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川柳与凡俗孔子

不论什么时候走进日本的书店，你都不难发现几种与《论语》有点关系的书，什么《论语的世界》、《我的论语》啦，《论语与孔子研究》啦，不仅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而且随笔散文作家们也总能拿古老的《论语》作出新文章来。其实，远在日本江户时代，《论语》就是识文断字的人熟悉的一本书，熟悉到连川柳也有不少咏唱

《论语》的句子。川柳中的《论语》，或许也算得上是“他者”接受中国经典留下的一点痕迹。

川柳是日本的讽刺诗,是一种小诗。也称为风狂句，是一种杂俳样式，表现的是江户町人的日常生活。它和普通俳句一样，都只有十七个音，只是不像普通俳句那样必有季语、切字。周作人说日本的诗歌在普遍的意义上统可以称作小诗，但是在和歌、俳句、连句等诸多日本诗歌样式中，俳句是小中有小，小得不能再小，它就只有十七个音。就诗意而言，不论是拿西方诗歌的尺子来量，还是拿中国诗歌尺子来量，那它都算不上诗，顶多可以说是“句”，是名副其实的“有句无篇”。至于俳句的近亲川柳，既小又俗，就更难上文学史的排场，所以翻遍各种名家撰写的日本文学史，舍得提它一提的，终究是少数。然而或许正是它的俗和小，使得谁都不会产生大雅之堂前的畏缩。专业主妇、退休工薪族、甚至小学生，都可随口来上一句。

滑稽、道破、轻妙被视为川柳的三大要素。道破，就是要点到微妙处，要说透细微的人情。滑稽、轻妙就是微温而不火的黑色幽默。其中不论是以历史政治为内容的“高番句”，捕捉生活小事的“中番句”，还是专写情色的“下番句”，无不以想法和表达的新奇为务。川柳对于人，拒不正视，反而袖手旁观，嘲弄玩笑，逮住弱点，夸大讽刺，旁敲侧击，不予放过。也正因为如此，有时反而能折射出生活的多面性，具有些微缓解冲突、慰藉人心的阅读效果。

德川幕府的尊拜儒术，喜欢儒教的将军在那里听讲经书，每年都要在汤岛圣堂举行名曰“释奠”的祭孔活动，这种崇儒之风也一直刮到市民当中,刮进町人的家庭生活。有一句川柳写“阿姊三味线，阿弟《论语》第一卷,琴声书声伴”，写姐弟两人,一个在练习着弹奏着三味线这种乐器,一个在念《论语》,它的作者很可能就是一个在一旁得意地监督他们的父亲。虽然这位父亲可能也有望子成龙之心,但在当时注重血统而不搞科举的日本,儒教毕竟不过是武士社会的装饰，他的儿子《论语》念得再好,也不会有金榜提名的好运。从这句俳句来看，《论语》不仅成人在读，而且用作小孩子的教材，普及率是很可观的。

那些熟读过《论语》的人，看到周围形形色色的事情,就难免联想起一些《论语》中的话。《论语》中的很多话,有高度概括力，虽然产生于千百年前的异国，但江户时代的读者，却记得住，用得上，并常用他们来描写自己的生活。《论语·子路》中说：“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说鲁国和卫国施政，就像兄弟一样不可分离。江户川柳有一句:“鲁卫两相亲，就像粲粲双花树，冬梅与春樱。”将从中国传来的梅花和日本的樱花，和鲁卫相比。梅花和樱花并不同时开放，川柳作者也不是从它们争奇斗艳的角度才放在一起的，而是着眼于它们同样美丽。

其实，这样的句子，看来很美，在川柳中却属少数，因为多数川柳更偏爱表现那些滑稽可笑、充满矛盾的事物。

那时采用的教育，是所谓“素读”，就是光读不讲，孩子们对孔子说的那些话，也是半懂半不懂，在父亲的监督下诵经，也难免会开小差。有一句写“一闻脚步响，闲书忙塞《论语》下，佯作读经样”。一面在那里祭孔讲经，一面又有读书人借川柳拿圣人和孔子老先生找乐开涮，这才是江户时代接受《论语》的全景图。或许正是因为那些讲经的书，全是按照一个“超凡入圣”的模式去描绘孔子的形象，平民文学川柳才另辟蹊径，在《论语》中去找孔子本来具有的凡俗的一面，特别是抓住那些读《论语》的人本来具有的凡俗的一面。

相传阳虎曾打过匡人，孔子弟子杨克和阳虎在一起。后来杨克给孔子驾车到匡，结果叫匡人给认出来了，而孔子长得又像阳虎，于是匡人便把孔子一行围起来，还要杀他。这就是《论语》所谓“子畏于匡”的故事。川柳就有一句：“‘就是这家伙!’一把抓住就反绑，孔子难分说。”还有人假想孔子会说“吾非阳虎也”，说该把这句话也算在《论语》的“子曰”当中。川柳就是这样一种专写片断思绪的形式，也正是它的不弃细碎，才能使人随时可以吟出那么一句来。

