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与杭州的文学文化因缘

西湖畔西泠桥侧孤山脚下的俞楼，也是我平日常爱走走的地方。

背靠青青山坡，面对一湖碧水，俞楼闲闲地立在芳草地上。100多年前，晚清大学者俞樾(1821—1907，号曲园)，晚年就在这座小楼里授徒讲学。门对清山绿水，蓝天白云，闲赏春柳秋月，日出日落，俞老先生真是有福之人。

俞樾眷恋西湖，尤其仰慕孤山林和靖、苏东坡的遗迹。俞老先生的好友彭玉麟、学生徐花农等人，就在孤山西麓“六一泉”旁，觅得一地，筹资筑屋，以供老先生晚年休养。开始建楼时，老先生坚决不允，他在给徐花农的信中说：今西北奇荒，方谋多方赈济，兴此不急之工，一不可也；露台为百金之屋，汉文尚且惜之，兹以我一人之故，致醵众人之资，二不可也；且鄙人何德何能?而可据此湖山胜地，三不可也。

但他的学生们这回没有遵从师命，还是继续建楼。1877年(清光绪三年)12月，楼成，遂名俞楼。因仿苏州曲院，故又名“小曲园”。落成之日，学生坚请老先生移居，老先生拗不过，只好接受。1878年2月，俞老先生携姚夫人来住，他把俞楼当作讲学之所。

桥边香冢邻苏小，

山上吟庵伴老坡。

多谢门墙诸弟子，

为余辛苦辟行窝。

这是老先生为楼落成而写的诗。老先生还写了一副楹联：

合名臣名士，为我筑楼，不待五百年后斯楼成矣；

傍山南山北，循地选胜，适在六一泉侧其胜如何。

感激之情，喜悦之心，溢于言表。杭州之地，尊师重道之蔚然成风，也是自古已然矣。 当日新楼落成，杭州名流纷纷撰写了楹联，著名的譬如：

把酒贺湖山，喜六一泉旁，又有名流分半席；

研经多岁月，看三百卷后，更传杂纂到千秋。

楼以姓传，万里关山来后学；

地因人杰，一湖风月属先生。

这些楹联，情景交融，有意境，有文采。我们想象这么一位谦和儒雅的传统学术大师，居住在清幽雅致的西湖山水畔，或者说，清雅的湖畔，有这么一位儒雅的饱学之士来居住，你能说这不是相映成趣相得益彰么?

俞樾的讲学西湖，也许可以看作杭州学风之盛的一个象征。事实上，宋元以降，杭州英才辈出，名士如云，它始终是中国南方的一个文化中心。

俞樾去世是在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10多年后，他的曾孙俞平伯从1920年4月至1924年底，也曾居杭四五年，其中约有七八个月曾小住俞楼。其时，俞平伯的年纪约在21岁至25岁。

俞平伯居杭时间虽然不长，但奠定他在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学术史上基本地位的重要篇章，就是在这一段日子里产生的：他的第一部新诗集《冬夜》，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于1922年3月；第二部新诗集《西还》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于1924年4月。这个时候，俞平伯正住在杭州。这两部作品，《冬夜》里的大部分诗歌作于杭州，《西还》中的《夜雨之辑》47首，大半也写于杭州。

他的散文集《杂拌儿》，虽然是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于1928年8月，这个时候，俞平伯已移居北平，但里面的不少篇章，却是写于杭州。而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于1928年末的《燕知草》，里面所写的，全部都是杭州的景物与人事。1921年4月至7月，俞平伯受胡适“整理国故”的影响，与顾颉刚通信讨论《红楼梦》。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学术名篇、也是中国“新红学”奠基作品之一的《红楼梦辨》，就完稿于1922年7月初的杭州，1923年4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

俞平伯虽然居住杭州的时间不长，但这却是他一生里为数甚少的学术和文学创作的“井喷期”。是不是因为杭州和西湖更适合俞平伯的学术文化性格和性情呢?

