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的二重人格

蔡阿聪 【摘要】

在陶渊明深层心理中，存在着二重人格，一是理想人格，一是现实人格。理想人格主要源于家庭血统积淀和东晋士人矫前代士风之失而形成的人格理想。现实人格主要源于陶氏家族的沦落和诗人疾患所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倾向和自卑情结。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决定了诗人一生无论出仕与归隐，都摆脱不了人生孤独困境，迫使诗人从精神上寻找一个守节固穷的群体归宿。自卑情结使诗人一生始终贯穿着自我拯救、不断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便化作在人生优越感驱动下的自我理想化和生活诗意化。

【关键词】

陶渊明;理想人格;现实人格

【作者简介】

蔡阿聪，漳州师院中文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

时下对陶渊明的研究现象分析偏多，即使寻找现象背后原因，也多从社会政治入手，很少从深层心理上揭示陶渊明人格结构及作品风格形成之因。而这正是本篇论文的中心。

一

考诸年谱，渊明生平可注意者有二：一是家世衰微;二是早孤贫病。

渊明曾祖侃，《晋书》本传称其“早孤贫，为县吏。”然靠一生勤恪，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苏峻乱起，侃被推为诸军盟主。乱平，其威望势位已在顾命之臣庾亮、王导之上。《晋书·陶侃传》：“庾亮，不有高名，以明穆皇后之兄受顾命之重。苏峻之祸，职亮是由，及石头平，惧侃致讨。亮用温峤谋，诣侃拜谢。侃遽止之，曰：‘庾元规乃拜陶士行邪?’王导入石头城，令取故节，侃笑曰：‘苏武节似不如是。’导有惭色。”

又，成帝咸和四年(329)，后将军郭默矫诏杀江州刺史刘胤，隔年春，胤首至建康。司徒王导以郭默骁勇难制，大赦，枭胤首于大航，以默为江州刺史。《资治通鉴》卷九十四：“太尉侃闻之，投袂而起：‘此必诈也。’即将兵讨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绢，并写中诏呈侃。参佐多谏曰：‘默不被诏，岂敢为此!若欲进军，宜待诏报。’侃厉色曰：‘国家年幼，诏令不出胸怀。刘胤为朝廷所礼，虽方任非才，何缘猥加极刑!郭默恃勇，所在贪暴;以大难新除，禁纲宽简，欲因际会骋其纵横耳!’发使上表言状，且与导书曰：‘郭默杀方州即用为方州，害宰相便为宰相乎?’导乃收胤首，答侃书曰：‘默扰上流之势，加有船舰成资，故苞含隐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潜严;俟足下军到，风发相赴，岂非遵养时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养时贼也!’”遂发兵，斩默，传首建康。初，侃因出身微贱，虽握重兵，明帝崩，不在顾命之列，故常怏怏。然平苏峻乱后，他一跃而为朝廷中枢，朝野赖之，其胸襟胆略，均在庾王之上，使之不得不为之敛衽。东晋虽属门阀政治，然门阀政治之实质乃实力政治。侃虽非阀阅出身，然靠勤恪，成帝时已成为可左右朝廷的最大实力派，并为朝野所称。(1)

可见，渊明曾祖侃乃江东一流人物，其勋爵直与王谢相侔。然影响不及王谢者，盖因子孙不及王谢子弟，非侃不及王谢也。侃后陶家不屑子孙甚多，勋业不继，家势之衰自在情理中，不似王谢代有才人出。渊明乃陶家第四代，祖茂既已不显，父又早亡，其家末世之景象，自更不待言矣!

