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孙犁的《山地回忆》*

孙犁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他生于河北省安平县东辽村，华北平原上这个普通的乡村，给了孙犁最早也最重要的心灵的滋养。孙犁的父亲是勤谨的生意人，在他的操持下，家境逐渐步入小康，家里拥有50亩的田地。孙犁的母亲，曾生育了七个孩子，只有孙犁一个活下来，却又体弱多病，于是他得到了家中长辈更多的呵护。孙犁说自己“幼年尪怯”，〔1〕自幼多病，对他敏感内向性格的养成有很大的作用。

孙犁在家乡读了小学，又到保定读完中学，之后到北京谋事。从1933年到1935年，他曾先后在北京的政府机关和一所小学做事，但是小职员的生涯并不愉快和长久，于是他回到家乡闲呆着。1936年，两位中学同学介绍他到河北保定同口的小学做教员。同口镇就在白洋淀边，风光明丽，人情淳朴，孙犁在这里教了一年书，留下了相当美好的回忆。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原先介绍孙犁去教书的中学同学公开了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冀中平原组建敌后抗战队伍，在他们的引导下，孙犁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先是在冀中根据地的抗战学院任教，后来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晋察冀边区文联从事新闻宣传工作，在这期间，他转徙于阜平山区。这里与平原相比，有天壤之别，生活艰苦，衣食住行都很困难，但孙犁对这一方水土有很深的感情，他说：“但是阜平，在我们这一代，该是不能忘记的了，把它作为摇篮，我们在那里成长。那里的农民，砂石，流水，红枣，哺育了我们。”〔2〕

1944年，孙犁奉命来到延安，任教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又回到河北工作。1949年后，他到天津日报社，长期负责《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有意思的是，参加革命资历颇长、在文坛影响颇大的孙犁，行政级别一直只是副科级，这一点曾引发人们许多感慨。

孙犁的作品，明丽清新，富有诗意，曾影响和启迪了许多后来者，以至评论界有“荷花淀派”或“白洋淀派”一说。孙犁本人一直不同意这种提法，但是不可否认，被纳入这一流派的作家如刘绍棠、从维熙、房树民、韩映山等人，确实都深受孙犁的影响，并且都是从向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副刊投稿起步迈进文学殿堂的。

虽然历来有“文人相轻”的积习，但是清正的人格和富有审美价值的创作，却使孙犁获得许多作家的认同和敬重。邓友梅的回忆文章真切地表达了当年孙犁的作品对他醍醐灌顶一般的启迪：“我读的第一本孙犁著作《采蒲台》……读完之后颇感意外：写的也是抗日军民的艰苦斗争，画的也是根据地的革命图像，却不像喝胡辣汤那样热血沸腾，慷慨激动，而是像嚼青果般淡醇爽口，清心明目，余味无穷。原来歌颂抗战，可以有不同的节奏和音色，同样描绘人民，可以有不同的构图和色调。原来文学是允许有个性的。可以在同一革命目标、人生理念之下，各有自己的心灵感受，语言风格，审美视角，从而写出不同的作品。”〔3〕

1949年12月，孙犁的《山地回忆》发表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这是一篇历久弥新的作品，在新时期后逐渐获得人们的注意和重视，被收进各种选集和语文教材。孙犁鲜明独特的创作个性可在这个作品里得到印证，其中关于乡村景象的记忆、战争年代的日常生活的真切表现以及自然流露的诗意，都给读者以绵长的回味。

一、乡村情结的抒写

孙犁深具乡村情结，他的写作以农村题材见长，但《山地回忆》与他别的作品有所不同。在这里，作者关注得更多的是农村和农民的命运，关注他们能否摆脱落后贫穷的宿命。

作品中的“我”在天津工作，当他见到快十年没见面的来自阜平山区的农民朋友时，往日的回忆油然而生。他最直接的记忆是山区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阜平的天气冷，山地不容易见到太阳。”“阜平土地很少，山上都是黑石头，雨水很多很暴。”“阜平的农民没有见过大的地块，他们所有的，只是像炕台那样大，或是像锅台那样大的一块土地。在这小小的、不规整的，有时是尖形的，有时是半圆形的，有时是梯形的小块土地上，他们费尽心思，全力经营。他们用石块垒起，用泥土包住，在边沿栽上枣树，在中间种上玉黍。”

山区的生产资料匮乏：“那里不种棉花，我刚到那里的时候，老大娘们手里搓着线锤。很多活计用麻代线，连袜底也是用麻纳的。”

农民的生活方式离现代文明很遥远：八路军战士“刷嘴刷牙”的生活习惯让妞儿大惑不解，她说：“你们尽笑话我们，说我们山沟里的人不讲卫生，住在我们家里，吃了我们的饭，还刷嘴刷牙，我们的菜饭再不干净，难道还会弄脏了你们的嘴？为什么不连肠子肚子都刷刷干净！”

农民的生活艰难：妞儿身上穿的是破旧单薄的袄裤，她一家早饭的食粮是一篮子水沤的杨树叶。

孙犁对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异很敏感，他内心充满对山地人民的感激之情，真心希望山地的人们能更好地生活。在作品中，作者设置了这样两个情境：八路军女兵教会妞儿纺线；建国伊始，妞儿的父亲作为农民代表，来到天津市，参观工业展览会，对那些改良的农具特别感兴趣。孙犁显然是希望信息的传播能给封闭落后的山地带去一些变化，这是作为一介书生的作者能想出的唯一办法。

