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生：我对课改充满信心

王栋生，江苏省特级教师，南京市名教师，著名杂文作家，笔名吴非。1950年出生，1968年下乡插队，1982年春毕业于南京师大中文系，进入南师附中任教至今。主编《高中文言读本》、《初中文言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古诗文诵读》、《现代诗文诵读》(江苏教育出版社)等20多种教学用书，为《新语文读本》编委，发表教育教学论文20篇;1988年起在教学之余从事杂文写作，发表杂文、评论、随笔1500多篇，出版杂文体专著《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国人的的用人术》，杂文集《污浊也爱唱纯洁》等。苏教版初中、高中语文教科书编者。主编《新语文·写作》等教学用书，有《中国人的人生观》等多种专著。作为杂文家，他曾获本报首届“林放杂文奖”。在第20个教师节到来之时，他的教育随笔《不跪着教书》由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2005年9月，因南京“高考之痛”事件有感而发，写了篇《“不是爱风尘，又被风尘误”——反思南京教育界的一场讨论》，文章见报后，一些报刊转载，也有一些同行通过各种途径发表意见。原以为此事也就过去了，但近三四个月以来，余波不止，所到之处，仍不断有校长教师和我谈论此事，言辞恳切激烈，大家感到局面困难，我当然知道，凭几支笔写几篇文章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况且“补课令”一下，潘多拉的盒子就此打开，只有开始，难有结束。在此，我只能把一些凌乱的思考就教于识者。

一、没有歌，没有诗，也没有梦

对所谓的“南京高考之痛”讨论我无暇多言，因为我正在带高三毕业班。对高考模式及学生负担，带毕业班的教师总还是有点发言权的。但我注意到近期的讨论好像没有几位一线教师(特别是高三教师)热心参与，颇耐人寻味。

教育往何处去?为什么应试教育会如此有市场?为什么相当一部分教师对即将开始的课改有那样深的抵触情绪?为什么他们念念不忘高考排名?为什么他们对“课标”如此挑剔?为什么新闻媒体会刊发那么多鼓吹应试教育的奇谈怪论?为什么一些专家也会追随其后鼓噪?在教育观问题上，我始终搞不清一些人的观点，他们为什么总在变来变去?说到底还是观念问题。

某报有作者撰文，对我在文章中提到“本世纪内能不能消灭高考”一说不能接受。为避免误解，我愿意把话再说一遍：我们要尊重现实，然而高考实在不是个理想的制度，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以目前的社会条件我们不得不采用这个制度，因为它毕竟还比较公平。——我甚至想说得难听一些：以目前社会的文明状况，我们也只配用这个制度。只要看完拙文，不难明白我的意思。我的观点是：必须让时下的这种高考模式寿终正寝。我们至少是要改革这种模式。令我没想到的是，一些读者对这句话很敏感，大加挞伐，认为“清谈误人”。其实，即使我有“消灭高考”的权力或资格，离“落实”的时间还长着呢，不是说“本世纪”吗?或许早就与我辈无关了。纵使我是信口开河，也只能让后世讥我无识、判断失误，还不至于要令同辈大动肝火吧。

我是恢复高考制度的得益者，如果不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和很多知青的道路也许会更曲折。然而高考模式给中国教育带来的困境，是我们始料未及的。27年来，它没有改革，弊端丛生，造成社会性的功利教育，阻滞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如果它真是个合理的制度，就不会剥夺一个人的童年和少年，就不会酿成那么多的悲惨故事。去年秋天，某报开始“素质教育讨论”的当天，传来江苏一知名中学高三学生因不堪重负自杀身亡的消息。面对那样的悲剧，竟有人冷酷地说：“那不是强者的选择”!

对贯彻实施素质教育，不断有人发难，近期多次听到这样的言论：如果不用这种高考形式，农村孩子怎么能有出路?我对此很不解，这恰恰是对农村教育的轻视。持此论者凭什么说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不能走全面发展学生综合素质的道路?是不是认为农村中小学学生只配走“死揪”一条路?反对取消这种高考，是不是意味着要坚持它一百年不动摇?这种导致落后的高考，不改革行吗?

我清楚论者的出发点，在现有的高考模式下，一些家长的顾虑也可以理解，特别是那些没有权势的群体，他们只能寄希望于孩子靠寒窗十年考场一搏，以有“出头”之日。但是我认为，改革高考模式的时机已经成熟。我的意思是：我们不需要用这样的模式去培养学生，我们的学生不应当吃这么多不必要的苦，应当省下时间和精力去学习更有用的知识，培养适应未来社会的学习能力。改革高考，恰恰是为了广大学生的前途，为了提高他们的生存能力。

不久前，一位教育界前辈说笑话，称教育以后可能切划归工商局管。原因是：许多学校把教育产业，巧立名目乱收费，教师缺乏敬业精神，把自己当商人，唯利是图;另一方面是学校理念落后，把学校教学弄得像生产线生产标准件，不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个性，教育成了工业。合二而一，所以当归“工商局”管云云。虽是玩笑，却也有点歪打正着。

