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课程论研究的历史回顾：1922--997

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其研究领域主要涉及学校课程设计、编制、实施和课程评价等的理论与实践。从先秦以来，我国教育家已有许多有关这一领域的论述，但课程论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在我国还只有简短的历史。考察课程论领域的历史，不仅能够使我们发现这一领域的中心问题，同时也可以使我们在接受、理解和创立新的课程理论时进行更多的思考。因为，在一些称之为新的课程思想、观点和理论中，许多东西实际上并不新。通过历史的回顾和透视，我们可以更具批判性地评价各种课程理论和思潮，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这些理论的未来发展及其命运。此外，通过考察那些在课程论领域的萌芽、确立和发展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对课程问题的认识，我们也许能够更清楚地明白课程是什么、课程论要解决哪些问题。本文重点考察课程论作为一个正式的研究领域在我国近现代教育研究中的地位及其走过的道路，同时探讨80年代以来我国课程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

一、我国课程论研究历史的简要回顾

（一）课程论学科在我国的建立：1922-1949

课程作为一个正式研究领域，在我国始于20年代初期[1]，并和当时的学制改革紧密联系。围绕1922年新学制改革，我国学者纷纷开始研究课程，特别是中等教育课程的改革。1922年5月，《教育杂志》刊出第14卷号外《学制课程研究号》，在教育界和社会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廖世承在这期杂志上发表《关于新学制草案中等教育课程之研究》，论述了编制中学课程的三原则。原则一，无论初级中学高级中学，俱当采用分科选科制，设职业科与普通科；原则二，中学应破除学年制，采用能力分组的办法，凡学生升班，均以学科为单位；原则三，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应视各科性质，分别规定必修科目若干种。[2]后来，他又将原则增加到八条：原则四，选修科目不限定组别；原则五，初高两级的毕业年限应有伸缩；原则六，初级中学必修科目的教材，偏重应用方面；原则七，初级中学必修科内增加社会常识，高级中学必修科内增加世界文化史；原则八，童子军也列入初级中学的必修科内。[3] 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学制中学的课程》收录了廖世承、王克仁等关于中学课程的四篇研究论文。这些是我国比较早的关于课程的研究论文。

商务印书馆1923年出版的程湘帆著《小学课程概论》是笔者所知的我国近现代最早的课程论专著；广西教育厅编译处1928年出版了王克仁著《课程编制的原则和方法》，全书分11章，讲述了课程问题的重要性、课程适应普通的生活和特殊的生活、编制课程的步骤等几个方面，是我国比较早的综合性的课程论著作。此后一批关于课程的著作陆续问世，如徐雉著《中国学校课程沿革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29年版）；朱智贤编《小学课程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作为师范小丛书的一种，分三编对课程的概念、课程的原理和课程的编制进行了研究；熊子容著《课程编制原理》（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分课程之功用、现代课程之领域、现代课程编制、各级学校课程编制四章论述中小学课程；盛朗西编《小学课程沿革》（中华书局1934版）和李廉方著《小学低年级综合课程论》（中华书局1934年版）；陈侠著《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此外，一些美国的课程论著作也得以翻译出版，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庞锡尔著，由郑宗海、沈子善翻译的《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F.G.Bonser, The Elementary School Curriculum，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博比特著、张师竹译《课程》（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博比特著、熊子容译《课程编制》（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30年代出版的教育学著作也已经把课程或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教学论或教学方法并行研究。如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著作中，罗廷光著《教育概论》（上海世界书局1933年版）将课程和教材作为单独的部分论述；孟宪承编《教育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把课程和教学分别作为不同的章节；胡忠智编《教育概论》（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版）已分列课程论（教育工具）、教学论（教学方法）。

30年代对小学课程教材的研究比较深入，出版了大量的教材研究方面的书籍，如孙钰《小学教材研究》（北平文化学社1932年版），朱翊新《小学教材研究》（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版），吴研茵、吴增芥《小学教材研究》（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俞艺香《小学教材研究》（南京钟山书局1934年版），吴宗望《小学教材研究》（上海开明书店1934年版），俞子夷等《新小学教材研究》（上海儿童书局1935年版）等，这些著作对小学课程教材的目的、范围，教材的性质和功用，教材内容的选择和分配，教材的组织和分配，教科书的编辑以及小学各科教材进行了论述。

