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趣是怎样炼成的：以几册语文教材为例

>巴金对自己作品的阐释不如语文教学参考书来得“准确”；王蒙说考外孙的语文可能会不及格；陈村质疑儿子一年级课文《秋天到》里庄稼成长的常识，在在表明语文教材的反常。在不少学生厌恶语文教育的同时，司马光用大石头砸缸救出了蜻蛙王子、西瓜太郎、流氓兔，这充满解构邪趣的《Q版语文》迷倒了一大批青少年。说明这几年随着语文教材的改革，用了几十年而不换的教科书“爷爷”，的确稍有改变，但至今存在的不少问题，是真正关心中国教育的人，不能坐视不理的。

多年来，我搜集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大量的中国语文教材——纵向上看，从小学到大学；横向上看，从扫盲课本、军队课本、农民识字课本、监狱课本、佛教语文课本等；从空间上看，从大陆到港台、新马泰华人圈至欧美华文课本等——正拟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深知百年来语文教材编写的个中曲折。今单从小女所学的北大师小学实验课本挑几册来说明中小学，尤其是小学语文教材编写方面值得注意之处，以使今后的教材编写更趋优美而合理。

我们的第一课

台湾作家张晓风曾说：今天我送进学校一个纯朴的儿童，明天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青年。因此学校教育，不可不慎之又慎。儿童进校所学的第一课，对于学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正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第一课选择不当，如太过意识形态化甚至党化，对学生有不小的伤害，会影响对语文的学习热情。因为意识形态的东西多半脱不了说教的腔调，说教的腔调因空洞而虚伪，因虚伪而强词夺理。而此种抽象的灌输，不仅让学生不容易理解，而且最终导致学生对学习语文的抵触反感。

为综合考察第一课对学生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定下的语文教育基调，目前我正在组织编辑《我的第一课》一书，收入许多对语文第一课有想法的人的文章。自从中国有新式语文教材以来，第一课的选择无疑有了许多变化，但变化中有一种不可更易的一惯性，即看图识字，认识非常简单的字。清末最有名的《澄衷堂字课图说》第一课为“天”；宣统二年《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的第一课系“人”；流沙河先生所学第一课为：来来来／来上学／去去去／去游戏。天亮了／天亮了／起来／快起来／爸爸早／妈妈早／遇见老师行个礼／遇见同学问声好。小小猫／叫叫叫／小小狗／跳跳跳；我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王怡、余杰、范美忠所学第一课为“你办事，我放心，华国锋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小女所学的《语文》（北师大实验教材2002年6月第二版）第一课为“日月水火山石田土”，且配了一首“上学歌”：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小鸟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背上书包？”／我去上学校，／天天不迟到。／爱学习，爱劳动，／长大要为人民立功劳。台湾康轩文教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第一册（2002年7月第二版）第一课为《拍拍手》：拍拍手，拍拍手。左三拍，右三拍，上上下下拍拍拍。大家一起坐下来。

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四九年后大陆的语文教材编写中，受制于意识形态较重，丧失了教育独立于党派的中立，这对孩童幼小的心灵无疑是极大的伤害。比如我所学的第一课“毛主席万岁”，无疑是个天大的谎言，从小所受的教育从谎言开始，这是对我心智的愚弄，也是对我求真求知的尊严的挑衅。当然，你可以说我发蒙时是极端的七十年代，那么对照一下台湾和大陆2002年同时出版的语文教材第一课，也不难看出教材编写理念的差别。台湾教材的编写将儿童视为游戏者，除了《拍拍手》以外，接着有《吹泡泡》、《走迷宫》等，而大陆第一课除了认字外，还来一个“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的抽象说教的“上学歌”。“人民”是个什么概念？“人民”里面个体的利益何在？多少邪恶假“人民”二字得以公行，多少人的利益乃至生命被“人民”这个无限“正确”的大魔洞吞噬掉，让懵懂无知的儿童“长大为人民立功劳”，用意何在？为自己读书便不行么？把自己打造成器，客观上便是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胡适先生早就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四九年后大陆从第一课便开始洗脑（党化、奴化）的教材编写传统至今没有太大改变。当然，从我发蒙时公然的假话到现在小女读书时稍有遮掩的“人民”，是有一定的改善，但洗脑和愚民的实质，并没有根本的变化，这是我们语文教育中致命伤。

课文设计

课文设计除了内容外，还有儿童接受心理，以及课文如何循序推进诸问题。设若不深加注意，学生的学习效果会打折扣，老师教授起来也无形增加了不必要的难度。我认为小学语文的课文设计，应以儿童善游戏、善模仿的特性入手，所取课文应为儿童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人事，便会激发儿童的学习热情。相反，一上来便要其“长大为人民立功劳”，便会让他遭一闷棍而于学习无补。

北师大实验语文教材，总体说来，系由从浅入深，从感性到抽象，循序渐进，有值得称道之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六册以前基本采取的按学期所属的季节来编写，即秋节开学时，编有关秋天和冬天的故事，而春季开学时则编写春季和夏季的故事。作为课文，这应该是让学习的内容与环境相配合的好举措，易于让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在编排秩序和对孩童的心理适应上，则并非无懈可击。第一册正文里入选了两首诗，一为据《补唐书骆侍御传》所说骆宾王七岁时写的诗《咏鹅》，另一首为易题为《锄禾》的李绅《悯农》诗的第二首。前者入选符合儿童心理，后者入选第一册我以为太早，应该在二、三册为宜。理之入诗，佳者甚少，但李绅这诗因为关涉农事，在农业中国，历来被拿作为教幼童的诗篇，但我认为讲道理的诗应该稍微延后为宜。当我从网上看了各位老师甚至包括特级教师方景星讲《锄禾》所做的讲课设计后，就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复次，李绅此诗正题应为《悯农》，易为《锄禾》固然明白了，但对体会作者的原意却有损伤，因为标题完全成了没有感情倾向的“客观叙述”。如果能这样改易的话，那么《悯农》诗其一“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是否可改易为《春种》呢，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而从儿童易于接受、老师易于教授的角度来看，台湾《国语》教材则做得更好，因为他们的课文，不是明目张胆地来说教，而是寓教于乐、寓教于趣。