学生也重视考试重视升学，特别把考上名牌大学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有学生在作文中说：“分数是什么?是父母向别人炫耀的资本，是教师的奖金，是学校的招生广告，是校长局长升官的政绩……分数是什么?是学生的灾难。”学习成了没有乐趣的事，教育的质量也就可想而知。但是，你以为所有的学生都渴望取消高考?恐怕未必。某年高考数学试卷比较容易，一些名校的学生考完后在考场门口失声痛哭，因为他的优势显不出来了。我看了那一幕后心冷齿寒，永远难忘。而很多教师也把宝贵的精力消耗在无价值的高考竞争中。他们把高考分数作为个人的人生追求，个人的喜怒哀乐：高考得胜，均分比同行高出一两分，则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在报刊上吹嘘，在同行中宣传，填进各种表格，写进各种总结;而一旦比同行低了三五分，则愤而怪运气不好，怨学生笨，骂阅卷不公平，责备命题水平低，情绪一落千丈，决定进一步“死揪”……这样的队伍，能搞好课改吗?

更令人悲哀的是，在主张加班加点“死揪”的人群中，有相当一批是青年教师。

中小学的升学率恶性竞争造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过重的学业负担在摧残青少年，为什么有的人就是不肯正视这样的事实，不肯去思考人的尊严和教育的尊严呢?我不想再谈这些现象了。

我多么想听见孩子们的歌唱!好多年了，听不到孩子们率性的歌唱。我想看到孩子们旁若无人地对着群山唱，对着天空唱，我想看到他们的脸上对明天的憧憬……

然而，没有歌，没有诗，也没有梦。

一位孩子打电话说，他很忙，每个星期天都要去参加“奥数班”，讲义很多，做不完。这个孩子11岁。

一位初中生告诉我，他时间很紧，不能来我这里借书了，“妈妈不准看闲书”。

一位高三学生告诉校长，他是自愿站着上课的，与教师无关，因为如果一坐下，他会立刻睡着的。

我的同事说，他最怕看见一个孩子神情黯然地背着书包，孤独地走在路上。而我最怕听见的是十多岁的孩子对人说“人活着没意思”。如果一位教师对这些无动于衷，依旧摆出那张冷冰冰的脸，依旧不明白教师的职责，那对他又有什么可说的呢?——我为什么不愿卷入无益的争论?往往是因为想起那些冷冰冰的脸，是因为看到他们把手插在袖管里。

近年我之所以用更多的精力关注教育现象，除了职业因素，更是因为意识到一种危险。对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十三亿人是多了一些，但是比十三亿人口更令人忧虑的是国民素质。如果不实行素质教育，再过几十年，我们可能要面临比今天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难题。和发达国家比较，我们在大部分领域全面落后，根子出在教育;而中国诸多的社会问题，最终又无一不归结到教育问题上来。

何处是源?何处是口?

二、课改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

我们中国，每每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争论，双方要争取的都是看客。无奈中国看客往往以“看”为乐，他未必要支持谁反对谁，他图的就是个热闹。然而教育问题涉及干百万家庭，事情变得就不那么简单。媒体上展开的“群众论教育”就变得很敏感。

央视的一个节目公开了对所谓的“南京星期六补课通知”的一次“民意调查”(据说是网上调查)，不加任何解说。在回答“对于南京教育局的这个做法，你是否支持”这一问题时，支持的占52.38%，反对的占43.00%，说不清的有4.62%。对这个结果，主张补课的一派欢欣鼓舞，认为这就叫“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一时间，有人兴奋得连“三个代表”也抬出来，声称“把学生送进大学是贯彻‘三个代表’思想最好的体现”。当民众对教育改革一无所知，当社会的价值取向出现明显的偏向时，这种“民意测验”、“问卷调查”有什么价值?起的又是什么作用呢?

有家电视台播放“心愿之旅”的组合镜头，其中一位中学生说：“我最大的心愿就是考进重点班，离开普通班。”不知道听到这样的“心愿”，他的校长和老师是否能处之泰然，我同样不知道那家电视台的编导懂不懂教育。

我曾撰文批评个别媒体唯恐天下不乱，热炒那个所谓的“高考之痛”。有教师出来为这些媒体打抱不平，认为我不应当对媒体指手画脚。这种对媒体的敬意固然显示了教师的谦恭，但是那些媒体好像并不领情，总是在那里无休止地对教育改革指手画脚。不久前有件真事，一位家长看了孩子的语文教科书，立刻投书一家晚报，说现在的教科书编得不像话，竟然连《荷塘月色》也没有了，怎么得了!教育局看到报纸有“负面报道”，立刻下令调查，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封信就让教育界忙乎一阵，而这只不过是说一篇课文呀，难道教科书的编写和选用也得让家长来投票?附带说明，那套教科书中不是没有《荷塘月色》，只是放在了第二模块，几个星期后就会学到，而家长只看了第一模块就自以为是地发难了。