陶氏家族之显赫与衰微对渊明心理自有不可磨灭之影响。其祖茂于陶氏族中乃属庶出，即属繁荣昌盛中之卑微者，此情形，对渊明心理之影响尤为重要。

《晋书·陶侃传》称侃“有子十七人，唯洪、瞻、夏、琦、旗、斌、称、范、岱见旧史，馀者并不显。”《晋书·陶潜传》：“祖茂，武昌太守。”然于《晋书·陶侃传》中并未见茂之名，可见茂乃属“馀者并不显”之列。有人谓茂任武昌太守，不得曰不显，因疑茂非侃子。袁行霈在《陶渊明年谱汇考》中认为，《陶侃传》所举九子，或称侯，或称伯，或为将军，或为尚书，茂仅为太守，与此九人相比，曰不显可也。(2)可见，于陶氏家族曾经有过的显赫中，渊明之祖茂乃一卑微者。再看其父。渊明《祭从弟敬远文》：“相及龆龀，并罹偏咎。”谓与敬远相及幼年而并丧父。又，渊明每于诗文中反复言及早年贫困之状，如“弱冠逢世阻”(3)“弱年逢家贫”(4)“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5)显然，渊明早年贫困之状，与其父不显及早瘁有关。

以上援引可知：自曾祖侃始，渊明经历了家族二重衰微：一是陶氏家族之衰微，一是渊明一支非陶氏嫡嗣本支，即属显赫中卑微之遮出者，且从其祖茂至其父，家势一代不如一代，传至渊明，未免落入“少而贫苦”之困境。

个体心理学研究表明：个体心理反应模式之形成主要有二：一是遗传，即所谓心理积淀;二是早期家庭环境及通过家庭环境起作用的社会环境。从遗传方面，渊明曾祖侃既有勤恪有为之一面，又有“功遂辞归，临宠不忒”(6)之一面。渊明称其祖茂“肃矣我祖，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7)，意谓其祖既肃穆庄重，又刚直正派，言行相称;其父则“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8)，更具名士风度。此皆为渊明所津津乐道并向往不已，故《命子》诗最后说：“嗟余寡陋，瞻望弗及。”又，渊明大为赞赏其外祖父孟嘉既有功业之显又脱略名势的名士风度。这些特点皆于渊明一生行事为人中见出，即勤恪有为与寄迹风云，功业之显与超逸之概，加上刚直率真，积淀为渊明心理反应模式。学界历来所争渊明出仕与归隐之矛盾，其人格中“浑身静穆”与“金刚怒目”之二端，实际上直接与其心理反应模式中血统遗传有关，并受东晋士风中冥合儒道，追求功业与超逸相结合的人格理想影响。

从早年家庭环境及通过家庭环境起作用的社会环境上看，陶氏家族之衰及渊明一支于陶氏家族中卑微之地位，易给渊明自小造成自卑心理，而早孤贫困之家世又加深此一心理定势。然而，自卑心理乃个体追求人性优越感之前提和基本动力。个体心理学研究表明，自卑之程度与对优越感执着之程度成正比，个体为从自卑困境求解脱，往往会树立超乎于常人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以此平衡自己，获得人生优越感。渊明人生诗意化个性即由此产生。

再者，陶氏家族之衰及渊明一支于陶氏家族中卑微之地位，又易使渊明对现状不满，甚至愤世嫉俗，与周围群体发生不可调和之矛盾，从而落入孤独之困境。渊明“性刚才拙，与物多忤”(9)、“禀气寡所谐”(11)即由此产生。为解孤独之困，渊明除了营造一个理想化境界，使自己成为诗意化境中人外，不得不苦苦寻找一个超乎现实环境之上只存于历史甚至传说中的群体，即老庄委运任化思想及古代贫士隐士群体，以为解脱现实孤独困境之途径。

另外，陶侃之勋业一度超过庾王，并为支撑东晋后期江山的谢安所崇拜，其在渊明心理反应模式形成中，具有双向作用，一是陶侃无以过之的勋业使作为陶家子弟的渊明容易产生崇拜心理。其《命子》诗咏赞陶侃内容最多，份量最大，即是明证。二是陶侃偶像地位无形中会对后代尤其对喜摆家谱的渊明产生无以超越的压抑，并在潜意识中增加其自卑心理。尼采说，一个歌德使千万个德国青年默然失色，即是此意。

另一影响渊明心理反应模式的是疾患。渊明诗文中多次直接与间接言及疾患问题，总括起来，有两个特点：一是诗人的疾病并非偶然，或后天所得，而是早年就素质羸弱;二是疾患始终伴随诗人一生，以至老病而终。如《杂诗八首》其七：“弱质与运颓，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前途渐就窄。”《答庞参军并序》：“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另外，陶一生乐爱闲居，厌倦旅宦巅沛，亦当与体弱多病有关。

