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学科教育的百年步履

这是个大题目、难题目，在世纪之交，却又是必须探讨的重要题目。应编辑部之邀写这篇短文，自知力不从心，但我有偷懒的办法：一是把“语文教育”定位在“语文学科教育”，口径缩小；二是抽取几个与当前语文学科教育改革联系较多的要点，说说个人的看法，角度集中；三是尽量少说“大背景”，紧紧扣住语文学科本身来探讨某些历史发展的轨迹，靠船下篙。

想完之后，提笔试着谈三个问题。

为什么教

这是有关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问题。

对语文学科的性质和任务，近百年来人们的认识经历着一个曲折迂回而又不断接近完善的历史过程。这集中叵映在对“语文是工具”这一命题的认识和理解上。

对“语文是工具”这一命题，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历史内容。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新学之前，也就是当语文学科还没有在中小学堂正式独立设科之前，语文也被认为是一种工具，那是被用来当作应试赴考、摆开仕途的工具，即用来叩开官宦之门的一块敲门砖。1903年新式学堂成立，根据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分科课程中定语文学科名称为“中国文学”（是为癸卯学制，一般以为是语文学科正式诞生之始）。当时受维新变法余绪的影响，语文作为一种工具，已经不单纯是追求功名利禄的工具，同时也为“从事于各项实业”的工具。直到五四前后，封建政体瓦解，共和政体建立，学校教育的宗旨改变为：（一）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精神。教育已开始摆脱封建主义腐朽绳索的束缚而成为旨在培养民力、开发民智的工具。辛亥后，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制定颁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其中对“国文”一科作了如下规定：“国文要旨在通解普通语言文字，能自由发表思想，并使略解高深文字，涵养文学之兴趣，兼以启发智德。”这一表述，显然是从当时日本的同类文件中搬来，但也确乎反映了认识上的某些进步：语文是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是培养文学兴趣的工具，是启发智德的工具等等。此后，在旧中国政府颁布的教育文献中．尽管文字上和表述方式上略有差异，但基本精神大致没有改变。在理论界，则各抒己见，如“语文只是人类生存必有之一种工具”1932年，穆济波），“语文为传达思想的工具”（1931年，程其保）等等，论述的角度不同而已。

在新中国建立以前，对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认识，有两点值得重视：

一是40年代，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制定《初中国文课程标准草案》，其中对于语文学科的教学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作了如下规定：

“本科教学局全部活动，必须贯彻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以达到下列具体目标：提高学生对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读写能力，掌握其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获得科学的读、写、说的方法，养成良好的读、写、说的习惯——这是本科的基本目的。同时，适当配合各项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增进其他各种知识。”

上述规定的特点主要反映在思想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三个方面。所谓思想性，就是它强调了语文学科教育必须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针。从这个根本指针着眼，在具体目标上突出要“提高学生对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读写能力”；同时配合其他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这就使过去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着意追求的“培养国民健全的人格”的目标有了具体的现实内容和可靠的保证，使争论多年、悬而未决的言文关系、知能关系等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答。所谓科学性，就是它强调了要学生掌握大众语文和新社会一般应用文字的“基本规律与主要用途”，使获得的“方法”和养成的“习惯”，都符合读、写、说的科学规律。这是以往的各种《纲要》和《课程标准》中从未提出过的，即使在过去那些专家、学者的论文中也很少论及（国统区的进步学者群，如“开明派”人物曾经意识到这一点，但也似乎未能从理论上充分地阐述过这个问题）。所谓完整性，就是它既提出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基本目的”，又强调了要配合其他课程所该达到的其他目的，如提高学生思想认识和增进学生其他知识等等。这样，把语文能力、思想认识和相关各科知识三者联系起来加以考虑，意识到了语文工具的特点和语文学科的综合性功能，又正确分清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提法上相对的完整了。其他如读、写、说并提和能力、方法、习惯兼顾，都体现了观点的周妥。

综上分析可见，陕甘宁边区所制定的这份《标准草案》，尽管是在革命根据地内实行的，但由于它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广泛吸纳了国统区内部分学者的进步观点，又深刻认识到语文工具的性质和特点，所以比较正确地反映了语文学科教育的客观规律，而且言简意明、表述合理，应该被认为是我国现代语文教育发展史上代表正确方向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性文献。

二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30年代颁行的《修正中学国文课程标准》提出了语文工具与传播文化的相互关系问题。其中，关于初中阶段的教学目标提到要“使学生从本国语言文字上，了解固有文化”“使学生从代表民族人物之传记及其作品中，唤起民族意识并发扬民族精神”；高中阶段规定为“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进民族意识”。且不说适应抗战时期的特点，强调“唤起民族意识，发扬民族精神”的必要，就是从语文工具与传播文化的相互关系而言，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进步。所以，现在有人把“语文是重要的文化载体”这一提法看作是创新的观点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因为前人已经意识到语文工具与承载、传播文化的内在联系。

