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后乡村教育陷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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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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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科举后乡村教育陷困境

中国古代的教育，城乡差别并不明显。以清代为例，虽然官办学校主要设在州县以上的城市，但学生大都来自乡村。同时在乡村还设有社学、义学、私塾等负责启蒙教育。除宗室、贵族外，城乡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大体上是均等的，当时的社会精英大多出自乡村。乡村教育拉大与城市的距离，并处于明显落后状态，是从清末开始的。其中，废科举也是造成乡村教育落后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教育的弱点充分暴露，八股被视为万恶之源。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一片声讨下科举制被废止。由于仓猝定制，思想准备不足，措施不力，废科举后出现许多新问题，严重影响了新学堂的发展，更使乡村教育受到严重冲击而陷于困境。

首先，旧的教育体系解体，造成乡村教育的断层。明清时期的教育，完全纳入了科举的轨道。政府除建立府州县学为科举储才外，同时在乡村普遍设有社学、义学，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私塾，用以承担启蒙教育，并为地方儒学输送人才，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废科举后，旧的教育体系一下子解体了，而新的教育体系一时又无法构建，乡村子弟顿时无所适从。新学堂初建时，几乎全部设在州县以上城市，乡村子弟面临无学可上的局面。旧的教育体系中，启蒙教育在乡村教育中占极大比重，而没有了启蒙教育，乡村子弟很难考进城里的学堂。实际上，废科举后的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乡村教育的真空，乡村教育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从此拉开了与城市教育的距离。而这种文化教育的中断，哪怕只有10年，便是一代人的延误。

其次，传统观念尚未转变，乡村教育难以为继。科举制度的推行，把读书与做官紧紧连在一起，“读书做官”的影响根深蒂固。科举可以立废，观念不可能一下子转变。《浮生手记》的作者骆憬甫是清末生员，两次应乡试未中。就在废科举那年，一位有见识的俞先生劝他报考杭州府中学堂。当时，除了他母亲同意外，所有“亲戚乡老族人”都反对，好像“是吃洋教一样”，大都“嗤之以鼻，背后批评”。骆憬甫所住乡村距杭州城不远，这里的观念尚且如此，僻远之地就更不必说了。直到民国初年，这种状态仍无多大改观。

再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乡村教育举步维艰。新学堂与旧式学校不同，它需要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废科举后，新学堂有了一定发展，仍困于经费，难以普及。一方面，教育经费不足，不能广设学堂，另一方面，高额的学费又让众多人望而却步。这必然会严重困扰乡村教育的发展。

最后，师资严重匮乏，乡村教育明显滞后。在传统教育体系解体之后，原有的教师多不能承担新学堂的教学任务。因此，新学堂面临的又一个困难就是师资匮乏。骆憬甫回忆最后两科乡试，浙江考试内容涉及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物理、化学、法律、财政等，对于只接受过私塾教育的乡村子弟而言，实在是勉为其难。因而对于自己的落榜，他心服口服，并称：“乡村的环境，既无名师传授，又无益友研讨，从哪里去求进益呢！”山东馆陶县在兴学堂中算是做得不错的，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立高等小学堂，后又推广蒙小学堂，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全县已有初等小学堂五十五所，“为制尚称整壹”。就是此县，初设高等小学堂时，也只聘到中学教习1人，科学教习1人，管理学生20人。且因全县“师资缺乏，附设师范传习所一班，一年毕业后，委充初等小学堂教习”。像这种进修一年即充任教员的情况比较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