三年级第六册的《尊重与平等》（以下所举课文，若非特别标明，均出自北师大实验教材）一单元中有一课叫《“这样的规矩不能有”》，讲五十年代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彭德怀听说北海公园游人很多，便想到北海公园去看看。去了后却见北海公园立着牌子，上写“休息”。彭德怀问“是不是你们把群众赶跑了？”，“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么大一个公园，我们来了，别人就不能来？这个规矩不能有！”这是一篇好的课文，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但问题却设计得止步不前，让“平等与尊重”的主题大打折扣。“‘这个规矩’指的是什么规矩？彭总为什么说‘这个规矩不能有？’”这只是止于对课文的事实描述，不利于培养孩子深入思考问题的能力，倘若再加上一个问题：“小朋友们看到过这种事情没有？你对这事怎么看？”我认为更能让他们深临其境地感受到尊重与平等的重要。像彭德怀这样较富有平等与尊重意识的领导毕竟是少数，而且如果仅止于目前的问题，反而会流于歌颂大人物彭德怀的层面。好像平凡如我们理所应当得到的“尊重与平等”是大人物施舍的，不仅不利于深刻领会“尊重与平等”，反而可能会在儿童的意识里埋下神化领导人的意识，与教材编写的初衷背道而驰。

课文的取舍是一门真正关涉教育实质的学问。就我所看的北大师教材中，前六册有不少课文粉饰现实，如对当今农村苦况没有真正的反应，反倒是说生活多么美好，这不是我们生活事实的全部。乔羽的《让我们荡起双浆》，作为老歌有怀旧作用，但其间所透出的写作时代的局限，是毋庸置疑。“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幸福生活，哪个能替我安排？有这样的人么？有不少人努力工作，还食不裹腹，“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样粉饰现实，欺哄民众的歌词还入选教材，是令人遗憾的。另外，取课文取舍时有些技术因素也不能忽略。如一年级下册选杜甫的《春夜喜雨》，作为五律只录四句，而不标明节录，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我教女儿读唐诗，讲到杜甫《春夜喜雨》，她说我错了，书上只有四句，我查看了课本，费了好大劲才说服她，因为她相信教材。再者，北师大实验教材的量，明显偏多，老师和学生都觉得有过量之歉，同是一年级一册，北大师的有十七个单元28课，而台湾的《国语》前十周只教说话及注音符号，而课文只有短短的八课，即为一学期。两者之间量的差别悬殊，应该引起大陆教材编写者的思考。我们一直在主张减少学生的负担，教材编写恐怕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

教材的综合与互补

新式教科书的早期编纂，是什么知识都往里装，完全是大杂烩。其中的弊端是庞杂无头绪，但也并非毫无可资借鉴处。现代教育使得各学科分工越来越细，但教育在基础阶段是否越分越细越好呢？我看未必。小学一开始便是语文、数学、英语、美术、思想品德等等，我认为至少英语、思想品德至少是不必有的。英语并非一定学得越早越好，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古怪，改革开放以前视英语为怪物，现在则视英语为圣物，人人被迫必学，一个都不能少。但实际上英语教育对中国带来的负面作用，因大部分人所学英语没有用途而效率低下，因处处必考英语（比如所有职称评定的英语考试）耗费许多中国人的青春和才智，真是“毁”人不倦，说大部分中国人所学的“哑巴英语”和“聋子英语”堪称民族灾难，实不为过。但官方没有丝毫反思和改易的迹象，令人扼腕长叹，中国真是个奇怪到让人伤心的国家。

一个人的品行，自然是很重要的，但怎么培养一个人良好的品行，却并非用思想品德这种专门课程来培养。从小到大的德育课（思想品德），充斥着假话、大话、套话、空话，成为谎言的温床，在我看来，不仅无培养人的良好品行之效，反倒是有降低民族素质之嫌，培养许多人的恶行。官方设一门思想品德课的潜在意思便是，人是可以改造的，思想是可以统一的。这样虚妄的想法，几十年来已经证明而且必将进一步证明它的失败和可笑。教育在线网站上有一位江苏的校长许新海到澳大利亚考察后，看到的是澳大利亚各学校不仅没有什么思想品德课，而且就是一般课连所谓教材都没有（譬如可以用扑克来讲数学），但并不妨碍澳大利亚的教学质量，以及学生的优秀。品德之教育，他们是贯穿在各学科之中，既在知识的学习中培养了品行，又节约了教育的成本。事实上，各科里不时会有品德的内容穿插其间，如前述李绅之《悯农》，难道不是一次反对浪费、珍惜粮食、关怀弱势者的道德教育么？非得进行令人生厌的道德说教，对学生进行长期不懈的道德绑架，才符合我们教育中的虐待倾向，从而培养学生的受虐心理，以便达到奴化的目的吗？！台湾《国语》（前述席轩文教出版）不像北师大教材里随处可见“大词”，比如第一册里的《门开了》：门开了，爸爸妈妈回来了。门开了，哥哥姐姐回来了。门开了，大家的笑声都回来了。没有道德说教，而孩子受到的教益却不会比那些干瘪无味的道德说教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