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萧红交往考察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是清代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名句。鲁迅说过，“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注：《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又曾表示，“只要能培一朵花，就不妨做做会朽的腐草”（注：《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为了培育萧红这朵中国三、四十年代中国女性文学园圃的奇葩，鲁迅甘作春泥，甘为人梯，在她的作品中倾注了大量心血；鲁迅去世之后，萧红从悲痛中振奋起来，陆续出版和发表了《马伯乐》、《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集》、《呼兰河传》等名篇佳作，这些作品又像春泥一样，继续滋养着中国文坛的茂林佳卉。鲁迅和萧红之间的动人情谊已经成为文坛佳话，被千千万万的读者传诵……

萧红与鲁迅初次见面虽然是在1934年11月30日，然而早在中学求学时期（192年至1930年），萧红就是鲁迅作品的忠实读者。当前，在鲁迅研究领域和萧红研究领域，这两位作家之间的“影响研究”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笔者通过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的比较研究，认为萧红的作品跟鲁迅作品之间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诸如大胆打破传统规范的创新意识，对文学启蒙使命的自觉承担，对底层人民悲苦命运的深切关怀，特别是对民族精神痛苦的深入揭示，就是鲁迅对萧红的潜在影响和萧红对鲁迅自觉接受的必然结果。因此，深入进行这一课题的研究，就具有不言而喻的学术意义。为此，笔者在前行研究的基础之上，系统收集和鉴别了这两位作家交往的全部史料。将其中最生动感人的精彩部分重新进行了梳理和再现，并对《回忆鲁迅先生》、《民族魂鲁迅》的创作过程重点进行了考察和比较深入细密的理论分析，试图弥补此前对这两部作品研究的不足，显示这一课题研究的新进展。

一 相见相识

1934年6月至11月，萧红跟萧军从哈尔滨旅居青凫。“在此期间，萧红完成了她的长篇小说《生死场》。同年10月初，二萧给他们精神上和文学上的导师鲁迅寄出了第一封信，立即得到了鲁迅的回复。鲁迅在10月9日的复信中不仅就创作题材问题回答了他们的询问，而且表示同意在百忙中挤时间审读萧红的《生死场》。收到这封复信，萧红和萧军俨然返童为两个孩子：他们或者一个人先读，另一人后读；或者一个人朗读，另一人倾听；或者一边漫步，一边吃花生米，一边读着谈着。每读一次，他们似乎都能从信中发现一种新的意义，新的启示，新的激动和振奋。四十四年后，萧军在重新注释这封信时仍然动情地写道：“读者可能体会得到，也可能体会不到，我们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处境，那样的思想和心情的状况中而得到了先生的复信，如果形象一点说，就如久久生活于凄风苦雨、阴云漠漠的季节中，忽然从腾腾滚滚的阴云缝隙中间，闪射出一缕金色的阳光，这是希望，这是生命的源泉！又如航行在茫茫无际夜海上的一叶孤舟，既看不到正确的航向，也没有可以安全停泊的地方……鲁迅先生这封信犹如从什么远远的方向照射过来的一线灯塔上的灯光，它使我们辨清了应该前进的航向，也增添了我们继续奋勇向前划行的新的力量！”（注：萧军《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同年11月3日，鲁迅收到了《生死场》的抄稿和二萧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以及一帧二萧的合影。照片上的萧红穿的是蓝白色斜条纹绒布短袖旗袍，两条短辫上扎着淡紫色的蝴蝶结，呈现出她的特色：无邪的天真。

萧红、萧军是于1934年11月1日跟咸鱼、粉丝挤在一个杂货舱里，从青岛飘泊到了上海的。最初的住处在拉都路（今襄阳南路）一带——先住在拉都路283号，后搬到同一条路的411弄22号，第三次又搬到同一条路的351号。这里距鲁迅寓所有二十多里地。当时他们行囊羞涩，举目无亲。在这种流浪岁月中，他们第一次跟鲁迅晤面和第一次接受鲁迅宴请的情景自然会长存在心灵深处。初次会见的日期是1934年11月30日下午两点钟，地点在霞飞路一家白俄开设的咖啡馆。这是上海冬季常有的阴暗的日子，但是萧红和萧军的心中却充满了阳光。当鲁迅介绍萧红跟他的夫人许广平相识时，萧红紧握着许广平的手，泪水不知不觉涌出了眼眶。临别时，鲁迅留下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二萧急需的二十元钱。由于他们山穷水尽，身无分文，鲁迅还留下了一些大大小小的银角和铜板，供他们回家乘车之用。萧红接过鲁迅的血汗钱，觉得内心刺痛。鲁迅于12月6日写信安慰说：“……这是不必要的。我固然不收一个俄国的卢布，日本的金元，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用用毫不要紧。而且这些小事，万万不可放在心上，否则，人就容易神经衰弱，陷入忧郁了。”

