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教育思潮的影响与汉语文教育的价值嬗变

现代语文教育已走过百年历程。回眸百年历程，程度不同地影响中国语文教育发展的外来教育思想或观念不胜枚举，而其中对特定历史时期语文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形成倾向性和主导性的教育思潮，择其要者为三：即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凯洛夫教育学说和世纪之交课改中颇具冲击力的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它们直接导致了语文教育三次显著的价值嬗变。透视现代语文教育价值嬗变的历史脉络，将有助于深入理解目前正在推开的新课程之内蕴，准确把握语文课程范式转型和教育价值更新的历史走向。

一、杜威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与现代语文教育的生成

1904年1月13日（农历癸卯年），清政府正式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其中的《学务纲要》从教学宗旨、教学内容和教学标准诸方面明确规定了以后作为国文科先声的“中国文学”之设立，从而标志着注重实用、发展语言能力的现代语文教育的发轫和一味读经、应对科举考试的古典语文教育的渐趋终结。《奏定学堂章程》作为“博考外国，参酌变通，择其宜者用之”（1）的历史产物，主要是以欧美近代教育为真正源头、形式上从日本引进的学校制度和课程设置，这样自然初步体现出西方的科学精神和民主思想的萌芽。此后语文教育愈来愈深地受到外国教育思潮的影响。

(一)“五四”时期至1923年新学制国语国文课程纲要问世。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民主主义教育思潮涌入东方、促使中国教育发生价值重心位移的历史新阶段。一批具有出国留学背景的新派人士，诸如蔡元培、胡适、陶行知和蒋梦麟等凭借与美国教育界的密切关系，促成杜威、孟禄等人在“五四”时期来华讲学，影响广泛。在“五四”时代精神推动下，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哲学、尤其是民主主义教育理论正吻合中国急待完善的新式教育之发展，进而成为当时和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影响中国教育的主导学说。

就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哲学而言，由于其弟子胡适等的竭力弘扬，“占了一时代的上风”，因为“对于传统的推翻，迷信的打破，科学的倡导，是当时的急务，以‘拿证据来’为中心口号的实验主义被当时认作典型的科学精神”。（2）杜威之后，孟禄、推士、麦柯尔、柏克赫斯特等实验主义教育家相继来华，为中国教育科学化改良进行具体策划，推进了国文教授及其研究对科学规律的探寻。孙俍工对道尔顿制的改革实验和相关论述，特别是邰爽秋通过对常用汉字、常见错别字、常用成语和句式所作的科学调查和统计，研究如何纠正以往国文教授在内容上的随意性和教法上的盲目性，确系实现国文教授科学化的重要求索。（3他的研究思路，开启了语文教学科学化的先河。

就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而言，其特征在于一反赫尔巴特的传统教育学说，力克以课堂为中心、以教科书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专制倾向。这表现在他下述具体观点上。第一，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由于“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不断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4）由此杜威提出衡量学校教育的价值，“就看它创造继续生长的愿望到什么程度，看它为实现这种愿望提供方法到什么程度。（5）这里，学生的生活和生长被奉为教育的唯一目的，不存在“人”之外的所谓别的教育宗旨。第二，杜威认为整个教育应围绕着儿童这个“太阳”转，即儿童中心主义。他推导说，教育改革的方法是把教育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依照儿童生长的程序，使他能逐渐发展他的本能，直到他能自己教育自己为止。（6）杜威在批判美国旧式教育中所形成的民主主义教育理论一传入中国，就对整个民国教育发展产生了广泛、深刻的辐射力，同样对刚刚走出“前学科”时期的国文教学影响显著，使国文教学的关注点从“教法”转向“学法”，使学生从消极的教学受体转向自动的学习主体，从传统的器皿式被动者转向现代的自主型发展者，从而确立了语文独立设科后教育的价值取向。这充分反映在国文教学的理论探讨和新学制国语国文课程纲要的研制中。首先，反映在国文教学的理论探讨中。胡适先生在《中学国文的教授》（7）（1920年）中指出了国文课的全部教授法（后称教学法）：a、质疑问难；b、讨论内容；c、教员引申所教文字的意思。后又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1922年）中坚定地予以肯定：“注入式的教授，自不容于当代的新潮流，教员在讲堂上，除了补充和讨论以外，实在没有讲解的必要。”作为杜威的嫡传弟子和其思想的忠实宣扬者，胡适的见解极为典型地体现了杜威的儿童中心主义思想，且为1923年制定新学制中学国语国文课程标准奠定了基础。著名现代语文教育家吴研因鉴于以往“由教师做支配。学生跟着做盲动的机械”这种所谓的“不自然”教法，从尊重学生学习心理的基本特点出发，倡导以“学生自觉的需要”、“学生已具的动作和经验”以及“学生学习的兴趣”为中心的“自然”教学法（8）（1922年）。作为现代语文教育早期开拓者之一的叶圣陶先生，根据早年在家乡担任小学国文教员的实践经验，同时（1922年）撰文进一步细致地分步骤阐释了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