从30年代起，课程论开始作为大学课程在高等院校进行教学。1930年国民党教育部编的《大学科目表》中，课程编制列为教育系第三、四、五年级选修课。30年代和40年代，中山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湖南大学、云南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贵阳师范学院、东北大学、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燕京大学等院校的教育系都开设了课程论。[4]如北平师范大学教育系1931-1932学年已将课程论列入第二三年级的选修科目，占4个学分，[5]该校研究院教育科学门同年也将课程论列为选修科目，每周2学时计4学分。[6]当时的全国性教育期刊，如正中书局的《教育通讯》和商务印书馆的《教育杂志》都发表了不少关课程论的论文。

20-40年代是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改革和实验比较活跃的时期，对教育改革在各个方面的深入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需要我们进一步加以发掘和认识。这一时期对课程论的研究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同步进行的，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但是，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小学课程教材和课程沿革史方面，在课程理论方面主要是介绍和移植美国的课程论，课程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欠缺。尽管如此，课程论作为教育科学内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得到了重视，特别是对小学课程教材的研究不逊于当时作为热点的教学法和教授法。我国课程论学科已具雏形，并受到教材研究和课程史研究的有力支持，初步展现了课程论研究的辐射力。

（二）课程论作为教学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的时期：1949-1988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习苏联的教育科学。苏联的师范院校只讲教育学，在教育学中讲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德育论、学校管理，形成了教育学的四大块，把课程论放在教学论中，内容也仅仅是介绍政府颁布的有关课程文件如“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和苏联一样，我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没有把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来研究，这和教育体制上由国家统一制订教学计划、教学内容，各地区、各学校和教师只能遵照执行的管理模式密切相关。

我国的教育学界当时没有把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并不等于我们没有研究课程问题。在我国出版的教育学和教学论著作中，课程问题还是得到了一定的关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课程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得到越来越深入的研究，并导致课程论终于从教学论中分离出来，成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编写组编《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是1961年至1963年间编写的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教材的讨论稿，对课程设置的依据、各门课程的目的和任务、课程的安排、教材的选择、教材的组织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它是同一时期极少数将课程论内容列专章并依据当时的观点作精要阐释的教育学著作之一。

1981年，教育部直属的、以研究、编写中小学教材为主要任务的人民教育出版社设立课程教材研究室，并创办了全国第一家《课程•教材•教法》杂志，我国课程研究工作者有了集中发表自己关于课程教材的意见的园地。该刊的宗旨是探讨中小学课程教材的编制原理，研究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途径，刊发包括课程编制的一般理论，教材编写的一般问题，中小学各科课程设置、相互联系和前后衔接的问题，中小学各科教学目标的研究，课程教材改革的研究报告和调查报告，课程教材沿革的参考资料和分析研究，外国课程教材的参考资料和比较研究，国内外课程教材的书刊评介等方面的论文等。创刊号发表的戴伯韬《论研究学校课程的重要性》一文，奏响了新时期我国课程研究的序曲。作者在文中论述了研究学校课程的重要意义、编制学校课程要符合客观规律、应该按照教育方针编制课程和关于课程的编制问题等四个方面的内容。他指出，学校课程不仅把各科教学内容和进程变成整个便于教学的体系，而且是培养什么人的一个蓝图，课程论是学校教育学中一门重要的分支学科。这同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生产以及文化科学技术的有着密切的联系，其中，主要是生产方式决定了学校课程的内容和性质。学校课程要根据一个国家发展生产需要、政治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来制定，不能墨守陈规，必须重视课程的研究。[7]但这种要求重新建立课程论学科的呼吁，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在思想上的束缚，以及在当时课程研究人员少、课程研究机构不健全的情况下，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同年出版的该刊第2-4辑中，刊登了陈侠《课程研究引论》、叶立群《中小学课程设计的三个问题》、刘英杰《中小学课程设置的几个问题》等研究文章。1983年，教育部批准成立了课程教材研究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署办公。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外国教育丛书》中，有关中小学课程研究与改革的内容，占了一定的篇幅。接着又编辑出版了国内第一套《课程研究丛书》[8]，其中《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课程理论》、《学校理科课程论》、《普通中等教育内容的理论基础》等译著集中介绍英、美、日、苏等国有关课程研究的理论。此后，关于课程研究的论文在全国各个刊物上逐渐多起来，同时，对国外课程研究情况的介绍也逐步增多。

