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探索

一、管教严格的家庭

梁启超先生字卓如，别号有任公、沧江、中国之新民及饮冰室主人等。广东省新会人，出生在前清同治十二年（公元一八七三年），民国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逝世，死时五十六岁。

梁氏的先祖是由中原向南方逃亡的难民，曾经遭受宋明亡国的痛苦。在他曾祖父以前，世代耕田，勤朴地过日子。他祖父名镜泉，是一位秀才；祖母名黎。他父亲名莲涧，也是一位秀才，在乡里教书，平时常为乡人排难解纷；母亲赵氏，非常贤慧。

梁氏幼年的教育是在家庭中接受的，他的祖父、父亲和母亲都曾教他读书。父亲对他的管教很严，他的言语举动如稍不规矩，即遭受责骂；当他十二岁考取秀才时，他的父亲仍然要他操作劳役。母亲生性温良慈爱，不过对他的督促也很严厉，不但教他读诗书，而且教他做人的道理。梁氏在《我之为童子时》一文中，曾追述他六岁时因说谎被责的情形说：

“……我家之教，凡百罪过皆可饶恕，惟说谎断不饶恕。我六岁时不知为何事忽说谎一句，……不久即为我母发觉，……当时被母翻伏在膝前，力鞭十数，我母当时教我之言甚多，但记有数语云：‘汝若再说谎，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我母旋又教我曰：‘凡人何故说谎，或者有不应为之事而为之，畏人之责其不应为而为也，则谎言吾未尝为。或者有必应为之事而我不为，畏人之责其应为而不为也，则谎言我已为之。夫不应为而为，应为而不为，已成罪过矣，若己不知其罪过，犹可言也，他日或自能知之，或他人告之则改焉不复如此矣。今说谎者则明知其罪过而故犯之也，不惟故犯，且自欺欺人，而自以为得计也。人若明知罪过而故犯，且欺人而以为得计，则与窃盗之性质何异，天下万恶皆起于是矣。然欺人终必为人所知，将来人人皆指而目之曰，此好说谎话之人也，则无以信之。既无人信，则不至成为乞丐焉而不止也。’我母此段教训，我至今常记在心，谓为千古名言。”

由此可见母教对他影响之深，直到晚年还感念不忘。

梁氏的祖父不仅教他读书，而且常拿古时圣贤豪杰的言行勉励他，对于宋明亡国的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更是不厌其详的讲解给他听。像“崖山遗恨”、“扬州十日”、“嘉定屠城”等反清的历史，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熟悉了。

二、勤勉不懈的治学

梁氏聪慧过人，求知欲特别强烈，从小便勤读不懈。他六岁时便读完四书，八岁读完五经。年幼的时候，因家贫买不起书，家里只有史记和纲鉴易知录两部书，他几乎每天都读，差不多全部可以背诵。光绪二十一年，京师强学会成立，会中购有很多西书，他也几乎全部都浏览过。民国七年他去欧洲考察，在船上五十天看完两大箱近一百册的日文书籍，由此可以看出他勤读的程度。他为了想看懂西书，曾努力学习英文，在四十多岁漫游欧洲时还跟好友丁在君学习英语。

他常因讲学和著述，废寝忘食，甚至影响健康；民国七年春夏间，曾摒弃百事，专心于中国通史的著述，数月之间写成十余万字，以致患病吐血多时，通史的著述因此停顿。他到了晚年，仍然致力于著述，毫不懈怠；去世前夕，卧病在北京协和医院，还在赶写未完成的著作，其勤勉治学的精神实属罕见。据估计，他一生一共写了一千四百多万字，平均每月写三万字左右。他常一夜之间不眠不休地写上几千字，由此也可见其才华之卓越超群。

三、正气懔然的性格

梁氏受了中国传统的教育，所以具有中国读书人的性格，正气懔然，只要是义之所在，即不畏艰险、不屈不挠的去完成。

光绪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以后，慈禧太后的党人四处抓人。参加政变的康有溥、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等人皆被斩首；其它牵涉新政的人，不是被充军，就是被革职，或被监视起来。梁氏当然也是被通缉的要犯，但他在八月六日却出现在日本使馆。他到日本使馆并不是去避难，而是自动去赴难的：他以牺牲个人生命为条件，恳求日本公使营救光绪皇帝和康有为，其悲壮之气感动了日本公使，不但没有将他送给清廷，而且还帮助他逃亡日本。他在日本时，吴稚晖等人在日本大倡革命，遭到清廷官吏的猜忌，因此清廷请求日本政府递解吴稚晖等人回国。梁氏一向对吴氏甚为尊敬，他知道这件事以后，曾经气愤地对清廷大加指责。

