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中国历史上“最不可救药的文人”

苏东坡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书、画俱佳，他的人格所体现的进取、正直、慈悲与旷达的精神闪耀着千年的中国历史，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还被誉为第一千年世界历史的１２位英雄之一。

苏东坡自云：“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可是封建官场之于他，注定是失败的地方，那不是因为他不懂官场，而是懂得太多，他痛恨那种无益的党争，屡屡在关键时刻吐露真言，因此他被当政的各派视为持异见者，频繁遭到贬谪，苏轼的无奈也是历史的无奈，是封建制度下的必然结果。

难得的是苏轼坦然接受这种厄运，他一生“历典八州”，“身行万里半天下”，不仅没有被打倒，以其达观和智慧，以其丰富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人格魅力，在升沉之间，留下了２７００余首诗，３００多首词，８００多通书信，各种文章数以千计，被赞誉为“不可救药的文人”，创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

今天看来，这样的“不可救药的文人”才是中国历史的光荣，不仅因为他留下的大量的诗书画作品，还因为他的处世精神，为后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范式。

苏东坡，本名苏轼，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公元一○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眉州眉山县人。眉山县位于今四川省成都南五十里左右，父苏洵，母程氏。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在宋代文坛上皆享盛名，后人称之为“三苏”，皆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东坡故居在城南纱谷行，清朝曾经重建，号称“三苏祠”。当时有歌谣说：“眉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眉山草木尽都枯萎失色，原因是草木之色全加诸于三苏身上，还有传说入：“蜀有彭老山，东坡生则童，东坡死复青”。当然这些只是后世对于苏东坡的崇拜而附丽的想象不实的话。

苏东坡的母亲程氏，系出名门，知书达理，苏东坡小时候就由他的母亲亲自教导，启蒙读书。有一次，程氏教苏东坡读《后汉书·范滂传》时，程氏不禁叹息起来，东汉范滂受荐于朝廷，心忧邦国“登舟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随后发生党锢之祸，范滂亦被小人陷害，在范滂被害前与母亲诀别，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儿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苏东坡读完这段故事后，随即问程夫人说：“要是我也学范滂，母亲会允许吗？”程夫人回答他说：“你如果能做范滂，我就能作范滂的母亲。”可知苏东坡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厄而不悔的用世之意，在少年时即已显现出来。

苏东坡２１岁时，与父亲、弟弟一道，入京参加考试。当时任主考官的是欧阳修，小试官为梅尧臣，欧阳修读到苏东坡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兴奋地拍案叫绝，感叹道：“三十年后，没有人会再谈起我，人人都会谈论苏东坡的。”欧阳修当然是谦虚之词，也足见苏东坡文章之妙，欧阳修之善于识才。梅尧臣也有《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曰：“日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言文章。”苏轼兄弟二人高中，轰动京师。但是，其母程氏突然病故，兄弟二人随父回四川奔丧，依例为母守制。到了嘉祐四年十月守丧期满，苏氏父子三人再次进京，通过考试，苏轼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四年之后还京，英宗因为早就知道苏轼的文名，打算招入翰林，可是当时的宰相韩琦认为苏轼太年轻，资历也太浅，不应该入翰林，此事也就作罢，其时苏轼只有二十八岁。嘉祐五年，苏洵在京师病逝，苏轼与苏辙兄弟二人扶柩还乡，依例守制又是三年，等到守丧期满回到京师，开始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

北宋外患严重，北有契丹，西北又有新崛起的羌夏，割地献金，几乎岁无宁日。神宗皇帝英年即位，很想有一番作为，他力求革新，重用王安石进行变法。王安石当上了宰相，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在全国展开了。