在作于1925年2月20日的《芝田留梦记》里，俞平伯写道：

在杭州小住，便忽忽六年矣(维强案：连头带尾应是五年。俞平伯1925年4月13日写于北京的《西湖的六月十八夜》说“我在杭州一住五年”)。城市的喧阗，湖山的清丽，或可以说尽情领略过了。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

俞平伯祖籍浙江德清，1900年1月8日出生于江苏苏州，而愿意把自己称为杭州人，这缘故正如他所自述的。

细心的朱自清，在给俞平伯《燕知草》写的序里更明白地说了两层意思：

杭州是历史上的名都，西湖更为古今中外所称道；画意诗情，差不多附拾即是。所以这本书若可以说有多少的诗味，那也是很自然的。西湖这地方，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风晨月夜，各有各的样子，各有各的味儿，取之不竭，受用不穷；加上绵延起伏的群山，错落隐现的胜迹，足够教你流连忘返。难怪平伯会在大洋里想着，会在睡梦里惦着!

这是第一层意思，西湖山水胜迹，诗情画意，最合俞平伯的趣味和心境。

接下来，朱自清笔锋一转，又说：

但“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阗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

朱自清于是顺理成章地引出第二层意思：

其实也并不奇。你若细味全书，便知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不错，他惦着杭州；但为什么与众不同地那样粘着地惦着?他在《清河坊》中也曾约略说起；这正因杭州而外，他意中还有几个人在——大半因了这几个人，杭州才觉可爱的。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心，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铱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朱自清序里写的“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是指的杭州许家，“H君”即是俞平伯的岳父——儒雅的许引之。许引之也是俞平伯的舅父，所以朱自清文章里才有“和平伯有着几重亲”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读到的俞平伯那时记写杭州和西湖的散文，既是他当日性情和心情的表达，也是留下来的当日杭州和西湖的用文字描绘的风景和市俗的小品画作。

《湖楼小撷》是俞平伯人住俞楼后写的美丽的散文，由“春晨”、“绯桃花下的轻阴”、“楼头一瞬”、“日本樱花”、“西泠桥上卖甘蔗”等五章组成。

“春晨”写的是俞平伯随岳父一家由杭州城头巷寓所移居西湖俞楼，度过的湖楼小住的第一个春晨，时在1924年3月31日，写作日期是同年的4月1日——

这是我们初入居湖楼后的第一个春晨。昨儿醒来，便整整下了半宵潺浚的雨。今儿醒后， 从疏疏朗朗的白罗帐里，窥见山上绛桃花的繁蕊，斗然的明艳欲流。因她尽迷离醒睡之间，我只得独自的抽身而起。

今朝待醒的时光，耳际再不闻沉厉的厂笛和慌忙的校钟，惟有聒碎妙闲的鸟声一片，密接着恋枕依衾的甜梦。人说“鸟啼惊梦”；其实这样说，梦未免太不坚牢，而乌语也未免太响亮些了。我只以为梦的惺松破后，始则耳有所闻，继则目有所见。这倒是较真确的呢。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犹满缀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绯赤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集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涉想它的去时，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例的了。

此何必待委地沾泥，方始怅惜绯红的妖冶尽成虚掷了呢。谁都得感怅惘与珍重之两无是处。只是山后桃花似乎没有觉得，冒着肥雨欣然半开了。我独瞅着这一树绯桃，在方棂内彷徨着。即如此，度过湖楼小住的第一个春晨。

典雅清丽的遣词造句，款款而道细微的心曲，从容，雍容，一派有文化有趣味的世家子弟的风格。而西湖春来的一角景色，也借着俞平伯的温婉笔致得以被临写出来，宛如一帧小品工笔。没有俞平伯这样的文学和文化的修养，写不出这样的文字；就算有这样的修养，而没有俞平伯这样的秉赋和雍容的气质性情，也不能写出这样的文字。

