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的中国心

今年是大文豪维克多·雨果诞辰200周年。雨果一生为穷人、为弱者、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说话，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说话，写诗、写小说、写剧本、写政论和文学评论，与非正义和不公正言行做过不妥协的斗争，给全人类留下了包括《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在内的宝贵文学遗产，成为世界各国人民敬仰的文学泰斗。

今年4月底，在参加中山大学和法国驻华使馆等联合主办的纪念雨果诞辰200周年活动时，我结识了雨果的曾孙女玛丽·雨果女士。专程赶来广州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玛丽，代表安息在法国先贤祠里的曾祖父朗诵了一封抗议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暴行的公开信──《致巴特勒上尉》的全文。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我亲眼看到了这份雨果一个多世纪前写就的亲笔信。这封信是中山大学著名雨果研究专家程曾厚教授几经周折，才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雨果档案中发现并影印带回国内的。

听着玛丽用法文充满激情的朗诵，仿佛听到了雨果在呐喊;看着那些因义愤而显得狂狷的字迹，仿佛看到雨果在奋笔疾书。我的心激动了，眼睛也湿润了：雨果不仅是中国读者热爱的伟大作家，而且是值得中国人民尊敬的伟大朋友──他是在中国的圆明园惨遭焚毁之后，惟一挺身而出白纸黑字地抗议英法联军野蛮暴行的西方文人。

雨果为中国仗义执言

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1860年10月6日这个国耻日。正是在这一天，英法联军攻占了圆明园。在掠走了园内不可胜数的无价珍宝和文物之后，为了掩盖罪行，英法联军于10月18日把这举世无双的“万园之园”付之一炬。

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的两对罪魁祸首：一对是政治的，那就是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和法国侵华军全权代表葛罗;另一对是军事的，那就是英国侵华军总司令霍普(一译克灵顿)和法国侵华军总司令孟斗班(一译孟托班)，正是他们带领侵华联军争相抢劫圆明园中的罕世珍宝和中国传世文物。

火烧圆明园事件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空前劫难，任何有正义感的人都会为此感到痛心疾首，怒火满腔。但遗憾的是，我们很难找到当时西方人士谴责这一暴行的文字根据──除了雨果。

当年正在英国根西岛上流亡的雨果，就在法国侵华军“凯旋”后得意洋洋之时，于1861年11月25日给“载誉而归”的巴特勒上尉写了一封信。雨果以其犀利辛辣的笔锋，义正词严地痛斥了英法联军践踏人类文明的强盗行径──

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一个世界奇迹，这个奇迹叫圆明园。……我们常说：希腊有帕台农神庙，埃及有金字塔，罗马有斗兽场，巴黎有圣母院，东方有圆明园。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见过它，大家也梦见过它。这曾是某种令人惊骇的不知名的杰作，在不可名状的晨曦中依稀可见，如同在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显出亚洲文明的剪影。

然而这个奇迹已经消失了。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洗劫，另一个强盗放火。看来，胜利女神可能是个窃贼。对圆明园进行了大规模的破坏，由两个战胜者分担。我们看到，这整个事件中还与额尔金的名字有关，这注定又会使人想起帕台农神庙。从前对帕台农神庙怎么干，现在对圆明园也怎么干，而且干得更彻底，更漂亮，以致荡然无存。如果把我们所有大教堂的所有财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东方这座了不起的富丽堂皇的博物馆。园中不仅有艺术珍品，还有成堆的金银制品。丰功伟绩，收获巨大。两个胜利者，一个塞满了口袋，这是看得见的，另一个装满了箱箧;他们手挽手，笑嘻嘻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我们是文明人，中国人对我们则是野蛮人。这就是文明对野蛮所干的事情。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将会叫法国，另一个将会叫英国。我先要提出抗议，感谢你给了我抗议的机会：治人者的罪行不是治于人者的过错;政府有时会是强盗，而人民永远不会。

法兰西帝国吞下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帝国竟然带着某种物主的天真，把圆明园富丽堂皇的破烂陈列出来。我希望有朝一日，解放了的干干净净的法兰西会把这份赃物归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1861年2月23日至4月10日，拿破仑三世将从中国抢来的圆明园文物公然在杜伊勒里王宫展出。中国人当然知道，现在西方博物馆里收藏着多少从圆明园抢来的珍品。中国人更知道，雨果信中提到的额尔金，其父于1799年至1802年任英国驻土耳其大使期间，曾参与洗劫和毁坏帕台农神庙的野蛮暴行，并私自盗走神庙内大批精美的大理石雕像。雨果短短的几行字，就把额尔金父子所代表的西方殖民者毁坏人类两大文明的丑恶嘴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雨果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

雨果在上述信中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文艺理论问题：艺术有两种起源，一是理想，理想产生欧洲艺术;一是幻想，幻想产生东方艺术。而圆明园在幻想艺术中的地位，和帕台农神庙在理想艺术中的地位相同。

雨果认为，希腊文明和中国文明分别代表人类文明的“两极”。他有一篇直到1937年才被整理出来公开发表的文学评论，题目叫《趣味》，其中断言：“由此产生了两首巨大的诗篇。此为‘太阳神’，彼为‘中国龙’……这两个世界属于最高的趣味，标志出这最高趣味的两极。这最高趣味的一端有希腊，另一端有中国。”

由此可见，雨果对中国文化由景仰而情有独钟，其追求之热切，之执着，不仅超出了法国人的想像，也远远超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想像。细心的读者阅读雨果的长篇小说《笑面人》，就不难发现有这么一句话：“中国在发明方面总是跑在我们前面：印刷术，大炮，气球，麻醉药，都是他们先有的。”

而从雨果的绘画中也可以看出，他还是一位造诣颇深的中国“水墨画”画师。雨果经常用中国墨和浓咖啡泼墨作画，写意之奇甚至令当代中国画家都连连称赞。其中有一幅题为《杂耍少年》的画让我更是惊叹不已。在这幅画中，一个中国杂耍少年在一张普通木头靠背椅子上表演“拿大顶”。若不是少年倒立的背影恰好构成“ V H”(“维克多·雨果”的法文缩写)署名，真不敢相信这幅中国风格的绘画竟出自一位西方大作家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