心理学研究表明，素质羸弱之人较关注自己，容易形成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从而与周围环境产生矛盾冲突，落入孤独之困。再者，素质羸弱之人易自卑，总觉不如人，从而为拯救自己，往往会树立超乎常人之上的理想和志向，以此获得一种人生优越感。

于是可得结论如下：在渊明心理反应模式中，有三个基本因素：一，因遗传而来并受东晋士风影响，渊明树立了冥合儒道，执著入世勋业与出世超逸风度相融合的人格思想。二，因家世衰落与卑微引起的对现实不满，因疾患引起的自我为中心个性倾向，使渊明陷入无可逃避的孤独困境，从而迫使他不得不从精神上寻找一个超现实群体，以为安身立命之所。三，自卑情结及其超越执着。

二

始于汉末的任纵放达社会新潮，至西晋达到顶峰。但随着西晋王朝土崩瓦解及所展现的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这一幕，东晋士人开始反思任纵放达的士风，并走上一条儒道佛三家互相融合，相得益彰的道路，从而塑造了自己时代的人格理想。这一人格理想便是，既追求入世功业之显又脱略名利，不为之所拘;既向往世外超逸人生境界又富于理性精神，不任纵放荡。这一人格理想，使汉末以来士人生活中老庄思想与名教世界的尖锐冲突，绚烂归于平淡，矛盾归于和谐。西晋士人中如向秀、乐广等虽也调和儒道，然只在理论上，并未化为士人实际生活方式。东晋则既有理论，又化理论为士人行为范式，如身兼政治领袖与名士领袖双重身份的王导、庾亮、温乔、谢安等，皆可为东晋士人人格理想之表率。

渊明接受了东晋士人这一理想人格。如于《命子》诗中，他历数家谱中有功业之显的祖宗。至于东晋祖先，除了赞其功业之显外，则加上一层时代色彩。如曾祖侃“功遂辞归、临宠不忒”;祖父茂“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其父“淡焉虚上，寄迹风云，冥此愠喜”，更具超逸的名士风度。另外，渊明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塑造了一代名士孟嘉的形象，他“冲默有远量”、“温雅平旷”、“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他不拘形迹，无论仕隐，都表现出一种“每纵心独往”、“任怀得意，融然远寄，旁若无人”的风度。渊明最后赞曰：“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典型体现了东晋士人融道家忘怀得失于儒家进德修业之中的人格理想。又，于深体渊明心迹的《感士不遇赋》中，诗人写道：“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入非分，常傲然而称情。”以“傲然称情”打通击壤自欢与大济苍生之界限，正是此一人格理想之精髓。

渊明以“傲然称情”贯注于出世与入世中，以超然得失态度为入世事业的人格理想，既得之于家世之传，又受之于时代影响，故为渊明人格层次中最高境界者，亦为最不可撼动者。如此，从深层心理上，我们方能理解渊明多次出仕与归隐，其真正目的并非执着于仕隐之形迹，如许多评论所认为，是仕隐之间的矛盾，而恰是他脱略仕隐，不拘出处，以“纵心独往”、“任怀得意”为人生目标的表现。其诗文中多次言及的“失志”，亦指此一人格理想失落而言，即无论出仕与归隐，都不能使诗人真正“傲然称情”。