写于4月7日的“绯桃花下的轻阴”这一章，浓墨重彩地描绘了桃花和轻阴这“湖上春来的双美”：“桃花仿佛茜红色的嫁衣裳，轻阴仿佛碾珠作尘的柔冥。它们固各有可独立之荚，但是合拢来却另见一种新生的韶秀。桃花的粉霞妆被薄阴梳拢上了，无论浓也罢，淡也罢，总像无有不恰好的。姿媚横溢全在离合之间，这不但耐看而已，简直是腻人去想。但亦自知这种迷眩的神情，终久不会在我笔下舌端留余其万一的。反正今天，桃花犹开着，春阴也未消散，不妨自去领略它们悄默中的言说，再说一句，即使今年春尽，还有来年哩。‘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湖上春光来时的双荚，将永永和‘孩子们’追嬉觅笑。尊贵的先生们，请千万不要厌弃这个称呼哟!虽说有限的酣恣，亦是有限的酸辛；但酸辛滋味毕竟要长哩。正在春阴里的，正在桃花下的孩子们，你们自珍重，你们自爱惜!否则春阴中恐不免要夹着飘洒萧疏的泪雨，而桃树下将有成阵的残红了。你们如真不信，你们且觑着罢。春口王一度， 已少了一度。明年春阴挽着桃花姊妹们的赤贞红的手重来湖上，你们可不是今年的你们了，它们自然也不是今年的它们了。一切全都是新的。惟我的心一味的怯怯无归，垂垂的待老了。”春光美景的描摹里，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惜春、伤春的心怀。

写于4月9日的“楼头一瞬”这一章，颇多对从俞楼望见的湖山风物的描绘：

从右看去，葛岭兀然南向。点翠的底子渲染上丹紫黑黄的异彩，俨如一块织锦屏风。

楼阁数重停峙山半。绝顶上停停当当立着一座怪俏皮，怪玲珑，怪端正的初阳台，仿佛是件小摆设，只消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挑得起来的。岭麓西迄于西泠。迤西及北，门巷人家繁密整齐。桥上卧着黄绛色的坦平驰道。道傍有几丛芳草，芊绵地绿。走着的，踱着的，徘徊着的，笑语着的，成群搭淘的烧香客人。身上穿的大半是青莲毛蓝的布衫，项下挂的大半是深红老黄的布袋。桥堍以外，见苏堤六桥之第六名曰跨虹，作双曲线的弧拱。第五桥亦可望见。这儿更偏南了，上也有行人，只是远了，只见成为一桁，蚁似的往来。桑芽未生呢，所以望去也还了了。不栽桃柳只栽桑的六条桥，总伤于过朴过黯。但借着堤旁的绿的草黄的菜花，看它横陈在碧波心窝里，真是不多不少，一条一头宽一头窄，黄绿蒙茸的腰带。新绿片段地挽接着，以堤尽而亦尽，已极我目了。草色入目，越远便越清新，越娇俏，越耐看的。从前人曾说什么“芳草天涯”，到身历此境，方信这绝非浪饰浮词，恰好能写出他在当年所感。“更行更远还生”。满眼的春光尽数寄在凭阑人的一望了。

这是俞平伯用文字作的写生，接下来的片段里，他继续描绘：

……湖光眩媚极了，绝非一味平铺的绿。

(一见钩勒着的水，便拿大绿往上一抹，这总是不很高明的书法。)西湖的绿已被云收去了，已被雾笼住了，已被朝阳蒸散了。近处的水，暗蓝杂黄，如有片段。中央青汪汪白漫漫的，缬射云日的银光；远处乱皴着老紫的条纹。山色恰与湖相称，近山带紫，杂染黄红，远则渐青，太远则现俏蓝了。处处更萦拂以银乳的朝云，为山灵添妆。面前连山作障，腰间共同搭着一绺素练的云光，下披及水面，镑镑与朝雾相融。顶上亦有云气盘旋，时开时合，峰尖随之而隐显。南峰独高，坳里横二团鱼状的白云。峰顶庙墙，(前年曾登过的)豁然不遮。远山亭亭，在近山缺处，孤峭而小，俏蓝中杂粉，想远在钱塘江边了。

