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高中语文教材选文认识上的几点偏差

目前,为适应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需要,各种版本的高中语文“实验教科书”已陆续问世。那么,从接受者(学生)的角度看,新版语文教材选文是否达到了提升文学在中学语文教育中的作用及影响?我们通过对泰山学院2004级部分新生(2004届高中毕业生)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发现:与旧版语文教材相比,新版语文教材存在着如下两点认识上的偏差:

一、在处理“时代性”和“典范性”辩证关系上,新教材有片面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为《课标》)规定:“选文要具有时代性和典范性,富于文化内涵,文质兼美,丰富多彩,难易适度,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阔学生的知识眼界。”这些要求之中最根本的原则就是选文的“时代性”和“典范性”。“时代性”与“典范性”,看似矛盾,实则统一。“时代性”强调教材要注意选取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文本,但又必须具有代表性和普遍性,即具有“典范性”,“时代性”包含着“典范性”;具有“典范”意义的文本,不必是当下的,但却是它特有时代的“典范”,“典范性”包含着“时代性”。此其一。其二,“时代性”还意味着对传统文本的创造性解读,即作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辩证统一。比如选读古典诗文时,其历史意义就是希望学生学习这些中国的传统文化,了解作品所反映的时代背景,作者的个人情感以及当时的社会心理;其现实意义就是借古喻今,满足读者所处时代的审美需求。因为语文教材中的选文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欣赏,无论哪部作品,只要被选入了语文教材作为范文来供学生学习,它就必然承载了文化传播与培养教育下一代的双重任务。这是选文的根本所在,也是我们在对旧版语文教材选文问题的调查中得到的最深刻的感受。

此次调查共设计了5个问题,前2个问题是:(1)在20世纪的文学家中,你最熟悉的有哪些?(2)在最熟悉的名家之中,你最喜欢谁?为什么?调查结果显示:“最熟悉”的前7位中有5位源自语文课本选文,他们是鲁迅、朱自清、巴金、老舍、冰心;在“最喜欢”的前7位中有3位与语文教材的选文有关,他们是鲁迅、朱自清和冰心。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鲁迅先生,他在“最熟悉”、“最喜欢”两个选项中都以绝对优势高居榜首。“最熟悉”鲁迅的理由有:“中学语文课本中学过鲁迅的文章最多”、“从小到大接触的最多”等;“最喜欢”他的理由是:“学过他的文章最多”、“有人格魅力”、“文章中的国民性”、“批判性”、“有独立的思想意识”、“民族魂”等等。从上述表述可知,鲁迅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固然使中学生铭记不忘,而语文教材的选文对学生的影响也非同一般。据调查,旧版初、高中语文教材曾先后选入鲁迅作品20余篇,居所有作家之首。如此轰炸式地对某一作家作品进行选读虽然有失公允,但从影响上看,应该说旧版语文教材有成功之处!因为鲁迅,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领军人物,无论其作品的历史意义,还是现实意义都在其他作家之上,其“时代性”与“典范性”的含金量自然成就了他的文坛霸主地位。旧版语文教材选文的“时代性”与“典范性”的成功结合,还体现在其他几位作家的作品选读上。比如现代文学部分,除了鲁迅作品之外,只要是高中毕业,人们都能够说出能够代表那个时期的著名篇章———《背影》、《小桔灯》、《再别康桥》等等。这一切都应该得益于旧版语文教材的选文。