王安石变法自然并非全部都是善策，比如王安石打算改变科举，苏轼反对，上《议学校贡举状》，又有一次，王安石主张开封府低价买浙灯四千，苏轼上《谏买浙灯状》，两项计划俱被停止。于是苏东坡连续上书神宗皇帝，《上神宗皇帝书》和《再上神宗皇帝书》两书集中对新法进行批评，反对变法，他认为变法不能求急功锐进，而认为道德风俗为国家存亡之所系，这些论调都与王安石不合。苏东坡的行为引起变法派强烈的不满，因此，有人联名攻击他，有人趁机陷害他。而王安石对苏轼的言论也不能容忍，视他为反对派主要人物，也指使人开始弹劾他。此时的王安石深得神宗皇帝的信任，苏轼是继续强行劝谏，还是暂避锋芒？他明白强谏的结果只能是自己获罪，而于事无补，当今明智之举就是离开。

苏轼选择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采取所谓“中隐”之策，到一个环境相对宽松的地方去，于是，苏东坡自请离京外任，这成为苏东坡一生为官的秘诀，是逃避政治斗争的权变之策。

熙宁四年（１０７１年）元月，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此后辗转而密州、徐州和湖州。在地方官任上，苏轼救灾扶贫，颇多善政。虽然离开了政治斗争的漩涡，但是在地方看到的新法之弊端，又使得他如鲠在喉，不吐不快，苏东坡自己也说“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于是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对于新法之弊进行了批评。他的这种性格正如其弟苏辙为其所撰墓志铭所言：“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

苏东坡在神宗元丰二年（１０７９年），奉调到湖州，苏东坡一再上表给皇帝，使得朝中革新派极为恼火。元丰二年六月，李定、舒亶、何正臣等摘取苏东坡诗中的话，说他“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讽刺政府，莽撞无礼，对皇帝不忠，如此大罪可谓死有余辜了。元丰二年四月苏轼到达湖州，七月二十八日，苏东坡才上任三个月，就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解往京师。当时通判祖无颇目击说：“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是为著名的“乌台诗案”，以李定为首的这些台谏官之所以要兴起这场冤狱，目的就是要打击旧党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势力。苏东坡被押解回京途中，百姓都出来送行，人人泪如雨下。回京入牢，狱卒知道他的身份，每天弄热水给他洗脚。审讯过程很长，期间仁宗皇后病死。临死前，她对皇帝说：“苏东坡因写诗而获罪，这全是小人陷害他，他们在他的政绩上挑不出毛病，就想曲解他的诗来定罪……，你可不能冤枉无辜，天神会动怒的。“就在这一年的岁末，苏东坡获赦，配往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

苏东坡以罪谪之身，被贬来到荆天棘地的黄州。他在黄州总共有四年，是他一生中极为重要的一段。为了糊口，他不辞劳作，情愿做个躬耕自给的农夫，也不受众人的怜悯。他的好友马梦得，替他在东城门外请领了一处荒弃的营地耕种。苏东坡一向爱好白居易，且当年白居易作忠州刺史时作有一首《东坡种花诗》，而忠州、黄州皆是他们的谪地，且都是在城东，所以苏东坡就给这块土地称之为东坡，从此自号为“东坡居士“。乌台诗案给苏东坡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他因言惹祸，结案后被贬到荒僻的黄州，也不得不为口腹奔走道途。他叹他自己：“自笑平生为口忙。”放逐的生活使他的心灵产生蜕变，思想和文章的风格都有所变化，著名的“赤壁赋”、“念奴娇”、以及“记承天夜游”便是此时的作品。苏东坡那份安详、自足的心境，表露无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寄蜉蝣于天地，眇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黄州的生活对于苏轼来说变成了一种享受，他在此地交游，读书作文，豁达的心境，享受着这里的月光和美酒。

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年）三月，神宗手诏苏轼改任汝州团练副使，诏中有“人才实难，不忍终弃”的句子，苏轼感到了欣喜。不久神宗驾崩，新皇帝登基，小皇帝赵煦年方九岁，由祖母高太后摄政。高太后是倾向于保守派，反对变法的，对于苏轼的才华也是颇为赏识，于是召苏东坡回京，他迅速升官，最初知登州，到任五日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很快升迁为起居舍人、中书舍人，成为三品的翰林，负责起草诏书，即翰林学士知制诰。苏轼达到了他一生仕途的最高峰，也是他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这一次是因为他站在了保守派的对面。高太后垂帘听政，保守派东山再起，他们纷纷要求尽废王安石变法的内容，恢复旧制，而苏东坡则认为尽管变法有不少的弊端，但是其中也有很多切实可行的内容，应该进行区别对待，不能仅凭意气用事，而应该保留有利的内容，去掉其弊端即可。为了此事，他多次与执政的司马光发生当面的争论。竟然有人将苏轼比喻为第二个王安石。苏轼在朝为官的几年中，他触犯了每一条做官成功的规则。朝廷的斗争以他为中心，有几十篇表状攻击他，太后不理，并命朝臣不要再进言，并要处罚弹劾苏东坡的人。朝臣面子尽失，对苏东坡恨意更深。