云雾正密搂着，朝阳忽然在其间半露它娇黄的脸，自然要被它们狠狠的瞪着眼。这个情急已欲出，它两个死赖还不走，而轻清的风便是拨乱其间的小丑。阴睛本是风的意思，但今儿它老人家一点主意也没有，一点力气也没有，好像它特地为着送给我以庭院中的鸡啼，树林中的鸟语，大路上的邪许担子声音而来的；又好像故意爱惜船夫的血汗，使大船儿小划子在湖心里，只兄挪移而不见动荡。它毫不着力的自吹。春风的心力已软媚到入骨三分，无怪云雾朝阳都是这般妖娆弄姿，亦无怪乍醒的人凭到阑干，便痴然小立了。

请原谅我作了一回“文抄公”。但俞平伯文字的风格，不亲见，又如何能领略呢?俞平伯文中的气度、情怀和趣味，仅靠我的转述，又如何能表达出来呢?如果说《湖楼小撷》的文字，还像朱自清在《燕知草》的序里所点评的“好像昭贤寺的玉佛，雕啄工细，光润洁白”，那么《雪晚归船》这一类作品的文字，则如“吴山四景园驰名的油酥饼——那饼是人口即化，不留渣滓的”(引朱自清语)。这是一种朴素的趣味——

淡淡的说，疏疏的说，不论您是否过瘾，凡懒人总该欢喜的是那一年上，您还记得否?您家湖上的新居落成未久。它正对三台山，旁见圣湖一角。曾于这楼廊上一度看雪，雪景如何的好，似在当时也未留下深沉的影象，现在追想更觉茫然。——无非是面粉盐花之流罢，即使于才媛嘴里依然是柳絮。

然而H君快意于他的新居，更喜欢同着儿女们游山玩水，于是我们遂从“杭州城内”翦湖水而西了。于雪中，于明敞的楼头凝眸暂对，却也尽多佳处。皎洁的雪，森秀的山，并不曾辜负我们来时的一团高兴。且日常见惯的峦姿，一被积雪覆着，蓦地添出多少层叠来，宛然新生的境界，仿佛将完工的画又加上几笔皴染似的。记得那时H君就这般说。

静趣最难形容，回忆中的静趣每不自主的杂以凄清，更加难说了。而且您必不会忘记，我几时对着雪里的湖山，悄然神往呢。我从来不曾如此伟大过一回，真人面前不说谎。团雪为球，掷得一塌胡涂倒是真的，有同嬉的L为证。

以掷雪而L败，败而袜湿，等袜子烤乾，天已黑下来，于是回家。如此的清游可发一笑罢?瞧瞧今古名流的游记上有这般写着的吗?没有过!——惟其如此，我才敢大大方方的写，否则马上搁笔，“您另请高明!”毕竟那晚的归舟是难忘的。固天雨雪，丢却悠然的双桨，讨了一只大船。大家伙儿上船之后，它便扭扭搭搭晃荡起来。雪早已不下，尖风却澌澌的，人躲在舱里。天又黑得真快，灰白的雪容，一转眼铁灰色了，雪后的湖浪沉沉，拍船头间歇地汩然而响。旗下营的遥灯渐映眼朦胧黄了。那时中舱的板桌上初点起一支短短的白烛来。烛焰打着颤，以船儿的欹倾，更摇摇无所主，似微薄而将向尽了。我们都拥着一大堆的寒色，悄悄地趁残烛而觅归。那时似乎没有说什么话，即有三两句零星的话，谁还记得清呢。大家 这般草草的回去了。