相比之下,新版语文教材则有些遗憾。比如山东版,其必修本共有88篇选文,其中中国文学部分:古代文学29篇、当代文学27篇、现代文学8篇。其中现代作家作品有:《读书的艺术》(林语堂)、《蒙娜丽莎的魅力》(傅雷)、《再别康桥》(徐志摩)、《钓台的春昼》(郁达夫)、《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宗白华)、《祝福》(鲁迅)、《雷雨》(曹禺),从这些作品的题目上就可以看出,真正能够反映1919年—1949年间最能代表现代文学创作成就的篇章,只有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和《祝福》,以及曹禺的《雷雨》、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不仅如此,语教版也有此倾向。在目前所能看到的前两册的32篇选文中,古代文学16篇、当代文学11篇、现代文学8篇。它们是:《死水》(闻一多)、《黄鹂》(徐志摩)、《雨巷》(戴望舒)、《寂寞》(卞之琳)、《你说,你最爱看这原野里》(冯至)、《春》(穆旦)、《铸剑》(鲁迅)、《〈新青年〉时代的鲁迅》(曹聚仁)、《箱子岩》(沈从文)。两个版本虽然在数量上有所不同,却有许多相同之处。一是更强调古典文学的传承地位,二是更看重当代文学的当前意义,三是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很少。为什么会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现代文学表现出如此的冷漠?为什么对这个时期的那些传统名家名作做如此大的“颠覆”?尤其不能理解的是,山东版完全抛弃了现代散文的旗帜性人物朱自清,其深受学生们喜爱的经典之作《荷塘月色》也被台湾当代作家颜元叔的《荷塘风起》取而代之。显然新版教材在处理“时代性”与“典范性”辩证关系上还存在着片面性认识。相比之下,广东版、苏教版则高出一筹。此版本的“散文”单元中,选取了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冰心的两篇散文《霞》与《我的家在哪里?》、张洁的《拣麦穗》、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余光中的《沙田山居》,并向学生推荐阅读《朱自清散文全集》。这组选文有两大特点:一是很好地把握了散文的“时代性”、“典范性”的基本内涵。5篇文章既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真实写照,也与当前社会的人文关怀、人性主题一致。二是体例编排合情合理。前有必读篇目———具体作家的具体作品作感性导引,后有《朱自清散文全集》供选读时理论提升、开阔眼界之需,有点有面,疏而不漏,真可谓一箭双雕,一举两得。看来,选择精品并不难,难的是对“时代性”、“典范性”的准确定位!

二、在“指向性”上,新教材虽有所改进但不够完善

指向性,是就选文的教育价值而言。所谓教育价值,是指所选文章的主要目的及其应用效果。“语文和文学都是人类的语言活动方式,两者有重叠的方面,也有不同的地方。粗粗地讲,它们都承载着一定的思想内容或所谓‘道’,但文学意在审美,语文重在实用。”尽管语文不是“载道”的工具,但它具有培养教育下一代的责任,它面对的是正在成长中急于汲取知识、确立正确的思想认识和健康的人生态度的青少年,它具有间接的“载道”之意。因此认识并充分发挥选文在语文教育中的引导作用非常重要。为此,《课标》规定:“教材要适应中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符合语文能力的形成和发展的规律,要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有助于形成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这就是说,选文除了要考虑作品本身的“时代性”与“典范性”之外,还要考虑中学生对作品的接受能力以及学习效果,即选文要有指向性。

在这一点上,旧版语文教材有许多遗憾。从前面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学生们“最熟悉”的作家有时候却不是他们“最喜欢”的作家。为什么熟悉这些作家,因为语文课本介绍过他们的作品,为什么不喜欢?因为选文与他们的兴趣、爱好不一致。于是就出现了“最熟悉”与“最喜欢”不一致的现象。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几位在“最熟悉”一项中排名靠后的作家,在“最喜欢”一项中的名次却非常靠前。首先是当代学者散文家余秋雨,由原来的第九位上升到了第二位,其次是台湾已故作家三毛由原来的第十一位上升到第三位,还有香港武侠泰斗金庸,由原来的第十三位上升到了第三位。之后依次是朱自清、钱钟书、冰心、张爱玲。在这8位“最喜欢”的名家之中,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有5位与语文教材选文无关,他们是余秋雨、三毛、金庸、钱钟书和张爱玲。这就从一定程度上告诫我们,忽视了中学生的阅读心理与身心发展特点,选文的教育意义往往会南辕北辙。怎么办?我们不妨看看他们喜欢什么?喜欢余秋雨的理由:“他的文化大散文文化气息浓郁”、“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强烈的忧患意识”、“符合当代人的阅读心理”;喜欢三毛的原因:“作品的表达方式特别,读起来轻松,但绝不浅显”、“其独特的经历”、“为自己而活的个性”等;喜欢金庸的理由:“豪气干云”、“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武侠世界”。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个性”、“人文关怀”、“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些充满了时代特征的新词汇不约而同地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不论是哪一时期、哪种文化背景下的作品,只要适合中学生阅读,符合他们的成长特点,喜欢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那么,什么样的作品适合中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此次调查还设计了这样的两个问题:(1)哪部作品(或文章)对你的阅读(性格、兴趣、爱好等方面)影响最大?(2)哪部作品(文章)对你的写作影响最大?