第一次接受鲁迅宴请的日期是1934年12月19日（星期三）下午六时，地址在上海广西路332号梁园豫菜馆，名义是庆祝胡风夫妻的儿子满月。同席共九人，即鲁迅一家三口，二萧，聂绀弩夫妇，叶紫。另有一人，萧军在《我们第一次应邀参加了鲁迅先生的宴会》一文中有意不说出他的真名实姓，而称他为C先生，说他是：“开店的老板”（载《人民文学》1979年第5期）。这位“神秘人物”究竟姓甚名谁？查鲁迅当天日记，这位“老板”名叫“仲方”。经考证，仲方就是茅盾，因为茅盾的曾用名之一，叫“沈仲方”，曾以“仲方”为笔名发表过《文学家成功秘诀》一文，载1933年11月12日《申报》副刊《自由谈》。鲁迅同日日记载：“仲方赠《话匣子》一本。”《话匣子》即为茅盾的散文集，1934年12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作为“良友文学丛书”之一出版发行。

关于这次宴请还有两个生动的细节：一是萧红为萧军赶制礼服，二是萧红向海婴赠送“棒槌”。萧军原只有一件灰不灰蓝不蓝的破罩衫。为了赴宴，萧红买到一块降价的黑白方格的绒布头，使出晴雯补裘的气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为萧军缝制了一件高加索式立领、套头、掩襟的大衬衣。赴宴前，萧军又扎上了一条小皮带，围上了一条绸围巾，就显得英姿飒爽、风度翩翩了。那对棒槌是萧红送给小海婴的礼物。据萧军回忆，这对用枣木旋成的小棒槌是1934年他们从哈尔滨路经大连时一位名叫王福临的朋友赠送的；而据许广平回忆，除了这对小棒槌之外，萧红还送给海婴两枚醉红色的核桃——这是她祖父的遗物。萧红把她的传家宝和患难中随身相伴的玩具作为礼物相赠，鲁迅一家都深为感动。海婴特别喜欢这对棒槌。鲁迅同年12月20日致二萧信中写道：“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作为“主宾”的胡风夫妇可能因为请柬没有及时送到反没有出席。由此可见，鲁迅特意介绍上海著名左翼作家跟二萧见面，是为了给这两位初出茅庐的东北流亡作家从政治上、创作上、生活上以全面关怀。为了纪念这次宴会，萧红和萧军特意到法租界万氏照相馆拍了一帧合影，照片上的萧红顽皮地叼着一只烟斗，稚气的圆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二 “母性”的爱

萧红曾经当面问鲁迅：“您对青年们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沉吟片刻，慢慢地说：“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注：端木蕻良《鲁迅先生和萧红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3期。）当然，鲁迅深知对青年不能一概而论。对于那些对自己先利用后打杀的青年，对于那些投官告密、当友人脖子套上了绞索还要拽其双脚的青年，对于那些少年老成、城府颇深或哇喇哇喇谈口号、发空论的青年，鲁迅是存有戒备之心的。但他对青年的群体却寄与了无限的希望和厚爱。对于萧红的关怀和提携，就是鲁迅挚爱青年、培养青年的一个生动事例。不过，在鲁迅接触的青年中，鲁迅给予萧红的“母性”的爱又似乎更多一些。有一位研究者是这样描述的：“随着青年流亡者萧红的到来，他的孤寂已久的心地，仿佛有了一次融雪。她像他一样，过早地蒙受了婚姻的创伤。而且病肺，身心严重受损。对于无法返回的故园，两人都怀着热烈而沉郁的乡土情感；他们的小说，诗一般地散发着大地的苦难气息。此外，同样的喜爱美术，对美特别敏感。这样，他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注：林贤治《一个人的爱与死》，《守夜者札记》第150页，青岛出版社1998年。）萧红与鲁迅之间的确存在着上述共同点。但笔者感到，鲁迅之所以对萧红和萧军既敞开门扉又敞开心扉，不仅因为他们是北方来的不甘做奴隶者，而且跟他们的“稚气”和“野气’有关。鲁迅偏爱带“稚气”的青年。萧红的“稚气”，同时也使鲁迅恢复了青年乃至于儿童心态。这有他的书信为证。例一：二萧跟鲁迅第三次通信时，落款署“刘军、悄吟”。萧军原名刘蔚天，又名刘军；萧红原名张乃莹，笔名悄吟，所以鲁迅复信时称萧军为“刘先生”，称萧红为令“夫人”和“吟女士”。萧红可能出于女性的独立意识不愿以“夫人”的身份出现于文坛，也可能认为作为前辈的鲁迅对后辈过于客气，便在信中天真地提出了“抗议”。鲁迅在1934年11月12日的复信中用调侃的语气答复说：“悄女士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妹，悄妹妹，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大，或女士先生吧。”

