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教育的经典化与去经典化

文学经典问题近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荷兰莱顿大学1997年1月举行大规模国际会议，会后出版学术论文集《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在我国，文学经典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被重新评价，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成为学术热点，不少文学经典遭受“戏说”。如何对待经典，这是文学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

文学经典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是那些能够站在特定时代的高度表现人的灵魂和美的作品，或是能够传达人类智慧和理性精神的著作。经典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例如，希腊人创造出永远不可企及范本的古典艺术，显示出“至美、至善、至爱”的神性境界，具有超越不同文化场域和涵盖普遍人性的特点。中华元典中所蕴涵的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合一思想，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至今都在现实中发挥着重要的有益作用。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中国“在他开宗的第一声歌里，便预告了他以后数千年文学发展的路……我们的文化大体上是从这一刚开端的时期就定型了。”

文学教育的经典化要求将文学经典作为当代文学教育的核心内容，文学经典的学习与传承处于整个文学教育的主流地位。教与学双方要通过经典的原汁原味的阅读与理解，从中了解人类文明与智慧的优秀成果，体味人类文化与文学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当今所谓“读图时代”更要强调这一点。有感于图像、网络的迅速发展，传统读书方式受到冲击，人们发出“让阅读成为习惯”的呼吁。当代图像文化的冲击使得许多人越来越疏离经典文本的阅读，满足于一些改编影视作品，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每一部改编作品都是当下作者的再创造，不能替代原著，更不用说那些平庸改编之作了。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学经典，是传承人类文化的最好最丰富的载体，是任何图像载体难以替代的。经典文本能以人类智慧和审美的优秀成果塑造人们的精神家园，激发人们的想像力，培养创造力，提高思维能力。面对经典，我们可以反复体味其中的意蕴，而这一切是任何读图活动无法相比的。

文学史上的文学经典具有开放性。其一，文学经典的意味需要有新的诠释，“它不是一尊纪念碑，形而上学地展示其超时代的本质。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 文学经典的传统精神与当代阐释之间并非对立，互不相容，它们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呼唤、渐趋融合的关系。文学史上的任何一种经典文本如果能够打动当代读者，其中必定存在某种与当代相通的生命精神，这种生命精神得以显示它的当代活力，需要当代精神的映照，而当代精神正是某种传统生命精神的延续。其二，文学经典的认定和价值判断也是历史的动态的。文学文本如何成为文学经典，以及已经被认定为文学经典的价值和地位，这些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经典的选择、解读，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着不同的判断。重读经典，重构经典，是文学史研究的应有之义。文学经典呼唤新的发现，恰好能为文学教育留下无限的创造性空间。这与解构、颠覆文学经典的“戏说”没有共同之处。

文学教育的经典化要求在传授经典中起主导作用的教师应该重点下功夫在经典文本上，努力去阐释经典，乃至去发现经典塑造经典，即在阐释现有经典的基础上，去发现历史上的潜在经典，重新塑造富有时代气息的经典。要让在学习经典中起主体作用的学生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方法去阅读经典。其一，循序渐进。许多青年学生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生活太久，课外阅读长期被忽视。有些学生，包括求学上进的学生，迈进大学校园，面临如此丰富书籍的大千世界，感到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读，形成心态浮躁和读书无序的状态。教师则应从学生读书的实际出发，鼓励学生按教学进度完成必读书目的阅读。在此前提下，要求学生根据情况扩大阅读范围。此外，我们要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古训，引导学生反复思考，发现问题，对于精读的经典著作，且应留下印记，记下心得。其二，精读与泛读相结合。这是所有好读书人的共识。古人早就有“好读书，不求甚解”之说。经典浩如烟海，要尽可能博览群书，只能采取精读与泛读相结合的方法。不必过分穿凿字句，不明白的暂时“悬置”一边。至于经典中的经典，有些内容则必需反复阅读，甚至能背诵。其三，互动交流。注意让学生与经典之间建立起一种新型关系。不是让传统束缚学生，也不是使学生未加消化吸收就去膜拜传统或颠覆传统，这种互动联系体现出经典文本与阅读主体之间的视界融合。一方面，学生阅读原典，尽可能理解经典的本来意义。另一方面，学生又尝试着从个人鲜活的实际境遇起步，既与经典对话、交流，又发挥自己的创造活力，阐释经典的现代意义，努力达到当代视界与历史视界融合，为今后进一步走向创造性的阐释经典、重塑经典的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文学教育的经典化要坚持，而当下未能成为经典的非经典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也是文学教育的重要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去经典化” 应该是文学教育关注的一个严肃命题。

关于“去经典化”，我们需要以历史的观点看待这个问题。一方面，经典的崇高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例如，《圣经·新约全书》成书之际曾受到罗马统治者的贬抑排斥，只是作为非法抄本在下层人民中秘密流传。又如，《尚书》不过是周代史官辑录的古代史料汇编，《春秋》不过是鲁国编年史。然而，这些典籍成书久远，又经过众手修订、筛选，保存了大量社会史思想史的原始资料，蕴涵丰富，珍藏着各民族跨入文明社会前后所积淀的精神财富。以后经由历代解释者阅读者的具体化和重建，构筑起愈益阔大深厚的学说体系，具有历时愈久却光辉愈显的不朽性。

另一方面，文学经典是文学教育的核心内容但不是惟一内容，而经典与非经典的界限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具体说有以下几方面值得注意。一是对文学经典的重评，文学经典的秩序发生变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审美价值判断发生较大变化。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有的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的作品获得经典的地位；有的经典作家的经典性得到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涵；有的作家的经典地位却在下降，有的甚至失去了经典的地位。二是当下一些还未成为经典的非经典对象，不应排除在文学教育的视野之外。文学教育的资源仅限于经典当然是不够的。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已被媒介化、审美化了，如电视、广告、通俗小说、流行歌曲、时尚服饰、摄影、家居装饰等等，我们生存在日益消费化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之中，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并不是由种种经典构成，但是，我们必须面对现实，面对不断出现的新的具有审美意义的生活。现实生活正是我们文学创作理论创新的源泉，生活之树是长青的。今天某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生活，日后也有可能被经典化。三是一些借经典为题的“大话”作品。这类作品用戏拟、拼贴、混杂、调侃、解嘲等方式对文学经典进行戏弄、解构与颠覆，传达当代作者的审美观价值观，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后现代”的某些特点，但不能与经典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