问题一的调查结果:阅读影响百分比高于鲁迅(86%)的有5位,他们依次是冰心(100%)、金庸(96%)、钱钟书(94%)、张爱玲(92%)、余秋雨(88%);写作影响百分比高于鲁迅(67%)的有6位,分别是朱自清(124%)、冰心(93%)、余秋雨(88%)、钱钟书(82%)、张爱玲(77%)、三毛(72%)。尤其是在写作方面的影响,甚至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同学在“最喜欢”一项中选的是鲁迅,但是在写作影响上选择的却是朱自清,即虽然喜欢读鲁迅作品,但写作上受益最大的却是朱自清,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最喜欢”朱自清先生的有17人,而写作上影响最大的却有21人,占总喜欢人数(17人)的124%。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跑票”?请看学生填写的理由:鲁迅的作品“太深奥,难以借鉴”、“无法模仿,对写作帮助不大”等。再看金庸。在22位喜欢他的同学中,有11人即占喜欢人数50%的同学认为其作品对“写作”无影响。其原因是其作品“娱乐性强,对写作帮助不大”、“只是喜欢看,故事性强,文学价值不高”等。而为什么朱自清、冰心备受青睐?许多同学认为朱自清散文“通俗易懂”、“写法细腻”、“清新自然”等;冰心散文“文风朴实自然,不做作”⋯⋯这一“雅”一“俗”的强烈对比,雅俗并存的学习效果充分说明,对中学生而言,太感性的文章或者过于理性的文章都不适合他们。

再看问题二的结果:同一作家的不同作品对学生的“阅读”与“写作”方面的影响也不相同。以朱自清散文为例,虽然人家认为他的散文易学可读,但就影响而言也不一样。在“最喜欢”他的17人中,10人认为《背影》对自己的成长有影响,而12人认为写景散文《荷塘月色》在写作方面受益更多。而鲁迅先生则不同,在最喜欢他的63人中,最受欢迎的两篇小说《狂人日记》、《阿Q止传》在阅读方面的影响都超过了其写作方面的影响。而余秋雨的散文《文化苦旅》、冰心的《寄小读者》在写作方面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其在阅读方面的影响。再看整体情况。在统计的6篇最有影响力的文章《阿Q正传》、《狂人日记》、《背影》、《荷塘月色》、《文化苦旅》和《寄小读者》中,可以发现只有后3篇是写作方面的影响高于阅读方面的影响,其中一篇《文化苦旅》来自学生的课外阅读。这就是说在6篇文章中,真正对学生写作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的只有两篇与语文选文有关,占总篇数的33%。这说明旧版语文教材选文在指向性上有失败之处。

新版语文教材仍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比如语文版第一册第二单元的诗歌部分,其中的现代诗选《死水》(闻一多)、《寂寞》(卞之琳)等,当代诗《我遥望》(曾卓)、《麦地》(海子)等,选文与其题目“诗意地栖居”一样生涩难懂;广东版第四单元古典诗歌(1)中的《诗经》两首《静女》、《氓》、《离骚(节选)》等,山东版第一册第一单元中的《从美学角度看数理科学》(赵鑫珊)、《读书的艺术》(林语堂),第四册中的《读数时代》(南帆)、《镭是一种恐怖物质》(比埃尔·居里)、《论无性造人》(托马斯)等,这些文章“新”是新了,但不知对中学生而言有多大意义?有文章云:“按照每册教材前的说明,高一阶段当以‘理解、分析和文言阅渎’为训练重点,高二阶段当以‘初步欣赏文学作品’为训练重点,高三阶段当以‘研讨、评介’作品为重点,而形成由易到难、由浅入深的训练系列。根据训练重点不同,课文的深浅难易程度也当与之匹配。可总揽各册课文篇目未见其按照编者所阐述的梯级序列。首先各册内部看:第一册第四至六单元的古文按照时代由先而后排列,众所周知,先秦诸子散文比汉以后的作品易读,因此形成了由难到易的反向梯级。实质上第一单元的课文《荷塘月色》、《拿来主义》、《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很显然比第二单元的课文《北大百年讲话》、《记念刘和珍君》、《过万重山漫想》理解难度大。其次各册之间亦是如此,第一册文言文从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止,第二册承接第一册从隋唐始,止于明清。这种用大学教材的编排体系编写中学教材的方式根本没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第四册的小说、戏剧显然也比第三册的诗歌容易理解。编者‘说明’一套,而教材编写时完全违背了初衷另搞一套。无怪乎人们反映的目前高中语文课文比大学语文还要难!”《杨文耀<见高中语文教材十大弊端>》“高中语文课比大学语文还要难”———这虽然是针对旧版语文而言,但面对新版语文教材中出现的诸多新面孔,我们仍有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