民国四年五月袁世凯利用美国人古德诺发表文章，力言共和政体不适宜于中国，中国必须实行帝制；又有杨度、刘师培等人在北京发起组织筹安会，极力拥护袁世凯做皇帝。梁氏深知其中阴谋，就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痛骂袁世凯一顿。据说，当这篇文章还没有发表的时候，袁曾派人送二十万金给梁氏祝寿，这样厚重的贺礼不但被他拒绝，而且他还把这篇文章录下来送给袁看。袁又派人告欣他，大意说：“你亡命已经十余年了，逃亡的苦味也应该尝够了，何必还要自讨苦吃？”他却笑着对来人说：“我过去对逃亡很有经验，我宁愿过逃亡的生活，不愿意在混浊的空气中苟且偷生。”他这种不畏权贵、不受威胁利诱的胆识，多么令人敬佩！

四、爱国救国的热忱

梁氏一生热爱国家民族。他曾说：“爱国两字，近来当做时兴口号，到处有人说起，但细按下去，真能爱国者究有几人？比起别国人爱国至情，我等真要愧死。”这是何等感慨！他的爱国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在行动上表现出来。

他一向被人认为是维新派，其实在光绪二十九年以前，也就是在他三十岁以前，与其说他是维新派，不如说他是革命派。他推翻满清的革命救国的行动，虽然不像国父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那样的轰轰烈烈，但也颇足称述。在革命行动方面，他在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以后，曾打算和国父所领导的革命党携手合作；初步的合作是办了一种名叫“中国秘史”的杂志，刊登宋明亡国和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的故事。自此以后，他和中山先生的来往日渐密切，甚至有合作组党的计划，只可惜由于康有为的从中阻挠，未能成功。

光绪二十五年九月间，他在东京创办了一所高等大同学校，一时有革命思想的人，都集中在这所学校里。他对学生鼓吹英法自由平等的学说，鼓舞他们努力革命大业。那时留日学生当中主张排满最激烈如戢翼翚、沉云翔等人，也常常来大同学校访问，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影响力。

民国成立以后，他为了国家的生存更表现了无比的爱国救国行动。在民国四年为了护国讨袁曾经好几次出生入死。这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当蔡松坡宣布讨伐袁世凯以后，梁氏即在上海各报发表讨袁文字，以等待各省的响应，可是等了三个多月却没有动静，他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广西响应的消息来了，陆荣廷派唐绍慧来上海，准备迎接他去广西；并且说只要梁氏一到，广西马上独立。于是他急着要去广西，事先和大家约好分途前往，以免被人发觉。他预定先到香港，再由安南偷渡入镇南关，但不料在上海的住所被侦探包围，袁世凯捕拿梁氏就地正法的命令早已通行各省。后来他得到日本武官青木的帮助，才幸免于难。他到香港以后，改乘日本货船到海防，由日本农场主人深夜以小艇来接，步行了三天，才抵达镇南关。这次沿途吃尽苦头，遭遇了许多危险。后来他又冒险前去广东见龙济光，终使龙氏就范。护国讨袁能够顺利成功，梁氏实在是功不可没。

民国七年，徐世昌任总统，而大权则操在督办段祺瑞的手中；段为了要向日本借款，不惜以山东权益让给日本作为交换的条件。梁氏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正是以北京政府特使的身分参加巴黎和会，于是坚决反对这丧权辱国的和约，拒绝签字。他以一个北京政府派去的特使，为了国家的利益居然敢反对政府的“政策”，这种为国家的大义而不计牺牲小我的风范，深为国人所仰慕与赞赏。

五、日新又新的思想

梁氏常受人批评的是他的思想往往前后矛盾，这点他颇有自知之明，不过由此正足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在不断的进步和求新之中，他自谓“太无成见”、“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挑战”，表现出他始终不落伍而力求赶上时代适应环境。