当然，这种找乐开涮，并不全都等同于恶意攻击，嬉笑怒骂。有时倒是心怀暖意，目光温和的。比如对于《论语》在历史上的第一次受难——即秦始皇焚书坑儒，川柳便表现出特有的兴趣。古本《论语》是在汉景帝时由鲁恭王刘余存在孔子旧宅壁中发现的。川柳作者就像在庆幸《论语》因藏于壁中而幸免于化为灰烬的劫难。“‘此乃何宝物?’掸掉书上厚墙土，捧起就来读。”“怕就怕万一，耳朵长在墙壁里，今天没《论语》。”“若是诉讼起，问罪问到墙与壁，哪去读《论语》？”不管是因为喜欢《论语》而庆幸它的幸免于难，还是嫌读它费事而恨不得当初它就被发现而烧掉，总之都觉得《论语》壁中藏身是件好玩的事儿。

《论语》中孔子关于安贫乐道的一句话，常常被人引用，劝告人们不要过于把眼光放在物质享受上。孔子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江户时代商人社会通行的生活哲学，则是人生浮世，有乐就享；孔子的话，也就不入耳了。结果反而有俳句说,谁要过那种“饭蔬食饮水”的日子，说不定就是为了攒钱呢:“吃粗食，喝凉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为把钱攒够。”“疏食加饮水，容我畅饮不停口，喝它两日醉。”对于江户时代那些享乐主义者来说,即便把《论语》倒背如流,也不会喜欢疏食饮水而无酒的日子。细想孔子反对的，就是不义而富且贵，而川柳作者们全不在意富贵有“义”与“不义”之分，想到的只是赚钱再赚钱。《论语》高尚的教诲和俗人真实物质欲望的矛盾，成了川柳的讽刺内容。

《论语》是圣人之书，花街柳巷是俗中之俗，川柳将圣与俗并举，就显出滑稽本色。《论语》中说“子不语乱力怪神”，是说孔子不谈论作乱、暴力、怪诞、神鬼之事，而江户花街柳巷里的帮闲，却专门拿这些话题来留住嫖客，于是就有俳句:“乱力与怪神，夫子不讲帮闲讲，留客烟花巷。”乱力怪神是圣人不屑谈论的话题，却成了青楼的娱乐嫖客的手段。圣洁的讲坛，污浊的尘世，场合的错位和价值观的对立，使川柳作者不禁感到可笑。德川幕府提倡读孔子之书，而色情业还是火爆，小小的川柳就这样折射出江户文化的五光十色。

川柳还描写了各种各样读《论语》的人。“房东催房租,想不出话来对付，《论语》低头读。”作此句的可能是一个从外地到江户谋生的年轻人，听到房东来催房租了就心慌意乱，假装埋头读《论语》，实际心里七上八下，琢磨该怎么把这一关混过去。儒者当中，不好动的人多些，不好干活的生活上就比较懒；不好运动的就难免弱不经风。川柳就拿儒者常念的《论语》中的话来讽刺他们。孔子说过:“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川柳把这两句话和不好动的儒者挂上钩，一句说儒者打盹一不小心就着凉了，那是因为“君子之德”风太大吧:“儒者娇贵身，君子之德风太猛，打盹也伤风。”又有一句说:“儒者好草木，小人之德满院长，不剪也不锄。”是说你那院子里的草长那么高了,也不去修剪或锄掉,是不是因为那是孔子说的“小人之德”的缘故呢?

抛开政治以及许多时机因素来说，关于孔子“超凡入圣”之说，能够被千数百年无数中国人外国人所接受，也是因为人们对凡俗的不甘心，期望精神中有一片清爽洁净的天地。然而，江户川柳凡俗眼光的视觉范围，是不可能看得如此宽阔的，所以浮世享乐的情绪，就不只将《论语》凡俗化，而且甚至庸俗化。“我儿有两怵：呆里呆气笨丫头，孔子迂老头。”说自己的儿子对不识风流的女子和孔子都不感兴趣，或许是因为两者都不能给他带来快乐。滑稽易流于油滑，讽刺不当就更无聊，所以，要找有意思的川柳也并不容易。

库切在一篇以艾略特《何为经典》为批评对象的同题讲演中说：“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那就是经典。”“拷问质疑经典,无论以一种多么敌对的态度,那就是经典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批评也许是历史的狡黠手段之一。”《论语》这部经典的接受史，响着跪拜、礼赞、祭奠的喧声，也留着被焚烧、鞭挞、拷问、揶揄的痕迹。鞭挞或跪拜看似极端对立，而采用的方法却有些相同，那就是各自只摘取其中一部分话，你摘这一端，他摘那一端，如果我们把各自摘出来的放在一起，就好像两个孔子在打架。其结果，便是左右摇摆，极端交替出现。

所以，真正热爱《论语》的人，还是读读全书为好，再有兴趣的话，了解一下《论语》在中外遭遇青眼和白眼的故事，对孔子的“圣人”一面和“凡俗”一面多看几眼，或许会对《论语》情感更真，对孔子也更亲近。还有一点也不可忘记,那就是不管“他者”用怎样的眼球看我们的经典，也不该左右我们自己对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