周作人《志摩纪念》一文里有言：“平伯、废名一派涩如青果”。这个“涩”字，正道出了俞平伯《雪晚归船》这一类文字的美学趣味。

俞平伯记写杭州和西湖的文字，名篇佳作实在不少：《西湖的六月十八夜》等散文，发抒性灵，描景状物，细腻绵密，文思郁勃；《眠月》里，俞平伯触景生情，思绪飘忽，若有所悟，似又浸染着一种惘然和寂寥的心绪；《清河坊》“抒写自己对故土的热恋和小康人家的乐趣”(引自王保生《俞平伯和他的散文创作》，载《俞平伯散文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4月出版)；城站(杭州人俗称当时的火车站)，按朱自清的印象，这是一个“终日是喧阗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的地方，但俞平伯的《城站》一文，写个人的经历，事虽小，写来却是那样的怅惘而有情味。再譬如《打橘子》一文，回忆少年时代在杭州城头巷三号朱老太爷的花园里打橘子的情景，“亲切中又透着若干凄凉”。《月下老人祠下》，也正如王保生在他的论文里所说的“渗透全文的却是一种今日得宽裕的闲适心情”。《燕知草》一书的取名，来自俞平伯的两句诗“而今陌上花开日，应有将雏旧燕知”，回忆往事的深情和惆怅，淡淡地透露着。俞平伯与朱自清是很谈得来很合，得来的好友，两人的散文也常被对比着研究，譬如阿英等就这样做过比较。苏雪林刊于《青年界》1935年3月第7卷第1号的《俞平伯和他几个朋友的散文》里是这样对比着俞平伯和朱自清散文的风格的：“……俞氏虽无周(作人)广博之学问与深湛之思想，而曾研哲学，又耽释典，虽以不善表现之故有深入深出之讥，而说话时自然含有一种深度。至于朱氏则学殖似较俞氏为逊，故其文字表面虽华瞻，而内容殊嫌空洞。俞似橄榄，人口虽涩，而有回甘；朱则如水蜜桃，香甜可喜，而无余味。俞、朱笔法都是细腻一路。但俞较绵密而有时不免重滞，朱较流畅有时亦病其轻浮。俞似旧家子弟，虽有些讨厌的架子，而言谈举止总是落落大方；朱似乡间孩子初人城市，接于耳目，尽觉新奇，遂不免憨态可掬。”以“橄榄”、“旧家子弟”来作譬俞平伯的散文风格，是说到了点上。俞平伯那时能够写出那么多的散文名篇，应该是得西湖山水之助了，也是得益于杭城及城中亲人所给予的温暖如春的氛围了。而他的性情似乎也是更适宜于这样的山水，更适宜于这样的气氛。

俞平伯写新诗时，中国的新诗正在萌芽。他的新诗大部分作于杭州。以《冬夜》为例，闻一多《冬夜评论》虽然尖锐地批评过《冬夜》的不足，但他也还是承认《冬夜》“是映射着新思潮的势力的”，“是一个时代的镜子，历史上的价值是不可磨灭的”。闻一多还具体举出了《冬夜》对新诗的一个贡献：音节。在闻一多看来，这是“当代诸作家，没有能同俞君比的”。朱自清给《冬夜》写的序里归纳了俞平伯诗的三个特色，其中之一就是“音律的艺术”。中国新文学兴起的中心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但杭州恐怕也是现代文学史家不能不关注的一个城市吧。近世杭州的学风和文风，近世杭州的城市文明，是不是也可以作为研究的专题呢?

