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个中国孤儿的守护神

一部关于霍格的好莱坞电影《黄石的孩子》已经拍摄结束，在电影的网上介绍中写道：战争的裹挟、惊险的旅程、乱世的爱情，一起交织出一个真实的传奇：责任让无力者有力，爱心使悲观者前行。在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出现什么危险的景况中，一个异邦大男孩化身成为60多个中国孤儿的守护天神。

1939年5月，聂荣臻与美国合众社记者郝乔治（霍格）

在今天，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故事在中国早已广为人知，可是他的朋友和伙伴乔治·霍格(George.Alwin.Hogg)却显得默默无闻。投资4000万，周润发主演的好莱坞电影《黄石的孩子》即将把霍格搬上银幕，不过银幕上的霍格传奇和真实的霍格并不是一回事。

记者霍格

1938年初，23岁的乔治·霍格跟随他的姨妈，老牌和平主义者缪丽尔·莱斯特一起来到上海。一年前他刚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并在英国一家银行获得一个职位。上海只是霍格毕业旅行的普通一站，此前他已经游历了美国和东京。

在缪丽尔·莱斯特的上一次旅行中，她在印度和甘地有过一番友好的交往。按计划，霍格将在上海逗留两天时间，然后回到日本，和姨妈一起乘船绕过中国大陆，再次前往印度。

但在上海的短暂逗留改变了霍格的一生。从后来他的朋友路易·艾黎披露的日记看来，这位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橄榄球队队长对和平的热忱丝毫不亚于他的姨妈。来到上海几天之后，霍格告诉莱斯特：“对不起，姑姑，我不能丢下这些人们。”此后他一生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霍格没有在日记和信件中太多描述自己的心理活动，我们也无从知道是什么激发了他对中国的强烈感情。他在上海只作了短暂逗留，很快应聘成为美国合众社（后来与美国国际社合并，成立美国第二大通讯社合众国际社，简称UPI）驻上海特约记者，他开始学习中文，并启程前往当时抗战的中心——汉口采访。

汉口并非霍格的终点站，当时的西方战地记者以采访到延安的“老红军”为荣，到汉口以后，霍格也选择了继续西进，并在史沫特莱等人的帮助下对延安进行了采访。回到汉口，日本人发现了他，将他驱逐到东京并要求他回英国，不过霍格又取道朝鲜回到了华北。

这一切都发生在1938年。年底的时候，霍格溜过封锁线进入了河北的游击区，路上他差点死于伤寒，幸好偶遇的新西兰护士凯瑟琳·霍尔将他带去宋家庄的医院治疗。凯瑟琳·霍尔当时在冀西安国县一所教会医院工作，她危险的业余活动是向华北农村的抗日游击队偷运药品。

病愈的霍格则继续他的中国抗战观察。他取道定县至曲阳，进入了当时共产党主持下的“晋察冀边区”。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他从郑太铁路一路西进，最后到达陕西宝鸡。

在这里，霍格找到了他在中国的真正使命。

霍格校长

孙必栋认识霍格已经是1942年的事情。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霍格拍摄了那张可能是在中国唯一的单人照片，这张照片是为他的书配的作者图片，照片里他穿着大工装裤和毛衣，手插在裤兜里，面带微笑。孙必栋说霍格的鼻子不像别的西方人那么大，所以人们都认为霍格比别的西方人更为英俊。

孙必栋是陕西旬邑人，由于家境贫穷，他来到在陕西凤县北部一个叫双石铺的小村庄。这里开办了一所“培黎学校”，不仅可以免费上学，还能解决吃饭问题。而当时的霍格是陕西双石铺培黎学校的教务长。

提到培黎学校，就不得不提到它的创办者，“中国工业合作协会”。1938年4月，埃德加·斯诺和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发起这一组织，主要从事安排难民、生产军需和民用品，简称“工合”——英文直译是“一起工作”。到1941年工合分支组织已发展到3000多个，成为支援抗日的一支重要力量。当时的国民政府也给工合一些补贴，但更主要的资金来源要靠路易·艾黎四处游说。

在1938年的那次延安之行中，霍格与路易·艾黎成了朋友，在对太行山八路军的采访中他们第二次相逢。霍格到宝鸡以后也加入了工合，并和艾黎一起收养了4名聂姓孤儿，他们的父亲是一名共产党，在华北敌后打游击战。

陕西双石铺的培黎学校是1942年建立的。在各地建立“培黎学校”也是工合的任务之一，这些学校收养当地的贫穷子弟和战争孤儿，并为工合企业培养技术人才。1942年年底霍格来到双石铺，担任这所培黎学校的教务长。这所学校的规矩是，教师没有工资，只得到生活费。

在霍格刚刚到培黎学校的日子里，他仍然经常出去采访。1943年，霍格接到了美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里特尔-布朗公司的出版合同，他的书稿《黄河观察》更名为《我看到了新中国》在伦敦和波士顿出版。这本书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帮助中国赢得了国际同情。霍格打算写第二部，不过这个计划一直没有完成。因为他当了校长，学校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占用了他的时间。之前这所学校已经换过8位校长，他们都是外国人，学校只有60多名学生，但他们既有孙必栋这样的西北农村孩子，也有不少从沿海地区逃难出来的富家子弟，将这些学生真正融合到一起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霍格采用英国公立学校的规则管理他们。孩子们黎明起床，在冰河中游泳，然后用含硫的油膏擦身治疗疥疮和虱子。孙必栋印象里，艾黎似乎更富于浪漫色彩，而霍格则是一个严谨务实的“管家”。培黎学校经费有限，每年只能供养一定数量的孩子，因此一些成绩较差的孩子则可能会被淘汰，请他们回工合的工厂做工养活自己，而这种令人伤心的事情总是让霍格来做。1942年年底霍格找到孙必栋，神情严肃地告诉他，他的成绩是班上倒数第三名，可能得回到他入学之前工作的纺织车间。孙必栋向他保证，自己成绩不好是因为刚刚入学，只要再给他一个学期让他调整过来，一定会取得好的成绩。霍格同意给他一个机会。第二天霍格又来找他，说只要他有这个决心，他可以进行单独辅导。

培黎学校几乎没有固定的经费，有钱寄来的时候霍格要去宝鸡的工合办事处领取。到那里取钱很不容易，需要骑自行车翻越秦岭，走100公里山路。有一次霍格去取钱，回来的路上经过草粮驿地区时，他看见前面有一伙人，喊叫着要他站住，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土匪或逃兵，他们不仅抢劫而且常常杀人，霍格高声呼喊着拼命蹬车前进，居然幸运地冲破了他们的包围。

在培黎学校的时候霍格的中国话已经说得很流利，而且很喜欢唱中国歌，每一个见过霍格的培黎学校学生都还记得霍格唱歌的事情。他拿小本子收集很多甘肃民歌和在难民中间流传的别的省的民歌，每周星期六的晚上学校都举行“娱乐会”，学生就让霍格表演唱歌，并且一直叫他“再来一个”不让他停下来，最后大家一起哈哈大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