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的人格

按：蔡元培是本世纪初卓越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影响深远，这一思想成为“五四运动”解放思潮主流。今天，谨以此文向“五四运动”８０同年献礼。

蔡元培从欧洲归国，不久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所谓北京政府即北洋军阀政府，这个政府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它任命的蔡校长却将流芳千古。

在中国现代的名人中，特别是如蔡元培这样的在学界、政界均有地位的名人中，没有一个人如蔡元培这样得到各党各派不同政治势力的赞许和称道。这几乎是一个奇迹。蔡元培固然是一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固然是有着菩萨心肠的忠厚长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在新旧思潮较量中，在政党斗争中没有倾向性，其实他在重大问题上是不会轻易妥协的。

蔡元培，字鹤卿，号孓民，浙江绍兴人，１８６８年生。在清末科举中由举人而进士，做至翰林院编修。他１９０２年游历日本归来后，开始反对清廷的革命活动。１９０４年他被推为反清革命组织光复会会长，１９０５年加入同盟会，任同盟会上海分会主盟员（或称分会长），辛亥之役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

１９２４年初蔡元培被选为国民党第一届候补监察委员，这是孙中山提名的，当时有人不同意把蔡元培入选中央。孙中山说：“蔡孓民先生在北方的任务很重大，北方的政治环境与南方大不相同，他对革命的贡献是一般人所不易了解的。本党此次改组，不提他参加中央亦不好；使他在中央的地位太显著，对于他的工作反为不便。他不会计较这些的。我希望他由欧洲回国后仍然到北京去工作。”当时孙中山及国民党主要在南方活动，北方则被北京政府控制着。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北京政府对支持学潮的陈独秀、蔡元培等十分不满，拟罢免蔡的北大校长之职，蔡闻知后主动辞职，悄然离京。

１９４０年蔡元培病逝于香港，全中国不分政治派别，均表深切哀悼。国民政论发布褒扬令说，蔡元培“道德文章，夙负时望”，“推行主义，启导新规，士气昌明，万流景仰”。接着国民党各界在重庆举行公祭，蒋介石参加，下午又举行追悼大会。当时的《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发表数十箱悼念文章。前中共领袖陈独秀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一般他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关大节的事或是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很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任北大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佩，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有；这是他老先生更可令人佩服的第二点。”中共领袖毛泽东在唁电中写道：“孓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延安各界也举行追悼大会，报上也发表悼念文章。中共派廖承志，国民党派许崇智赴香港致祭。香港各界为蔡先生执绋者５０００多人，后安葬在香港华人永远坟场。

蔡元培为什么会受到万流景仰？陈独秀的悼念文章已经点出，其一，他一生追求进步革新的人格魅力；其二，他博大的胸襟，容纳百川，不拒细流。蔡元培一生追求革新进步之事不胜枚举。他１９１７年把陈独秀引人北大任文科学长，就是他整顿改革北大，提倡新思想的重要举措。陈独秀既没有在高等学府教过书，也没有教授博士头衔，如果科举的成绩也算一种文凭的话，他也只是个秀才而没有中举，在官场上一文不值。守旧派反对蔡校长的此项任命。他们说，陈先生只会作几篇策论式的时文，连在北大教书尚且不够格，何以能主持文科？蔡元培针锋相对说：“当代学者人格之美，莫如陈独秀，”十多年前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时的凌厉锐气和刻苦精神就令他感动不已，今天陈独秀办的《新青年》更令他佩服。确实，从本世纪初直至今天，哪一种杂志可以同《新青年》媲美呢？他对陈独秀的赞美是由衷的。十年后的１９２７年，他对陈独秀的人格学品照样赞许，他所以选择了蒋介石，大概以他认为当时的第一要务是消灭军阀，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或有此能力，而陈独秀及中共尚无此能力。但他很快就看出蒋介石的独裁真面目，曾说“蒋介石是袁世凯第二，万不可信他”。他对蒋政权也采取了不合作主义，与宋庆龄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参与营救廖承志、许德衍、胡也频、丁玲、潘梓年、李少石等活动。他为李季的《马克思》、沈嗣庄编的《社会主义新史》、《鲁迅全集》等书写序。当时国民党不许“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蔡的这些序文正是对蒋介石所谓“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挑战。他还为《新青年》重印本题词“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为营救陈独秀、牛兰，１９２８年他向国民政府提出辞呈，辞去政治会议委员，大学院长、国民政府委员、代理司法部长本兼各职。此后国民党中央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委员及监察院院长，他也坚辞不就。