家世衰落使渊明对现实不满，加上素质羸弱及老病相随而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使渊明与现实环境产生不可谐和矛盾与冲突，最后落入愤世嫉俗之中。他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11)“少无适俗韵”(12)“禀气寡所谐”(13)“总发抱孤介”(14)。这一个性决定了诗人一生的孤独。其仕宦生涯如此，其归隐后亦如此。本来，归隐田园乃渊明理想之选择，是其“纵心独往”(15)“任怀得意”(16)人生态度的体现，但归隐后孤独之困如影随形，摆脱不得，使他对这一理想产生深疑和失望。如《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诗不仅写守穷之艰辛，更写固节困境──孤独，境遇甚为凄凉。后半写唯有于千载中寻知己，唯其如此，方见诗人现实之孤独!又如《杂诗八首》其二：“白日论西阿，素月出东岭;遥遥万里辉，荡荡空中景。风来入房中，夜中枕席冷;气变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此诗作于晋安帝义熙元年乙巳(405)。此年三月，渊明为建威将军刘敬宣参军，使都，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与渊明其余仕宦之作一样，抒发了行役中对田园闲居生活的魂牵梦萦：“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是年渊明自镇军参军任还归江州。八月，为彭泽令。十一月，程氏妹丧于武昌，自免职，作《归去来兮辞》，从此归隐，终老田里。《归去来兮辞》抒写了归隐田园时如梦幻般色彩的景象，洋溢着诗人进入预期生活境界时那诗情画意般的感觉。然而，这只是诗人一面。作于同时的《杂诗》八首则展现了诗人另一面，也是更为现实的一面：人生无常，盛年难再;岁月不待，有志未骋;拙于谋生，慨叹贫苦。其中最真实又最荡人心魄的便是其八所写的失志和孤独。在“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17)的归隐生活里，诗人落入了“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困境。这是“禀气寡所谐”的个性所决定的，可见出诗人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差异与矛盾。归隐愈到后期，诗人愈陷困境。除了“良才不隐世，江湖多贱贫”(18)的失落之悲和世无知己外，在家中，亦可见其凄凉无慰之况。他说：“负疴颓檐下，终日无一欣”(19)“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20)“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21)。其《责子》诗虽不免调侃，但对儿子们懒惰愚顽，难慰己心的情形，也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心情。

然而，于贫穷老病孤独失志中，渊明表现出强大的理性超越力量。这一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时代共有的把人生暂促无常提高到宇宙之理的高度，从而加以接受和肯定的思想。二是渊明以丰富的想象在历史长河中寻找一个守节固穷的群体，以慰现实境况的孤单凄凉，并赋予一己的现实困境以合乎历史传统的理想人格高度，从中获取一种与古圣相契的神圣感和崇高感。诗文中，他常把现实之“我”与古圣历史联系起来。如诗人自传中的五柳先生与上古无怀氏葛天氏之民联系起来;《与子俨等疏》中那一个困境中只要“北窗下卧”、闻“时鸟变声”、“遇凉风暂至”则“欢然有喜”的诗人形象与羲皇上人对号入座;《扇上画赞》则把隐逸传统从春秋战国历数到两汉魏晋一直说到自己头上来，诗人成了这一“翳翳衡门，洋洋泌流”中当仁不让的一个。在《咏贫士七首》、《拟古》中，诗人更搬出一大群古代贫士。诗人如此，用意十分明显：为自己生活做注解，解现实孤独之困。有评论说渊明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他总是向后看，其实当归隐田园生活还是以理想化形式存在时，诗人向往之极，心中有一美好之未来。可是，当归隐田园一旦成为现实，诗人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倾向，决定了他与现实环境不谐并非因理想境界的实现所能消除的，决定了孤独困境将伴随诗人一生，无论在不肯为之折腰的官场还是在“园田日梦想”的归隐生活里。其嗜酒及大量写饮酒诗，也是此一情形之表现。

以上分析了渊明自卑情结的形成。从心理学角度上说，自卑是一种心理困境，它使人承受着环境中来自优越者的各种压力，故为摆脱这一压力，个体会树立起超乎常人的人生理想和目标，以摆脱困境，平衡心态，获取人生优越感。追求人生优越感是个体存在的原始冲动，我们可以在渊明一生中发现这一超越过程。

诗人青年生活可谓十分不幸。他说：“弱冠逢世阻”(22)“弱年逢家贫”(23)“相及龆齿，并罹偏咎”(24)，但这一切并不能掩抑其独立拔俗、超迈凌厉的个性。他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25)“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26)。诗人言外之意是：自己从小就表现出一种非凡的个性气质，自己与世俗中人多么不同!

