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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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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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的侠义精神

武侠小说不可无武，当然更不可无侠。如果说对“武”的态度及处理的如何，会直接影响到小说吸引人的程度，那么，对于“侠”的认识及其艺术塑造，则更直接影响到武侠小说的艺术水准及其价值。

侠的形象，是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粹之一，是中国人的审美心理的一种定势所构成的一种人格神的象征。《史记》中就有专门的《游侠列传》等篇目。可见侠的形象不仅是中国俗文化的一种固定的人格神模式，同时也是中国雅文化中的一种审美典型。此后侠义小说或侠义模式在中国文化中的流行，不仅受到了俗文化的热烈欢迎，同时也多少得到“雅文化界”的默许。虽有“侠以武犯禁”（韩非子：“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之说，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侠的形象及其价值都大致得到某种确认，并创立了某种模式或原型。

梁羽生认为：“侠是重要的，武是次要的。”武侠小说的核心是侠。有侠无武，小说可能不大好看，但有武无侠，小说就成了赤裸裸的暴力教科书。

1．那么，什么是“侠”？（侠的内涵是什么？）

太史公有言：“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金庸在他的早期小说《飞狐外传》的“后记”中写到：“武侠小说真正写侠士的其实并不多，大多数主角的所作所为，主要是武而不是侠。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武侠人物对富贵贫贱并不放在心上，更加不屈于威武，这大丈夫的三条标准他们都不难做到。在本书中，我想给胡斐增加一些要求要他‘不为美色所动，不为哀恳所动，不为面子所动’。”

梁羽生认为：“侠就是正义的行为……对大多数人有利的行为就是正义的行为。”简单说来，侠就是牺牲自己帮助他人的行为。助人为乐，舍己为人，舍生取义，都是侠的精神。在现代中国，就是雷锋精神，在西方，就是基督精神。

其实“侠”的意义很明确：大到保家卫国、保国安民之士（陈家洛、袁承志、郭靖、杨过、张无忌等），小到锄强扶弱、济困扶危的英雄（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侠士）。侠的本质就是“替天行道”，亦就是“义”，是豪气干云、义薄云天；是千金一诺、视死如归。侠是道义的一种体现，是对“王法”的一种补充，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心理的“不平之气”的一种凝聚，是民族审美的一个永恒的梦想。

2．那作者塑造“侠”和读者爱“侠”的原因何在呢？

侠，是中国式的英雄，也是中国式的神灵。在中国人心里，侠的意义并不是向自然宣战，而是向人间的不平之事及其背后的邪恶势力的斗争的榜样。是人们在绝望与不平之中的唯一的希望和幻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人不信神，单却信侠。因为侠就代表了神的意志——“天道”——同时又比神离人间更近，从而有更直接与更实际的意义。

3．你认为金庸笔下的“侠”是否都是这种“侠”之精神的完美体现？他所塑造的“侠”有无变化？

金庸小说中“侠”的形象，严格说起来，并不是真正的侠的原型，而是在“侠与非侠”之间。金庸小说中的“侠”的形象，已大大突破了侠的类型模式及它所包含的原始意义，而是着眼于人物的个性自我及人性的深层次探索与表现的。

所以，金庸小说的侠义就有了丰富的层次性。

在金庸的小说中，有郭靖这样为国为民的充满儒墨精神的“侠之大者”；有杨过、令狐冲这样的追求个体精神自由的带有道家气质的逍遥之侠；有黄药师这样的魏晋名士风度的“邪侠”；有洪七公这样的疾恶如仇、刚健豪迈的正侠；有石破天这样的无名无我、蕴涵佛家机理的的“本侠”；有萧峰这样的经历了人生种种惨痛屈辱绝望，但仍直面现实热爱生活，最终为民族和平慷慨捐躯的包含了最丰富的文化含义的“超侠”；当然，也有岳不群这样的道貌岸然、阴险毒辣的“伪侠”；以及韦小宝这样的贪生怕死、见风使舵、专靠溜须拍马而飞黄腾达的“反侠”等等。

金庸几乎写尽了“侠”的各种面目，各种变体，各种可能性，其艺术创作已超出了武侠小说的模式与范畴，而成为真正的“人的艺术”。实际金庸的小说写出了人生的各种可能性和大千世界的无穷变幻性，每个读者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或周围的他人。从而使金庸小说“侠”的形象有了性格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