某报有文称“英美等国也有高考”，试图以此证明“死揪”无罪。我虽无公费考察英美发达国家的机会，但是如果仅仅考察回来一个“英美有高考”，我看不去也罢。再说，英美的高考是什么形式，不出洋也未必就不知道，那一头总不至于也是师生同甘共苦“从早上6点半干到晚上10点半”吧，总不至于市场上同时能买到成千种教辅书吧……不知为什么，有些人总把法治社会歪曲得和自己一样无法无天，然后以此作为自己无法无天的依据。又有校长撰文称：“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勤奋学习上他该上的学校，过上该过的生活;学校和老师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想，何罪之有?”这更是匪夷所思。难道在他们眼中，这就是教育者的理想?这就是学校的任务?我们的学校什么时候等同于一般的服务性行业了?把教育的本质、目标曲解到如此地步，也算是奇闻了。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为贯彻执行素质教育的方针而进行的课改，是中国发展的要求。课改应当有一个好的舆论环境，但是很遗憾，我们看到的不是这样。那场所谓的“高考之痛”讨论是一家晚报首先发难的，教育界认为记者不慎重，但是记者们强调“读者有权知道”，认为发出的消息不准确可以更正。然而教育不同于一般行业，其中的许多问题不可能通过“群众讨论”、“群众投票”来解决，如果假借所谓“民意”来反对课改，那就有可能造成不堪设想的恶果。

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在会见记者时曾无奈地说：“确实有少数这样的媒体，今天批评你不搞素质教育，害得学生‘吃不消’;明天又批评你不重视高考，不代表群众利益，害得学生上不了大学。今天要求学校照顾学生‘朝九晚五’，明天又要求学校考虑家长早上班、晚下班。如此等等，让人无所适从。……我们推出‘中小学生才艺拓展计划’，个别媒体反诘道：‘唱唱跳眺就是素质教育吗?’我们在小学实行冬季作息时间，想让小学生冬天推迟10分钟到校，个别媒体又追问：‘10分钟能挽救孩子的睡眠吗?’……就是这样一些争论，使我们丧失了很多的发展机会，付出了许多本可不付的代价。”(2004年12月7日《金陵晚报》)

当然我也对教育行政部门在巨大的压力下作出的补课决定表示遗憾，事已至此，说什么也难以挽回。我于是想到，课改需要良好的舆论环境，需要全社会的理解与支持。

三、我对课改充满信心

一年来，听到各种各样有关课改的奇谈怪论，早就习惯了，因为这就是中国的国情啊!有志改革的教师说起课改，无不感慨万端：在中国搞改革为什么就这么难?

然而我对课改、对高考改革充满信心。如果教育的改革是件轻而易举的事，那要我们这些人做什么呢?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很平静地想起这句话，因为我们能看到明天。

众所周知，应试教育像一面巨大的天幕，笼罩着教育界。在这种情势下，一些原本有教学特色的学校很难坚持正常的教育理念，风格不存。我早就看过一些名校的“与时俱进”，关于这一点，我在《在欢乐中沉思》一文中已经谈过。中国许多名校在疯狂的应试大潮中非但不肯做中流砥柱，而且推波助澜，这是令人感到羞耻的。我很怕以后教育界的董狐不客气地写下这么一笔。

去年9月，我在《新民晚报》发表了《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一文，有同行讥之为“乌托邦”，认为“人的教育”是“明天的空气”，在现今中国不可能实行。我认为，“人的教育”，在这个世界上非但不是明天的事，更不是今天才提出，而是昨天就有大批有识之士实践并取得了成效的事。把人的教育说成是“明天的空气”，这种极端消极的言论是对教育的亵渎，因为即使在“死揪”成风之际，依旧有无数的教师坚守理想，努力实践着“人的教育”，否则我们将面临更糟糕的环境!也正因为教育界还有这样的“三户”，所以我们对教育改革应当充满希望。我们看到中国教育改革面临的巨大阻力，但我们更应看到干百万人的愿望。

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也许应该明白：改革，留给中华民族的时间和机遇好像并不多了。回想起来，科举真富有生命力，竟能顽强地活一千多年，可惜后来被列强大炮轰毁;近百年教育走到今天，已是步履维艰，而20多年前恢复的高考却仿佛没有科举的青年时代那样朝气蓬勃，才二十七八岁，已成恹恹病夫。这也许因为中国面对的是一个突飞猛进的世界，如果不改革，下一次人家可能连大炮都不需要。在全面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的情况下，还能把“人的教育”当成“明天的事”吗?如此守旧，我们还有没有明天?

但是我注意到相当一批教师对目前的形势作了有价值的思考。教师应当是思想者，是思想者就得有责任感。不具备这样的认识，就不配称自己是“知识分子”。

同样，改革高考的时机已经成熟。我很高兴有那么多的专家和同行已经开始研究可行的方案，虽然困难还很多。

鲁迅说过：“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然而这种近乎绝望的悲哀并没有阻碍鲁迅前行的步伐。

作家刘烨园曾来信说现在需要的是“扎扎实实为中国做事的人”，语极朴实，但意味深长。今天的教育改革，需要智慧的帮忙者，不需要懒惰的看客。当务之急，是要有建设性的意见，要有勇敢的探索实践。

少说空话，让我们大家都扎扎实实地做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