例二：听说鲁迅先生很喜欢“壁虎”，所以也去信询问。鲁迅在同年11月17日的复信中说：“我的母亲在北京。大蝎虎也在北京，不过喜欢蝎虎的只有我，现在恐怕早给他们赶走了。”后来见面时萧红又提到这大蝎虎的问题。鲁迅先生说：“其实我也并不特别喜欢蝎虎的，只是不赶走它就是，因为它于人是无害的，而且还有益……不能长相有点凶恶和丑陋……”

例三：鉴于上海文坛的复杂情况，鲁迅在1934年12月26日致二萧的信中嘱咐他们“说话不如小心些，最好是多听人们说，自己少说话，要说，就多说些闲谈。”鲁迅虽喜欢萧红的“稚气”，但也认为“稚气”容易上人家的当，受害，所以在他们社交渐广的情况下特别加以提醒。萧红却不以为然，觉得这是消极的“老鼠躲猫”的办法。鲁迅在1935年1月4日的复信中进行答辩：“吟太太究竟是吟太太，观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确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谈，怎么会是耗子躲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见过猫整天在咪咪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沉默。春天又作别论，因为它们另有目的。平日，它总是静静的听着声音，伺机搏击，这是猛兽的方法。自然，它决不和耗子讲闲话的，但耗子也不和猫讲闲话。”

例四：萧红一度疏懒，睡觉多，人发胖，没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便请鲁迅像严师那样地催促她，甚至鞭打她的手心。鲁迅1935年1月29日复信说：“我不想用鞭子去打吟太太，文章是打不出来的，从前的塾师，学生背不出书就打手心，但愈打愈背不出，我以为还是不要催促好。如果胖得像蝈蝈了，那就会有蝈蝈样的文章。”二萧的作品中常描写东北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所以鲁迅用“蝈蝈”来形容发胖的萧红。

在鲁迅与萧红的上述往返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晚辈的萧红在鲁迅面前的任性率真和娇憨淘气，也可以看到作为父辈的鲁迅对萧红的体贴关怀和爱怜娇纵。萧红九岁丧母，父亲性格暴虐。只有从祖父那里，她才知道人生除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毫无疑问，她一生中对人间“温暖”和“爱”的憧憬以及追求，只有在跟鲁迅交往的过程中才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当然，鲁迅对萧红的关怀不仅是表现在生活细事上，更主要是帮助萧红出版了她的代表作《生死场》，从而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坛的地位。《生死场》的抄稿是用复写纸在日本产的薄棉纸上誉抄的，字迹又小又密。鲁迅戴上老花镜，又在原稿纸下垫上一张白纸，有些字还是看不大清。然而，鲁迅并没有抱怨萧红的粗疏，而只是自责道：“唉！眼睛不成了……”（注：《鲁迅与萧红》，《团结报》2000年7月6日。）这部小说所表现出的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使鲁迅深为感动，萧红作为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笔致又使鲁迅确信她在创作上的远大前途，因此，他热情将这部作品推荐到生活书店出版，并得到了同意。但送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书报检查委员会审查时，压置了半年，答复是不许可。于是，鲁迅支持萧军、萧红、叶紫结成了奴隶社，以“奴隶社丛书之三”的名义自费印行了这部书。“生死场”这个书名，表明中国人在民族革命战争中觉悟起来，由“为死而生”变成“为生而死”。鲁迅热情肯定了这个书名，并同意为之作序。写序之前，鲁迅重读了萧红精心校对过的最后的校样，从中又挑出了若干错字，并改正了若干版式。1935年11月1日，鲁迅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听着远远的犬吠声，为《生死场》写完了序言，希望广大读者从这部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吸取坚强和挣扎的力量。当然，鲁迅也并非认为这部小说完美无缺，比如，人物描写就稍嫌单薄——这也是萧红小说的通病。但为了顾及销路，鲁迅采用了一种委婉的表达方法：“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萧红读完校稿和序文，既为鲁迅的严谨而惊讶，又为鲁迅的热情所感动，但是她还有一个得陇望蜀的请求：要鲁迅亲笔签名，制成锌版。鲁迅对萧红的“孩子气”的请求予以牵就。他在同年11月16日复信说：“我不大希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

除了这些，据许广平的《追忆萧红》介绍，鲁迅还更多的设法帮萧红介绍出版。有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等等。还把萧红介绍给美国的史沫特莱及日本的鹿地亘。

