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师表》看诸葛亮的论辩艺术

《出师表》是公元二二七年（蜀汉建兴五年）三月，诸葛亮出师伐魏，临行时写给后主刘禅的奏章，为历代文人所传诵。陆游“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书愤》文天祥在《正气歌》中说：“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周秦汉唐以来，臣子写给皇帝的奏章不胜枚举，为何惟独《出师表》独树一帜？我们认为它的艺术魅力就在于他的高超的论辩艺术和论辩的说服力。

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苏洵在《谏论》中说：“说之术，可为谏法者五：理喻之，势禁之，利诱之，激怒之，隐讽之……”意思是说要使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可有深刻的道理说服对方，讲明形势告诫对方，申明利害关系诱导对方，用言语激起对方的感情，用含蓄的话语劝告对方。《出事表》难能可贵之处正是他在一“表”之中综合使用了“理、势、利、激、讽”等多种论辩艺术，有着极强的说服力。

势禁之。《出事表》起笔曰：“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诸葛亮从先帝创业之志未竟说起，分析当前形势不利的客观条件：蜀汉国力最弱，不及魏吴二国，如不发愤图强，则难与曹、孙持久并存，有被他国吞并的危险。以此提醒后主刘禅注意。尔后又亮出一道“希望”之光，“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在指出不利的形势下，分析了有利的主观条件：文武官员受到先帝的恩遇，想在后主身上报答。这就又使本来吓得“汗颜”的后主稍镇定了一下。也是下文“喻理”的契机。那么，怎么办？“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这是分析目前形势，说明战略后方已经巩固，兵员装备已经就绪。条件成熟，应当出兵完成大业。以上是分析形势。

理喻之。诸葛亮在讲明当前形势之后，接着便向后主刘禅提出了三项建议，并用深刻的道理进行说服。第一是“开张圣听”；第二是“陟罚臧否”；第三是“亲贤、远佞”。讲明“开张圣听”广开言路的目的，是“以光先帝遗德”，振奋志士精神。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阻塞了忠谏之路。在“法治”方面，诸葛亮提出严明赏罚，并对执法中可能出现的标准不一和“偏私”这两种情况提出告诫。“陟罚臧否”万万不能因“宫中”、“府中”而异，“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明确评判人的好坏，一律以法律为准绳。言外之音，你当国君的不要以己意从中干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使用什么样的人去实行就成了关键。他告诫后主一定要“亲贤臣，远小人”。只有依靠死节之臣，才能保证北伐成功，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通过“理喻”，切盼后主采纳“忠谏”。

利诱之。诸葛亮在劝告过程中，反复申明了处理内政和人事方面的利害关系，这一点我们在前文已经提及先汉的“兴隆”和后汉的“倾颓”的历史经验教训做对比，特别强调亲近贤臣，疏远小人是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的大事，不能不高度重视。为此，向后主推荐了一批可“亲”可“信”的贤臣，文臣有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武将有向宠。“此悉贞良死节之臣”，而且都是“先帝简拔以遗陛下”的，希望后主“亲之信之”，以求汉室兴隆。否则，失去他们的辅佐，汉室就江山难保！把“亲贤”“远佞”提高到汉室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观照，警儆后主，这样的“利诱”无异于一剂猛药。

隐讽之。诸葛亮上表陈说时，特意安排了一段表白身世的文字，“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接着说明是先帝“三顾”“草庐”，臣才得以“出山”的。乍一看，表达的是“报先帝”

“忠陛下”的感情。其实，我们从下文“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一句便可知道，诸葛亮是在用含蓄的话语劝告后主，要他记住“白帝城托孤”一事：“章武三年（二二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嘱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泣涕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敕诏书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③由此可见诸葛亮坚志报答刘备“知遇”之恩，刘备既死，他又受刘备之托辅佐刘禅，一生奋斗目标是兴复汉室，鞠躬尽瘁，光明磊落，并无非分之想。这一点，后主理应明白。这是作者用委蛇含蓄之辞，启发劝告刘禅要多听像他这样的“良臣”之言。

激怒之。刘勰在《情采》中指出：“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文心雕龙》）他把“情”和“理”喻之为“经”和“纬”，也就是说，文章的思路，文采是不能离开情和理的。《出师表》正是以“激情”（动之以情）进行“明理”（晓之以理）的。综观全“表”，始终贯穿着一条明显的情感线索：表达诸葛亮报答先主知遇之恩，效忠刘氏父子、以身许国完成先帝未竟的大业。从感情的走向来看，一开始从先帝“中道崩殂”落笔，这就蕴涵着极其痛惜的感情，意在引起刘禅深思：该化悲痛为力量，继承先帝遗愿。接着依次说道先帝对贤臣的“殊遇”、注意“简拔”贤臣以及论史时的“叹息痛恨”，既表达了作者对先帝的崇拜、爱戴之情，又包含了激励刘禅要效法先帝，发扬先帝“遗德”。自叙本人身世，受先帝赏识而感激“出山”，以及“受命以来”的工作过程，抒发了效忠刘氏父子的真挚感情。在谈论各方面的责任时，诸葛亮面对后主立下“军令状”：“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要求刘禅委以重任，“臣不胜收恩感激”。从感恩到“临表涕零”的结束语，道不尽临行时依依不舍之情。

尽管上此“表”时诸葛亮并不在朝，而在千里的汉中，然而，我们每读《出师表》，脑海里总会浮现出一位温柔敦厚、忠义凛然的“良臣”面对君主慷慨陈词，眼泪直淌，文武百官一旁屏息聆听，不时颔首赞许的动人场面。作为一名忠臣诸葛亮不仅直言敢谏，而且善于劝谏。《出师表》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它除了“亲贤远佞”的深刻内容外，还巧妙地将“理、势、利、激、讽”等多种论辩手法融为一体，受到了以理服人和以情动人的双重艺术效果，成为章表写作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