1984年，山西大学史国雅发表了《课程论的研究范围及指导原则》一文，介绍了国外和我国课程论研究的概况，他提出课程论研究的范围应当包括课程设计和课程实践两个方面，而课程实践即指教学。编制课程和教学课程应当结合起来，绝对不能把二者分割开来。[9]他第一次课程论研究的领域扩大到了教学论的领地。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教学论研究者也开始重视对课程的研究，杭州大学董远骞、张定璋、裴文敏著《教学论》在该书的第八章“课程论”部分，阐述了课程论是关于教学内容的理论的看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论述了课程的“双基论”。[10]

北京师大王策三在其《教学论稿》中，分三章论述了课程的历史发展、课程的本质和结构、课程设计的方法。他提出课程论要解决所问题是：如何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掌握人类长期创造和积累起来的经验的精华。课程问题在任何一个教育体系都居于中心地位、实力地位。因为教育目的必须依靠一定的内容安排来实现和体现；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都是受内容决定并为它服务的；教学的质量、水平和评价的标准，主要看教学内容以及实现得怎样。当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起对智力开发的普遍的关心，课程论的研究空前地突出了。[11]

东北师大吴杰在其编著的《教学论－－教学理论的历史发展》分四编探讨教学论问题，其中第一编就是“课程论”，他探讨了中外课程论的历史发展、当前世界主要工业国家课程改革的趋势、从课程论的历史发展和当前情况所看到的问题以及我国课程论所要研究的问题。他认为，课程论要回答的问题是教什么、为什么教这些内容、怎样教这三大问题。[12]教学计划是课程论所要研究的中心问题。根据对课程论研究任务的认识，他探讨了课程的演变和课程门类的划分、制订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教材的编写。对课程的研究和重视又向前进了一步。

1988年，河北大学王伟廉编著的《课程研究领域的探索》（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年9月版），介绍了欧美课程研究领域的一些情况，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主编、陆亚松、李一平选编的《教育学文集•课程与教材》（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11月版），为推动课程论这一教育学领域比较薄弱的环节的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材料。

从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教材的改革与发展的步伐加快。1986年国家教委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并于1988年颁发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编写规划方案》，明确提出把竞争机制引入教材建设，逐步实现教材的多样化，以适应各类地区、各类学校的需要。全国出现了多套义务教育教材同时开始研究、编制和试验的形势。课程教材研究和编制的需要，客观上大大促进了课程论的研究。在各种教育刊物上刊登的课程方面的论文呈越来越多的趋势。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攻读教育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研究生，把研究方向对准了课程领域。

可以看出，尽管我们把这一时期归纳为课程论作为教学论的组成部分研究的时期，但它也是我国课程论开始学科重建的准备时期，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酝酿时期，课程研究队伍逐步形成和壮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课程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得到重视，阐释课程问题的深度和广度都有相应的加深和扩展。

（三）课程论作为教育学分支学科的重建时期：1989年以后

尽管1989年以后，教学论继续把课程论作为自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加以研究，并越来越注意课程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如李秉德主编《教学论》设课程论专章，对课程的意义、地位和历史发展，课程编制的理论和方法，我国的中小学课程和教材进行了篇幅较大的论述[13]；吴文侃主编《比较教学论》对课程、课程设计、课程编制理论、学校课程的实施与改革等问题也作了比较深入的阐述[14]，等等。但随着两本比较有影响的课程论专著的出版，我国课程论开始成为教育科学的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

1989年我国正式出版了两本课程论专著，一是课程教材研究所陈侠著《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一是华东师大钟启泉编著《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此后我国又陆续出版了一些课程论的专著，课程论研究在我国教育学界渐成热点。