以上两点之所以特别值得重视，是因为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讨论语文学科性质和任务的时候，凡是代表正确的一面的，都是继承了过去历史存留的重要观点，并结合新的现实加以发展的。今后也仍然应该把这些作为我们思考语文学科教育改革之路的宝贵财富。

教什么

这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问题。

在本世纪初，尽管新式学堂已独立设置语文学科，但它不像数、理、化、生等课程可用外来译本作教材，所以无论是“词章”（1902年）还是“中国文学”（1903年）都还没有自己新编的课本。先从小学堂开始，专为小学语文学科编教科书，继而中学堂也不再沿用《御选古文渊鉴》《经史百家杂钞》等古文选本，而有了自己新编的教科书。但名为“新编”，也多半是传统诗文名篇的汇集或略加评点而已。

辛亥革命以后，这种状况开始有了改变。值得注意的历史轨迹有如下几点：

一是书面语的分化。语文学科是以语言文字的特点及其运用规则为教学内容的，所以语言文字的发展演变必然要影响到它的教学内容。书面语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脱离口语的，即文言；一种是接近日语的，即白话。辛亥革命以后，特别是五四以后，口语化的书面语，在交际领域逐步取代了文言，以致占了统治地位。文言文除了在少数场合还运用以外，多半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的媒介。于是在中小学里，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形成了这样的新格局：低年级（主要指小学和初中）以学习日语化的书面语为主；高年级（主要抬高中）以学习文言为主。从总体上看，是言文并存。这种状况延续到了今天。言文并存，必然要带来这样一系列问题：言文比例问题、言文编法问题、言文取合标准问政等等。

二是口头语的分化。传统的语文教育是不重视口头语训练的，新式的油文学科教育开始在学习书面治的同时逐步重视口头语的训练。五四以后，以北京话为标准语音的普通话（五四时期称“国语”），在正式的口语交际场合取代了各地方言，各地方言则在特定地域内继续存在。于是，中小学的语文学科教育中．通过汉语拼音字母的学习和运用，大力推广普通话。五四时期，黎锦熙等人研究“话法”教学，引起普遍重视。这个问题，在旧中国尽管有人呼吁，有人倡导，但很少实绩。新中国建立以看，直到今天，推广普通话仍然是个艰巨任务。面对新世纪的到来，在社会交际日益频繁、人机对话将成为现实的形势下，对中小学生进行普通话的训练，争取在大面积上取得成效，将是我们这一代语文教育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三是语文功能的分化。语文工具的社会功能，在语文学科诞生之前，是比较单纯的，学习文言诗文是为了求取功名，所以只要学习一些科场需要的八股文和诗词歌赋的作法便足够。五四以后，语文功能有了明显的分化：文艺文以抒写个人情怀和描述社会百态为特点，语言讲究形象、生动、传神；实用文以记录社会实况、说明事物性状、论述思想观点等等为特点，语言讲究准确、简明、得体；由于平民教育、职业教育等教育思想的影响，语文作为社会交际工具的功能日益受到重视，所以应用文的读写训练被列入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内容。又因为文艺文有认识生活和陶冶性情的作用，在语文学科教育的教学内容中仍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三类不同的语文运用形式的并存，必然也要带来比例问题、编法问题、取舍标准问题等等。

四是语文知能的分化。语文学科诞生之前，学语文只是读文和作文，并不重视语文知识学习。五四以后，读范文和学知识分化成两条线，在诵读中感悟和在学习语文知识中逐步掌握规律成为语文教学内容的两个重要方面。教科书已改变专选范文的旧哈局．形成在范文中穿插编排语文知识专题短文的新格意。语文能力需要在实际运用中逐步培养，语文知识需要史实际运用中消化吸收，于是在教科书中增加作业练习成为必要。新式教科书形成范文系统、知识系统和作业系文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至于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学生语文自学能力的培养，在教科书中增添了指导学生自学的内容，构成了一个有自身特点的导学系统，那就进一步丰富了教学内容。

五是语文测试的分化。以一篇作文为语文测试项目的单一方式，是旧式八股科举科场的遗物，新式学堂成立之初还没有完全取消。辛亥革命以后，这种单一的测试方式开始有所改变，直至五四时期．阅读、写作、语文基础知识多项结合的综合测试法逐步挖行，逐步完善。又由于国外教育界流行的较为科学的测试评价标准和方法的引进，给分方式也从主观评价的自一计分法逐步改变为主客观结合、平时成绩与测试成绩三百合的多项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