至于第二点，即他博大的胸怀，突出的表现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上，这也是本世纪对蔡元培常论不衰的美谈。他写道：“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学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引者）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他还写道：“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学生时代的周恩来，曾听蔡元培的讲演，他笔录并以《蔡孓民先生讲演录（思想自由）》为题发表在南开《敬业》上，其中蔡元培说：“一已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自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等等，均将任吾人自由讨论矣。”仅蔡元培这三段话，足令一切文化专制主义者和学术霸权主义者自愧弗如了。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曾经不准介绍研究弗洛伊德的心理学，在蔡先生主持的学府绝不会发生这类咄咄怪事，学术思想史告诉我们，任何学说（当然是称得上学说者）。都对学术发展起过作用（正面的或负面的），用一句反动或唯心，是不能把它们打入十八层地狱的。

蔡元培不仅是这样说说，而是这样实践，他的兼容并包，不仅给旧派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陈汉章、崔适、马叙伦等人以自由，他更给新派以自由。梁漱溟在蔡元培逝世二周年时写道：“譬如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属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胡先生额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广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蔡元培主持北大后，正是爱因斯但相对论学说新兴起，他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王＋栗）作理科学长，震动了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热烈拥护。此外、李大钊，创逻辑学名的章士刊，地质学家李四光等等，都是他请进北大的。他还把既非旧派也非卜新派，年仅二十四岁的梁漱溟引人北大教席讲印度哲学。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与胡适不同，蔡元培就请他们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北大学生曾做柏梁台体诗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当时的北大真的是百花齐放。

胡适是陈独秀推荐经蔡元培批准到北大任教的，蔡对胡有知遇之恩。蔡元培旅欧期间著有《石头记索隐》一书，１９１７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胡适１９２１年写出《红楼梦考证》，其中很大篇幅就是对蔡著《石头记索隐》的批驳。胡适说，蔡先生“这部书到底还只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从辩论的角度看，这话是非说不可的。而有些话如“很滑稽”了，“笨谜”了，“大笨伯”了，也可以不说。据《胡适的日记》，胡将《红楼梦考证》送给蔡，蔡回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野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慨以‘附会’二字抹煞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严谨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胡在日记中写道：“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先生也不能免。”后来蔡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中对胡适的批驳提出商榷。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要推倒‘附会的红学’，还引了亚里士多德的话“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然后说“我把这个态度期望于一切人，尤其期望我所最敬爱的蔡先生”，一个青年教授，初露锋芒就向德高望重的校长挑战，且不说蔡先生的雅量，这样自由的学术风气能不令人向往吗？历史证明，正是胡适推倒了旧红学开创了新红学。

蔡、胡经过这一次真刀真枪的学术交锋，彼此并未产生隔阂，翻阅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不久的近１５０万言的《胡适书信集》（三卷）中胡致蔡信，可知这以后蔡仍常以胡适为倚重，胡几次坚辞大学委员会委员、第一国语模范学校校董、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董事，蔡均坚留不允。胡也几次将学校有关事宜向蔡陈述请示，在朋友问尊称蔡为“孓丈”。在胡致蔡的这些信中，如他自己所说，或作披肝沥胆之言，或作狂妄之言，可见他对蔡的尊敬和信任。胡也是劝蔡辞掉代司法部长之一人。这期间他们的分歧也不少，涉及的事情也较复杂，不及叙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