陈侠在1989年3月出版了我国新时期第一本《课程论》，它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课程论的成果结晶。作者从1984年起，应邀先后在一些大学的教育系给研究生作课程论的专题讲座，《课程论》一书就是由这些讲稿编成的。《课程论》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论述，形成了独具特征的结构体系。从论述课程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考察中西方学校课程的演变和课程理论的流派，到论述制约学校课程的各种因素，把学校课程编订与教育目标挂钩，分别阐述学校课程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目标和课程的性质、任务、类型、编订、实施和评价的关系，最后探讨课程编订的趋势。

钟启泉《现代课程论》的特点是借鉴国外特别是日本学者的材料，系统地研究了学校课程的发展、课程论遗产和课程理论的进步；考察了课程编制的基本理论如课程概念、类型、结构、课程编制原则、课程基础，以及教育目标、课程开发、教材教具、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介绍了美国、西欧、苏联和日本的现代课程研究；用较大篇幅对美国、苏联、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学校课程的实施及其特点作了比较研究。该书向我国的课程研究人员全面展示了国外课程研究的现状和所取得的成果。

1990年10月，“课程发展与社会进步国际国际研讨会”[15]在上海举行，这是我国第一次在课程领域主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课程改革问题在我国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一时期，我国中小学课程问题在国家、地方和学校三个层次上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研究与改革，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进行引起了教育学界的普遍关注，国家教委制定新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部署义务教育课程教材多样化的改革，以及上海市的中小学课程教材整体改革和浙江省义务教育综合课程教材的改革，引发了人们对课程理论问题的重新思考。一些课程论著作从不同的视角对课程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

华中师大廖哲勋著《课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从大学教育系专业课的角度对课程问题作了系统的科学研究。该书的目的是“在分析各流派课程理论的基础上，针对我国中小学课程建设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比较深入的研究，着力探讨我国中小学课程运动、发展的规律，借鉴外国课程理论中一些有价值的见解，从而初步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课程理论的体系。”[16]该书分绪论和课程的基本理论、课程设计理论、课程评价理论、课程管理理论四编共18章，其主要特点是在对中小学课程进行现状研究、历史研究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有分析地吸取外国课程理论的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观点；全书理论体系注重从我国实际出发，力图概括中小学课程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包括课程设计、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在内的课程系统工程进行了全面的论述；着力揭示课程内部的复杂联系，强调课程结构合理化与课程模式多样化，阐述了课程结构与课程功能辩证统一的原理。

课程教材研究所吕达对我国近代普通中学课程的渊源与沿革作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在总结历史经验的的基础上，探求课程发展的规律，对我国当前普通中学的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见解和设想。他从1988年起，连续在报刊发表了对中小学课程改革的研究论文，并在《独木桥？阳关道？－－未来中小学课程面面观》（吕达等著，中信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近代课程史论》（吕达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构想，即一个目标、两段设计、三级管理、“四个结合”等。一个目标即指知识、儿童和社会这三大要素对学校课程的制约作用是通过教育目标体现出来的；两段设计即指将初中课程纳入义务教育阶段，与普通高中阶段课程分别设计；三级管理指在课程上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管理；四个结合即指作为课程整体结构，在课程内容上使德智体美与劳动技术相得益彰，在课程范畴上使显在课程与潜在课程相辅相成，在课程形态上使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取长补短，在课程类型上使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课程动态平衡。这些构想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认可和采纳。

近年来，一些课程论专著的出版表明，课程研究的范围有所拓展，并开始对课程专题进行探讨。这些著作包括《国外课程改革透视》（钟启泉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课程变革研究》（杨玉厚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现代课程论》（靳玉乐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国古代学校教材研究》（熊承涤著，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课程理论－－课程的基础、原理和问题》（施良方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潜在课程论》（靳玉乐著，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课程变革概论》（白月桥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阶梯型课程引论》（黄甫全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等等。同时，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课程论的研究也取得了成果。[18]

1997年3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正式批准成立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从事课程研究的学术性团体，其主要成员不仅包括课程理论工作者，还包括了课程实践工作者；1997年11月，由课程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的首届全国课程学术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大批课程论专著的问世和全国性课程研究学术团体的成立表明，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一个正式的分支学科的重建已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