他的思想可说是一直走在时代的前端，凡西洋各种新思想和学说，只要是合乎时代潮流的，他无不接受而加以提倡。他在光绪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这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就和康有为的学生麦梦华办了一种小型杂志，名叫“中外纪闻”，宣传民权思想。次年，他又办了一种刊物，名叫“时务报”，提倡民权的言论较前更加激烈。光绪二十二年，他担任湖南时务学堂总教习，常在批改学生的笔记中提倡民权思想。

他又是清朝末年提倡女权极早的一人，在光绪二十二年就已经鼓吹女子教育；他以为女子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而女子有没有受教育与国家的盛衰有极密切的关系。他极其反对女子缠足，在光绪二十三年，曾经和汪康年、麦梦华等人在上海创办了一个“不缠足会”，提倡天然脚；这虽然是小事，但在当时全国相习成风的情形下，这种反传统的主张，正可以看出他思想的新颖。

六、科学求真的精神

梁氏的感情非常丰富，他的一生行动始终无法完全摆脱他的老师康有为的影响，原因就在这里。不过，当他的看法和老师大不相同时，他就既不盲从，也不缄默。例如康有为是反对革命的，而梁氏在早年则赞成革命，他并不因为康有为反对革命就不敢和他争辩，他常引述希腊哲学家的话：“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这种态度实在就是科学求真的精神。

梁氏虽然不是科学家，但他却深信科学。民国七年，他到欧洲考察，为了要彻底了解欧洲的实况，在同去的人当中，他还特别物色了一位科学家丁文江（在君）同行。丁氏曾经在英国专攻地质学和动物学，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科学家。梁氏对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方法都有深切的认识，他本来就长于历史，后来更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创下了史学统计的研究方法，这些都足以看出他对科学的笃信不移。

民国十二年春夏之交，丁文江和张君劢两人为了人生观问题而发生争论，双方参加的学者达数十人，但由于没有把讨论的前提确定，结果成为一场混战。梁氏曾为此写了两篇关于科学玄学论战的“战争国际公法”和“人生观和科学”的文章，希望能够藉此促使他们真正为真理而辩论。他在这两篇文章的结论里说：

“我把我极粗浅极凡庸的意见总括起来，是人生关涉理智方面的事项，绝对要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这种客观谦虚和审慎公允的态度，又是何等的契合科学精神！

最难能可贵的是梁氏最后竟以身殉于科学。原来他在民国十四年曾患小便出血症，一直找西医治疗，最后竟因西医错误的诊断和手术，不但病没有治好，而且加速了死亡；不过他所遗留下来的对科学的信念，实在令人钦佩。他自住入北平协和医院以后，直到临终的最后一刻，他始终相信医院和医生，没有半句埋怨；他在临终时还遗命将他的尸体捐赠给协和医院作解剖研究之用。他这种为科学为真理的容忍和牺牲的精神，实在伟大。

七、三育并重的见解

梁氏虽然不是纯粹的教育家，但他的教育主张颇多可取的地方，其中三育并重的见解，今天读起来犹足发人深省。他以为中国古代的教育，原是“三育并重”、“德术兼修”、“文武合一”的，可是自从仿效外国教育制度以后，不仅使中国固有的精神荡然无存，而且仅仅袭取了外国的皮毛，连西洋教育的根本精神也未学得；因此，他极力主张恢复我国古代“智仁勇”三者并重的教育。所谓“智仁勇”三者并重的教育，是和现代“智德体”三者并重的教育相似而不尽相同的。梁氏认为近代“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不足包括人类整个心理；而健全的教育应按人类的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而分为智育（智）、情育（仁）、意育（勇）三方面，三者并重，才是圆满的教育。他说：

“人类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这三部分圆满发达的状态，我们先哲名之为三达德－－智、仁、勇，为什么叫做‘达德’呢？因为这三件事是人类普通道德的标准，总要三件具备纔能成一个人，三件的完成状态怎么样呢？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他这段话是说明圆满的教育不仅应包括智、情、意三育，而且还要以达到智、仁、勇的完成状态为理想，所谓完成状态，就是：“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如何才能“不惑”、“不忧”、“不惧”？梁氏说：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能。”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里路爬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说：‘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意志怎样才会坚强呢？头一件需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论语说：‘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一被物质上无聊的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钢也会变为绕指柔了。”

