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新时间:2023-08-22
流亡者
文学与流亡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学家与流亡者也结下了不解之缘。
丹麦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巨著《19世纪文学主流》开篇便是“流亡文学”。他对在卢梭启发下产生的法国流亡文学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里安、勒奈、史南古、诺底叶、斯塔尔夫人等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勃兰兑斯这样写道:“我们仿佛看到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出现在一道颤动的亮光之中。这些人站立在新世纪的曙光中;19世纪的晨曦照在他们身上,慢慢驱散笼罩着他们的奥西安式的雾气和维特式的忧郁。我们感到他们经历了一个恐怖的流血的夜,他们脸色苍白而严肃。但他们的悲痛带有诗意,他们的忧郁引人同情;他们不能继续前一天的工作,而不得不怀着疑虑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础,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一下的碎片收拢起来。为此他们想到屈辱,他们的感情的迸发表露了这种情绪,在这里面人们可以感受到激发人心的力量。”
从天性上讲,勃兰兑斯首先是一位诗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评家。否则,他就不可能超越“进步/反动”的辩证思维模式,直接进入文学的内核──文学之所以产生,源于人类灵魂深处有一种对现实的强烈的不满足感。与芸芸众生相比,文学家的这种不满足感体现得如暴风骤雨般强烈。与现世维系的纽带往往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强力,终于断裂了。最后,文学家含泪告别他们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流亡文学是一种表现出深刻不安的文学。”勃兰兑斯的这一结论意味深长,他个人的隐痛亦浓缩其中。丹麦的教会与政府十分讨厌这名“不信神的犹太人”,他们撤销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学的教席,并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继续对他进行迫害。1877年,勃兰兑斯不得不移居柏林,开始了6年漫长的流亡生活。结果,敌人弄巧成拙,将自身置于更加不安的境况中,勃兰兑斯的影响力比他在国内时更大了。
19世纪中期,欧洲的两个主要国家都分别流放了他们最伟大的作家:英国流放了拜伦,德国流放了海涅,法国流放了雨果。但流放并没有使他们任何一个人失掉他的任何文艺影响。作为“祖国的异邦人”,他们用自己的流亡为“祖国”构建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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