超越艰难时世和现实困境是渊明超越执著的另一表现形式。这除了标榜不与时俗同流合污，归隐田园，守节固穷并于孤独中建立一个精神群体外，还表现于田园诗意化之中。一百余年的东晋王朝在江南始终偏而未安，从王敦乱起至刘裕篡止，王朝始终于门阀大族和军阀势力轮番攘奇中苟延残喘。诗人故乡浔阳柴桑，更处动乱中心，军阀反叛、农民起义及接踵而来的改朝换代，主要在这一带发生。当时农村到处是一片凋蔽景象。据《宋书、武帝纪》载：“山湖川泽，皆为豪强所专。小民薪采鱼钓，皆责税直”，以致“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然而，于渊明田园诗中，我们读不到这一苦难现实。我们读到的是一幅幅隐逸者心中田园牧歌式的优美画面。面对艰难时世，诗人飘逸于云端之上：“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爱得我娱。岂无他好，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27)“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是以植仗翁，悠然不复返。”(28)“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29)余如《归园田居》五首、《归去来兮辞》、《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和郭主簿》其一、《酬刘柴桑》等，皆为这一充满诗情画意田园生活的展现。渊明正是通过理想化诗意化方式，达到对苦难时世和现实困境的超越。此一情形虽与“世极??，而辞气夷泰”的东晋诗风有关，但于渊明则是源于自卑情结的一种自我超越。(30)

综上所述，可得结论如下：在渊明深层心理中，存在着二重人格。一是理想人格，一是现实人格。理想人格主要源于家族血统积淀和东晋士人矫前代士风之失而形成的人格理想，其内涵是以任怀得意、傲然称情统一仕隐矛盾，追求入世功业与世外超逸相结合，解决儒与道、名教与自然之矛盾。在这一点上，渊明与时代并无二致，他并无超出同时代人之处，其平生失志乃指此一层面人格失落而言。渊明与同时代士人迥然不同之处表现于另一层面人格，即现实人格上。现实人格首要因素是他的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这一倾向源于陶氏家族没落及渊明一支于陶家中卑微地位所引起的诗人心志失落与不平，因体质赢弱一生疾患所形成的自我关注和自受及因此所引发的与现实环境不可调和之矛盾。以自我为中心性格倾向决定了渊明一生无论出仕与归隐，都摆脱不了人生孤独的困境。然而，也正是现实中的孤独失志使渊明从历史中寻找一个守节固穷的群体归宿，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这又与渊明现实人格中另一因素，即对优越感的执著及与之相关的人生诗意化个性倾向相联系。心理学研究发现，对人生优越感的执著与个体自卑情结有关，即自卑情结乃追求人生优越感之前提和基本动力。在渊明一生中，有三个因素导致他形成自卑情结：一是家族双重式微;二是曾祖陶侃不可逾越的偶像地位对作为陶家子弟的渊明的影响;三是自身体质羸疾。自卑情结的形成使渊明一生始终贯穿着自我拯救、不断超越的过程，这一过程便化作在人生优越感驱动下的自我理想化和生活诗意化。这一倾向又与其人格理想相结合，于是，我们今天才能读到一位于困境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于贫病交加中“融然远寄”的诗人和他的乱世中优美如画的田园诗及末世中的桃花源。

【注】

(1)参见《资冶通鉴》九十五。

(2)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

(3)《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4)(23)《有会而作》。

(5)(9)(11)《与子俨等疏》。

(6)(7)(8)(21)《命子》。

(10)(13)《饮酒二十首》其九。

(12)《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14)《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15)(16)见陶渊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17)《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18)《与殷晋安别》。

(19)《示周续之祖企谢景夷三郎》。

(20)《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

(24)《祭从弟敬远文》。

(25)《杂诗十二首》其五。

(26)《拟古九首》其八。

(27)《答庞参军》。

(28)《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

(29)《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

(30)有人认为渊明田园诗中也写农村破败景象，如《归园田居》其四等。但陶此类诗本意，并非反映民生疾苦之现实，而是表达人生无常之感慨，从而追求一种“暂得于己”、“欣于所遇”的人生境界。参见《归园田居》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