他以为在知育方面，如果能够具备相当的学识，则能明白事物的条理，辨别是非的标准，这样自然能够不惑；在情育方面，如果能够看透成败得失的道理，则能体会人己的合一，这样自然能够无所疑虑而做到不忧；在意育方面，如果能够做到心地的光明磊落，不为劣等的欲望所牵制，则能见义以赴，不避危险，这样自然能够不惧。

八、理想国民的塑造

梁氏鉴于我国国民一般的缺点，针对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吸收东方和西方道德的特点，塑造了一个理想的国民的标准，他称之为“新民”。这个标准不但在当时是有价值的教育，就是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努力去实践。

梁氏所望的“新民”有下列的特点：

１、要有公德心：

新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公德心。中国一般人一向只注重私德，而缺乏公德心。可是公德心比私德更重要，因为公德心是维持团体生活不可缺的：如果一个团体的国民缺乏公德心，这个团体的秩序就很难维持；如果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国民缺乏公德心，这个国家所举办的各种公共活动也很难发生效果。

２、要有国家观念：

中国人对国家的观念很淡薄，一般人只知道有个人、有家族、有天下，而不知道有国家。其实，国家比个人、家族和天下都重要：如果没有国家，个人也失去了依附；国家一旦灭亡，个人也无法生存了。所以新民应该爱国家甚于爱个人，爱国家甚于爱家族和爱天下。新民应该有为了国家虽然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

３、要有进取冒险的精神：

人生原就充满了困难和忧患，假如没有进取冒险的精神，就永远为困难和忧患所制服；人民进取冒险的精神愈盛，其国家也愈强。

４、要有权利观念：

权利就是个人有资格享有某些合法的利益。当这些合法的利益受到别人侵犯的时候，我们应该依法力争，以确保这些利益而不坠。如果大家都有权利观念，就会各守本份，和尊重别人的合法利益。

５、要了解自由的真义：

自由不是放纵，也不是不受约束；自由是和秩序、法律相伴而来的。一个人想要得到真正的自由，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团体的规则。遵守国家的法律，服从团体的规则，这些都是自由不可缺少的条件。因为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守法，他就不会侵犯别人的自由，这样个人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６、要有规律的生活：

新民的生活是自治的。所谓“自治”，就是规律的生活。新民的饮食、起居和作息，都应该有一定的时间。

７、要认清义务：

新民要认清纳税和服兵役是个人应尽的义务。现代的国家，一方面要靠人民纳税，办理各种事业，以谋人民的福利；一方面要靠人民服兵役，以巩固国防而保卫国家的安全。

８、要能够自尊：

所谓自尊，就是新民必须具备有不受威胁、不受利诱的独立人格。

９、要有毅力：

毅力就是坚毅不挠的精神。个人无论遭遇任何困难，必须不屈不挠，奋斗到底。

１０、要能够合群：

优胜劣败为人类和生物生存的公例，虽然优胜劣败的原因不止一端，但能否合群却是重要的原因。人类能够生存到今天，不被其它生物所消灭，也就是合群的效果。中国人只有个人没有团体，形同一盘散沙，所以一遇到外来的侵略，就不能团结对外，这种恶习应该赶快改正过来。

１１、要做社会的生利分子：

新民必须是社会的生利分子。所谓生利分子，并不是要每个人直接参加到生产事业里去，凡是能够保护生利的人，像官吏、军人和医生等，也都是社会的生利分子；凡是能够增加人类知识，改进人类品质的人，像教育家和文学家等，也莫不是社会的生利分子。

１２、要有尚武精神：

中国国民的体质一向十分文弱，当此列强逼境的时候，尚武精神尤其不能缺少。

１３、要注重私德：

私德和公德并不是相对的名词，而是相关的名词。个人必须有私德然后才能有公德，聚有私德的个人，才能组成有公德的团体。私德醇美的个人，虽然并不一定公德完备，但只须推其私德，不难兼具公德；但私德恶劣的个人，必无公德，所以私德可说公德的先决条件。