在抗战岁月，“我”充满对未来的信心，“我”对妞儿说：“等我们打败了日本，占了北平……我们就可以一切齐备了。”话语里颇有承诺的意味。可是解放了，进城来的妞儿的父亲“身上穿的还是那样一种浅蓝的土靛染的粗布裤褂……他这身衣服的颜色，在天津是很显得突出，也觉得土气。”可以看出，小说隐然表达了对农民的愧疚感：曾和妞儿一家处得如亲人一般的“我”，终究只是一个过客，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去本应有的改变。

二、日常生活的展现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巨大变革，文学创作体制日益走向“一体化”，作家创作受到了更多的约束，必须为政治服务。表达高昂的革命激情、塑造英雄典型、强调阶级斗争成为当时的正宗。

但是孙犁的创作，却始终离文坛上的这种主流范式有一段距离。孙犁也写战争、写革命，但是并不愿意直接写血肉横飞、剑拔弩张，他更愿意把革命生活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愿意关注和表现普通人，特别是普通女性的生活状态。孙犁有自己的创作主张和审美理想：“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4〕的确，非凡的勇气、坚强的意志固然是人们度过艰苦年月的重要因素，但是在战争的大背景下，人们表现出来的对日常生活的热情更为可贵。《荷花淀》里织席的水生嫂，《吴召儿》里在反扫荡的行军路上打枣的女孩，以及《山地回忆》里爱斗嘴的妞儿，都是普通的平凡的女子，却都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保有健康的生活态度和乐观的生活热情。“在非常态的生活中发现常态的、日常生活的朴素和美好成为孙犁最主要的对生活的理解和艺术上的审美方式。”〔5〕孙犁所叙述的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穿越了时空，传递出早已消逝的那个年代的生命气息，温润可感。他的创作，虽然当时处于边缘，不被提倡，颇为寂寞，但今天看来，无疑更具有审美价值。

在《山地回忆》里，作者没有直接写战争，只是通过妞儿的话（“我们的房，叫他们烧过两三回了！”）来点出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他把笔墨集中在日常小事的描写上：“我”去河边洗脸，和妞儿拌嘴，妞儿给做袜子，跟妞儿一家越来越熟，在她家吃饭、唠家常，帮着妞儿的父亲长途贩运红枣，挣的钱又由妞儿做主买回一架纺车，她开始兴致勃勃地学习纺织的全套手艺……没有气势磅礴的黄钟大吕，却能让读者感受到中国底层百姓对生活的执著、坚忍、乐观和热情，这些小人物身上有着坚韧的生命力量，正是他们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三、诗化的小说

乍读《山地回忆》，读者很容易把它当成纪实性的散文，因为其中“我”的身份和经历，与作者本人有太多的重合之处，这种看法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作者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来辩诬，这就是《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有趣的是孙犁说自己虽然有过类似经历———和当地妇女在河边吵架，但前因后果却与小说大不相同。他当时和大家一起从河北出发前往延安，途经山西时，在一处宅院里做饭。“忽然‘嗡’的一声，锅飞了起来，屋里烟尘弥漫，……当时我的形象可怕极了。一脸血污，额上翻着两寸来长的一片肉。当我自己用手一抹，那些可怕的东西，竟是污水和一片菜叶……我不得不到村外的小河里去把脸洗一下。在洗脸的时候，我和一个在下游洗菜的妇女争吵了起来。……小说里那个女孩子，绝不是这次遇到的这个妇女。这个妇女很刁泼，并不可爱。”〔6〕对照小说和作者的解释，我们可以确认《山地回忆》的确是一篇小说，作者采用取自真实世界的素材，但却进行了符合自己审美目的和叙事逻辑的修改，建构起一个新的世界。

同孙犁的其他作品一样，《山地回忆》也极具诗意，给读者带来了审美的期待和满足。这种诗意，来自作品中的许多“留白”之处，它们给读者不尽的想象空间。

比如“妞儿”这个名字，是这么简单；比如妞儿的长相，只有一句“在她笑着的时候，她的整齐的牙齿洁白的放光”。

在人物身份关系的设置上，作者突出强调的是军民关系。“我”的八路军身份，使得妞儿和“我”的亲近似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是仅靠政治身份如何能取得陌生人的信赖呢？读者，特别是如今的读者不禁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作者在有意无意之中略去的两个人的性别、年龄等因素，更激发起读者的想象，人们也的确能在字里行间见出“我”和妞儿之间若隐若现、若有若无的情愫。小说里有这样一段：

一天，大伯说：

“同志，你知道我是沾你的光吗？”

“怎么沾了我的光？”

“往年，我一个人背枣，我们妞儿是不会给我吃这么好的！”

我笑了。女孩子说：

“沾他什么光，他穿了我们的袜子，就该给我们做活了！”

虽然只是几句对话，却有无穷的意味。

而小说的结尾处有一句“妞儿已经有两个孩子了”，颇有唐人“绿树成荫子满枝”的诗意，深曲蕴藉，耐人寻味。

总之，《山地回忆》是孙犁早期的重要作品，作家在这个短篇里坚持并实现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和审美追求，联系当代文学逐步走向“一体化”的背景，这一点就更显可贵。

〔1〕〔4〕孙犁《自序》，《孙犁文集》第1卷第4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

〔2〕孙犁《〈亲家〉》，《文学短论》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3〕邓友梅《恭送孙犁师长》，《光明日报》2002年7月24日。

〔5〕萨支山《“故事”与“抒情”：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的两种可能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第2期。

〔6〕孙犁《关于〈山地回忆〉的回忆》，《孙犁文集》第4卷第619—62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