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身工》背景资料

本文是作者于１９３５年，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实际考察之后写出来的。１９３６年，发表在《光明》（左联机关刊物，沈起予主编）的创刊号上。它所反映的是“一·二八”以后到抗日战争以前这一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那时中国农村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日益破产，加上地主的剥削，农民生活极为痛苦。靠近上海的苏北地区，每年有大批无法生活的农家妇女被诱骗到上海来做包身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深入，我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不断高涨，上海工人运动十会活跃。日本资本家为避免罢工的威胁，就更大量地雇佣包身工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这篇文章以铁一般的事实，生动地记载了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包身工制度的罪恶。

一、社会背景

作品反映了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黑暗情况。这时期的社会背景有几个特点：

１、帝国主义入侵加剧：

１９２９年末，在世界范围内爆发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损失和度过难关，资本主义各国纷纷加强对外掠夺。日本政府迅速法西斯化，加紧了侵占我国的步伐。１９３１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后，又于１９３２年在上海发动“一·二八”战争。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经济的掠夺。

２、农村经济破产：

在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下，促使我国农村更加破败，又加连年水旱灾荒，东部沿海地区大批破产农民涌向城市谋生，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每年有大批饥饿的农村少女被诱骗到上海做“包身工”。

３、工人运动高涨：

随着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我国人民的反抗情绪也不断高涨，上海工人运动十分活跃。为了避免罢工的威胁，日本资本家大量雇用没有任何人身自由的“包身工”代替普通的自由劳动者。

二、时代背景

报告文学是在我国人民抗日救亡斗争中新兴的一种文学样式。它不同于杂感的偏于说理，也不同于散文的侧重抒情，它是文艺性的记事，用对事件的描述来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批判。它以素描的手段将剧变中的社会生活迅速展示在读者面前，有助于人们及时认识现实。

“左联”对报告文学大力提倡。在１９３０年８月“左联”执委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和１９３１年１１月“左联”执委会的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提出了参考和采用“西欧的报告文学”形式“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任务。“九·一八”后，在报刊上开始出现一些短小的反映人民抗日斗争的报告性作品，《文艺新闻》刊载了《给在厂的兄弟──关于工厂通讯的任务与内容》、《报告文学论》等提倡和介绍报告文学的文章。《北斗》上也发表了有关报告文学理论的译文。这可以说是我国报告文学的萌芽时期。“一·二八”战争发生，很多进步作家到前线去，写了不少反映战争情况的报告，刊载于《烽火》（《文艺新闻》战时特刊）和《北斗》等杂志上，执笔者有郑伯奇、适夷等和一些业余的文艺青年。还有一些报导收在《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１９３２年４月出版）一书里。随着反帝运动的开展，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结合，作者和题材范围更加扩大，参加写作的有工人、农民、兵士、学生、店员；人民大众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灾难和反抗成了描写的主要内容。１９３６年出版的《活的记录》一书，就是各地较好的报告文学作品的选辑。在本时期最后两年内，由于抗日运动的高涨和“国防文学”的倡导，加之捷克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基希《秘密的中国》和墨西哥人爱密勒《上海──冒险家的乐园》中译本先后发表，进一步促进了报告文学的发展。一九三六年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和稍后由梅雨主编的《上海的一日》，所收辑的文章都是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成的。茅盾在《中国的一日》的《序》里指出：“在这丑恶与圣洁，光明与黑暗交织着的‘横断面’上，我们看出了乐观，看出了希望，看出了人民大众的觉醒；因为一面固然是荒淫与无耻，然而又一面是严肃的工作！”这些作品，确实相当广泛地反映了社会生活的面貌。

本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也出现了优秀的作品。１９３６年６月，夏衍的《包身工》发表。这是一篇真实地反映上海日本纱厂里一群失去人身自由的女工们的非人生活的报告文学作品。这里“没有光，没有热，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地服务着的十五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作者着重地描写了其中一个外号“芦柴棒”的青年女工惨绝人寰的遭遇，有力地控诉了日本资本家及其帮凶──工头们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他还警告喝血自肥的殖民主义者要当心“呻吟着的那些锭子上的冤魂”，预言黑暗的日子必将消逝。“黎明的到来还是没法可推拒的”。这篇作品是经过社会调查写出的，因为题材的现实性，作家的笔端又饱含着愤怒的感情，所以能在生动具体的描画里唤起读者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强烈仇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