１４、要具政治能力：

一个政府是否健全，要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无行使政治的能力。要建立一个民主有效的政府，人民的政治能力尤其重要。

此外梁氏所论尚多；惟由以上所举，已可看出他所塑造的理想国民，应该具有的各项人格修养了。

九、讲学育才的晚年

梁氏早年从事教育的生涯不多，到了晚年从事讲学育才，却极为辛勤。他自民国九年从欧洲返国后，对于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自此以后不再从事政治活动，专心致力于讲学育才的工作。

他在民国九年曾为办理中国公学捐募基金；又组织共学社，编译各书；发起讲学社，聘名哲讲演。

国十年他应天津南开大学之聘，在该校主讲中国文化史。这年十月以后，又应京、津各学校的邀请，曾作公开讲演七次。

民国十一年四月起，梁氏应各学校和团体的邀请，曾作学术讲演二十余次。这年春天曾在清华学校讲学；八月末旬在南通中国科学社年会讲演；十月下旬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因为讲学过劳，以致患心脏病，但讲演仍然没有停止。此外，他为了谋求中国公学的发展，仍然不遗余力地奔走呼号。

民国十二年梁氏发起创办文化学院于天津，后来因为经费困难，创校计划未能实现；他又和同志创办松坡图书馆；七月主讲南开大学暑期学校；九月起在清华学校讲学。

民国十三年春，他在南开讲学。

民国十四年九月初担任清华研究院导师；这年就任京师图书馆馆长。

民国十五年梁氏就任北京图书馆馆长。同时仍在清华讲学，并忙于三馆馆务和学术讲演。

民国十六年梁氏就任司法储才馆馆长，并担任人生哲学一课。

综观梁氏的晚年，其讲学育才的辛勤，较同时代的任何教育家有过之而无不及，梁氏曾说：“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他可说是如愿以偿。

十、思想言论的影响

要举出一个清末民初在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尽力最多、贡献最大和影响最深的人，我们不能不说那就是梁启超先生了。他在学术思想上的成就，远较他在教育上的成就为多。

梁氏在思想界的最大贡献，是他所倡导的思想自由。他既不盲目于新学，也不固执泥古，他对于我国过去思想界各家思想受儒家思想的束缚，极为不满；他认为这种儒家思想所形成的束缚，使我国二千年来殊少杰出的大思想家，即使有也只能托古而存，毫无独立精神。所以他一生致力于提倡思想自由，力图破除这种思想界旳痼疾。清朝末年，我国思想界虽然粗率浅薄，但朝气蓬勃，这不能不归功于梁氏的倡导。

其次，梁氏对于新思想的输入和宣扬，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光绪二十二年他主编时务报，数月之间竟销行达三千份，为我国自有报纸以来空前未有的现象。光绪二十四年又在日本横滨创办清议报，二十八年创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杂志等，这些报纸杂志对于开民智、振民气，都有极大的影响。已故德劭学博的蒋梦麟先生曾在他所着的西潮一书中说：

“他（指任公）的‘新民丛报’是当时每一位渴求新知识的青年的智能源泉。”

“我就是千千万万受其影响的学生之一。”

新民丛报只刊登和发表梁氏著述的一部分，影响已如此重大，其它可想而知。

梁氏见解新颖，笔锋锐利，感情丰富。他所发表言论的字里行间具有一股不可抗拒的魔力，凡读过他的著作或听过他议论的人，莫不直接或间接地、自觉或不自觉地深受他的影响。如果说梁氏是使中国思想走上现代化的功臣实不为过。我国国民革命的成功，他在鼓吹和宣传上的功劳也不可没。萧一山所着的清代通史中有一段话说：

“……内地之宣传，人心之趋向，大半皆任公之力。当余总角受书时，即曾读其家喻户晓之中国魂，而固不知有民报与革命也。以后再造共和，扑灭复辟，其遗徽更不可磨灭矣。”

世人多以保皇责备梁氏，殊不知革命的思想，尤其是在初期，多赖于梁氏言论的影响而能普遍深入；梁氏的政治思想，固然直接地兴起宪政运动，实际上也间接地促成了国父孙中山先生革命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