人们的特别尊敬。

云南各民族民歌所表现的内容十分丰富，无论是民族历史上重大事件，生活中的婚丧礼俗，几乎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事物，在民歌中都有生动的反映。

云南民歌不仅是云南民族音乐的核心和基础，而且对民族文学艺术的发展也具有特殊的意义。她不仅是民族歌舞音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族乐曲发展的胚胎，她不仅孕育了少数民族戏曲、曲艺音乐的形成，同时也为戏曲说唱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在各类民族曲乐和华灯、白剧、壮剧、傣剧、扬琴、大本曲等戏曲、说唱音乐中，大量的曲调至今还保留民族的原形或近似民歌的变体。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各民族民歌歌词本身就是极其丰富多彩的民间诗歌。歌词可以变换，一般是乐手见景生情，随感而发，即兴编成歌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