而俞平伯完稿于杭州的《红楼梦辨》一书，则是“新红学”的一个显著的实绩。邓韶基《新红学的奠基人——俞平伯》总结说：俞平伯考证了《红楼梦》文本本身，从文本中举出大量内证，结合外证，证明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非一人所作，从而构成信说。“《红楼梦辨》又是《红楼梦》版本学的开端著作之一。”(载《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大师治学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余英时曾断言：“从各方面的条件来看，俞平伯应该是最有资格发展红学史上新典范的人。”他看出了俞平伯早期的《红楼梦辨》里“含有的新典范的种子”(参见《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载《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余英时著，三联书店2004年8月出版)。《红楼梦辨》不只是“红学史”上有重大价值，它在中国现代的古典小说研究和古典文学研究史上，也是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的。顾颉刚当时给《红楼梦辨》作的序言中，就有过这个意思，前些年刘扬忠曾以当代学术话语系统“语言”对顾颉刚的话作过概括：飞红楼梦辨》并不是一般的解决‘个案’问题的平庸之书，而是为新时代如何做学问昭示广阔道路的典范作品，它具有开辟文学研究新天地的普遍性品格。”(参见刘扬忠《俞平伯学术成就简论》，载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出版)“新红学”的建立和演进，也不只是“红学史”上有重大价值，它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史的一个重要的果实，中国现代学术是以《红楼梦》研究开其端的(参见《冷观“红楼热”》，载《红楼梦寻》，吕启祥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所以余英时曾表述道：“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参见《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放在这样的大背景前来认识，《红楼梦辨》的学术文化史贡献，就非常清晰了。俞平伯可能是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人物里，传统的“名士气派”最浓的一个人，可正是这个传统的“名士气派”最浓的人，为中国“红学”、文学研究以及学术文化的现代转型，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俞平伯不是“广场政治家”，没有呼喊过煽动性的政治口号，也没有投身激进的大时代社会政治实践，但他以自己的切实的结实的工作，推动了中国文学和学术文化的现代化进程。

我在《眼光向下的革命》(载《博览群书》2000年7期)一文里，曾举钟敬文的例子，说过这个意思：在现代史上，譬如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杭州的文化仍然有它的可取之处。至少它并不比其它的省辖市来得落后。现在，俞平伯的故事又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很好的例证。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杭州的文化在现代中国史上，确实是有着开明开放和创造的文化品格的话，那么我们不该数典忘祖，而要经过我们的研究，努力彰显这样的文化品格，更重要的是要能承继这种文化品格，这份文化精神。

“湖上的华时”，仿佛“倒啖甘蔗的生活法”，“前半段清闲极了，后半段是凄恻极了”(俞平伯《芝田留梦记》)。1924年9月25日下午1时40分，夕照山上遍体疮痍的雷峰塔终于轰然倒塌了。俞平伯的岳父许引之老先生不惜工本地去搜集塔砖、塔经和塔图，9月28日俞平伯陪老岳父求购经卷，傍晚归舟湖楼，天阴风冷，许老先生当晚受风寒，因此成病，一个多月后，竟去世了。许引之是俞平伯的岳父、舅父兼知己，俞平伯长歌当哭，写《西关砖塔塔歌》(维强案：因吴越王所建的雷峰塔，在吴越国时代处在当时城市的西关外，故又有“西关砖塔”之名)以作哀悼。“无以平生酬雅爱。为君歌此西关塔砖歌。歌成凄咽何人和。灵不来兮风磨陀。”这是长歌的最后四句。

所以俞平伯《芝田留梦记》说湖居的秋冬，“家中人也惨怛无欢，谈话不出感伤的范围，相对神气索然……”俞平伯后来还以小说的形式为他的老岳父写过一篇万字长文《重过西园码头》，文中写道：“偷安的江浙居然构兵(维强案：指1924年的江浙战争)，古旧的雷峰塔俄而倾圮……正如《红楼梦》上说的‘渐渐露出那下世的光景来’……”

1924年12月，俞平伯携眷从杭州回到了北京，与父母一起，居住在了东城老君堂寓所。 “湖上的华时，落幕之际，唱起的却是忧伤而美丽的挽歌。”(《古槐树下的学者——俞平伯传》，箫悄著，杭州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70多年后，我寻访俞楼，楼尚在，而里面已人去而物非，不见旧时的影子了。

如果俞楼里面还能复原当初的陈设和布置，那会有多好啊。

如果今天的杭州，也能像以前那样，譬如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城里，在湖边，在山间，散落地居住着一些实至而名归的活生生的文化人物——譬如马一浮、俞平伯、林风眠、蒋梦麟、竺可桢……这样的文化人物，这个城市应当会更加可爱的。而这些文化人物的散淡的、平和的、宽厚的、博雅的精神风貌、文化品格，与西湖山水又是如此的神韵相合和相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