萧红跟鲁迅直接接触最多的是1936年春夏间。1935年6月，二萧的家从拉都路搬到了萨坡赛路（今淡水路）190号，1936年3月，又搬到了北四川路底西侧的永乐里，跟鲁迅家距离很近。这次搬迁的目的，据萧军说：“靠近些，为的可以方便，多帮忙。”但是，萧军此后并没有常到鲁迅家来帮什么忙，倒是萧红成了鲁迅家的常客，甚至每天来一两次，每次来的时间又都特别长。当时二萧之间感情出现了裂痕，萧红内心的幸福感像薄纱一样，轻轻的就被风吹走了，只留下了感伤和郁闷。她在短诗中写道：“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注：《苦杯·十一》《萧红全集》，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10月。）在这种心境中，她当然特别需要寻求“温暖”和“爱”。不巧的是，鲁迅三月初肺病转剧，五月中再次复发，六月几乎卧床不起。鲁迅在1936年3月17日致唐信中说：“我的住址还不想公开，这也并非不信任人，因为随便会客的例一开，那就时间不能支配，连看看书的工夫也不成片断了。而且目前已和先前不同，体力也不容许我谈天。”尽管如此，鲁迅家仍然欢迎萧红随意走动。为了减轻病中的鲁迅陪客的辛劳，许广平只好经常单独陪萧红说话，乃至疏忽了对鲁近先生的照料。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回忆道，夏天的一个下午，鲁迅先生睡午觉时忘了关窗，而风相当的大，因而着了凉，而害成了一场大病（注：原载1946年7月1日《文艺复兴》卷6期。）。不过，萧红当时并不知晓。如果萧红知道因她的来访而加剧了鲁迅的病情，一定会比接受鲁迅二十元资助更感到内心的刺痛。

1936年夏，萧红因健康欠佳及爱情生活波折，只身东渡日本。出国之前，她跟萧军约好，为了不给病中的鲁迅增添负担，都不要给鲁迅写信（注：《三闲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小引》《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但鲁迅却一直惦记着这位后脑扁平、天真无邪的东北姑娘。直到逝世前十四天，即1936年10月5日，鲁迅还在致茅盾信中说：“萧红一去以后，并未给我一信，通知地址：近闻已将回沪，然亦不知其详……”不料同年10月21日，萧红在日本报纸上读到鲁迅19日逝世的文章和消息。因不懂日文，故将信将疑，觉得鲁迅先生的名字不应该跟死亡的字样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三个月前跟鲁迅告别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那是当年7月15日。许广平亲自下厨为她炒了几道可口的菜肴。病中的鲁迅坐在藤椅上一边抽烟一边叮嘱她：“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思想犀利、谈风颇健的鲁迅，怎么会猝然撒手人寰呢？22日，她又在日本报纸上看到“逝世”“损失”“殒星”一类字眼，而且跟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于是含着眼泪赶忙乘电车去拜访一位中国朋友。那位女朋友也不大懂日文，边查日文字典边劝慰道：“‘逝世’是从鲁迅的口中谈到别人的‘逝世’。你这个人阿！不要神经质啦！最近在《作家》、《中流》这些杂志上他都写了文章，他的身体可见是在复原期中……”于是，萧红似乎得到了宽慰，很安心地回了家。23日夜，萧红不能不哭了，因为她在一张中国报纸上清清楚楚地看到了鲁迅仰卧在病榻上的遗照。24日，她给萧军写了一封信，请萧军代她向鲁迅献一个花圈，并多多劝慰巨大悲恸中的许广平：“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信中还写道：“现在他（指鲁迅）已经是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他睡到那里去了。”萧军对这封信注释道：“这句天真的、孩子气式的问话，不知道它是多么使人伤痛呵！这犹如一个天真无知的孩子死了妈妈，她还以为妈妈会再回来呢！”萧红在信中表示她“想一步踏了回来”，让她的哭声跟国内追悼鲁迅者的哭声混在一道。后来，萧军、胡风、周文、聂绀弩在共同献给鲁迅的轭形花圈上加上了萧红的名字。《中流》杂志也以《海外的悲悼》为题，将这封来信刊登在11月5日出版的1卷5期上。

1937年1月4日，萧红从日本归国。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谒鲁迅墓。那是一个阴天，萧红在萧军和许广平母子的陪同下，在鲁迅墓边栽了一颗小小的花草。这时，坟场传来石匠敲凿石碑的声音。那石匠手中的铁锤似乎同时猛击着萧红的心扉。她的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她在《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中写道：“我哭着你，／不是哭你，／而是哭着正义。／你的死，／总觉得是带走了正义，／虽然正义并不能被人带走。”接着，萧红又投入了编辑《鲁迅先生纪念集》的工作。这部纪念集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名义于鲁迅逝世周年之际出版。该书《后记》谈到编辑分工时说：“新闻纸的一部分的裁剪及改正，由萧红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