弹劾苏东坡的状子一天比一天多，幸亏有高太后的保护，没有遭到悲惨的结果。或许是感到自己的处境又一次步入艰难，于是，他再次请求外调。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年）三月，他终于如愿了，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

苏轼在杭州太守任内，又操作实施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更新建筑，建设公立医院、建设城市供水系统、修筑运河、建水库、筑苏提，整建西湖等等，为这个城市的发展立下不少的功劳，也可以看出苏轼实在也是个实干家。

元祐八年（１０９３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宣布继承神宗的未竟事业，不久朝中重臣大换班，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革新派重新执政。

苏轼既然是两派的共同敌人，这一次又是在劫难逃。不久，苏轼被撤掉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被贬往英州，厄运接连降临，又被贬为建昌军司马，安置惠州，惠州即今广东惠阳，历来只有重要的政治犯才被流放此地，苏轼可能意识到北还无望了，于是，他把家人安置在宜兴，只有三子苏过和侍妾朝云陪伴奔赴惠州。绍圣元年（１０９４年）十月，苏轼到达惠州，苏轼在惠州学习佛经，吟咏创作，支撑他的无疑又是他的达观和洒脱。有诗《荔枝叹》一首可以一见此时苏轼情怀：“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支龙眼来。飞车跨山跨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官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支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痍。风顺雨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牙，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绍圣四年，反对派看到苏轼如此旺盛的生命力，自然是恨的咬牙切齿，于是，一纸贬书，苏轼再次被贬为琼州别驾，安置于昌化军，也就是儋州，位于海南岛的西北部，所谓天涯海角，就是这儿，这里可是历代贬官的最远的地方，可是苏轼在此依旧活得丰富多彩，更为可喜的是他的创作也极为丰富。

元符三年（１１００年）正月，哲宗驾崩，年仅二十四岁，即位的是宋徽宗，向太后垂帘听政。向太后也是倾向于元祐老臣的，于是流放边地的许多人接诏内迁，当时有人作诗曰：“时雨才闻遍中外，卧龙相继起东南”，苏轼也是在召还之列，年过花甲的苏轼得以生还，自然感慨万千，他与苏辙决定聚首常州。

回首多年的经历，苏轼情不自禁，吟诵道：“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不幸，到达仪真的时候染病，坐船来到常州后，不见好转，而且病情日益加剧。公元１１０１年七月二十八日，苏轼病逝，终年６６岁，死后苏辙遵遗嘱将其葬于汝州之峨眉山。

苏门六君子李文叔作祭文曰：“道大难容，才高为累。皇天后土，鉴平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识与不识，谁不尽伤？闻所未闻，吾将安放！”

苏辙所作墓志铭，更是道出了苏轼一生的精髓，可谓乃兄知音也：“公之于文，得之于天。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论》，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尝谓辙曰：“吾视今世学者，独子可与我上下耳！“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而辙瞠然不能及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

苏轼在临终前，把三个儿子叫到身边说：“我一生没有做过坏事，我不会下地狱。”充满了自信与达观，他曾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今天我们吟读苏轼之诗、之文、之词，品味其书画，再看他得意或者贬谪之时的所作所为，可以得到很好的启迪。他执着而善于变通，独特的思维和人格，无论在朝还是在野，都始终如一保持着自己，未曾有所改变。有这样一个“不可救药的文人”，实在是中华之幸，可以说是中国文人精神之集大成者。

──选自《活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