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新模式救助贫困人员经验材料

1月13日，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的**籍学生唐金娥给**法院写了一封感谢信：“当听到母亲说父亲因车祸丧生的案子得到司法救助时，我和在河南财经大学读书的哥哥心里万分感激……也许对别人来说，5000元不算什么，但对于十分拮据的我家来说，就是雪中送炭。”

这是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市在全国率先启动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机制的一个案例。近日，记者带着“**模式”是在什么背景下“破冰”、到底取得了哪些成效、是不是在为“老赖”开脱、是否会滋生法院执行不作为等疑问到实地展开调查。

困惑：执行难生存更难

现年78岁的浦周兰是来宾镇来宾村委会大块田村村民，自从她患有精神病的儿子被同村村民李容高打死后，她便与在上学的孙子相依维命，靠种菜卖维持生计。**市法院虽然判决了李容高刑事附带民事赔偿1.8万元，但李容高家仅有一间土屋，且年均收入不到600元。拿什么执行？这让执行法官犯了难。从XX年开始，这个案子就“挂”起成了执行积案。

执行难问题不仅是长期困扰法院乃至政法工作的突出问题，还是群众反映强烈、社会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

**全市140多万人口中，有38.1万贫困人口，贫困人口占**市总人口的26.71%，四分之一还多的贫困人口，使得法院涉诉特困人员案件也占有相当比例。截至去年底，**市法院未执结的578件积案中，申请执行人为特困人员的案件142件，占总积案的24.57%。这几项数据表明：一是法院执行难，二是由执行难引发的涉诉特困人员生存难。涉诉特困人员打赢了官司，却因被执行人无经济能力执行等原因，而无法执行判决。本身就处于低保线的涉诉特困人员，身心受到伤害之后，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更加陷入困境。

已在**市法院执行局从事执行工作10年的孙亚东法官深有感触地说，在执行案子的过程中，有些来申请执行的人车旅费都靠借，要求法院执行的愿望非常强烈。法官们去执行时，发现对方条件也非常差，把牲畜和家具等财产协商一个价格执行给对方，就会出现被执行人与法官发生冲突的事，每年都会遇到，有的执行法官甚至还被打伤。这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还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削弱了法院的执行能力，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尝试：缓解“两难”困境

大量的执行案件得不到解决，特别是涉诉特困人员，因法院穷尽了所有执行手段和执行措施后，被执行人没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申请执行人得不到应有的损害赔偿，不断引发上访、信访等，这不仅使司法机关案件了结的功能受到削弱，而且极易引发新的社会矛盾。

究竟该怎样破解法院执行难和涉诉人员生存难这座“两难”冰山呢？

2011年7月，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许前飞在**调研时思谋：以往，政府给笔钱，由法院发给有关案件当事人的做法解决不了实质问题。因为法院不是社会救助机构，什么样的当事人才符合救助条件，在认定的客观标准以及救助程序上都是模糊不清的。但是，现在我省已有相对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为什么不去依托它呢？再说，当财产权和生存权发生冲突时，生存权永远高于财产权，司法必须关注民生。为此，他明确提出建立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制度的工作思路，并决定以**市作试点，探索开展这项工作。随即，**市启动了涉诉特殊困难人员执行救助机制。该机制在运作过程中，逐步探索出以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法院推动为基本思路，与民政、医保等部门紧密沟通协调，以财政预算、社会筹集资金作保障，并与社会保障制度对接，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的运作模式。**市政府首拨50万元作为该项工作的启动资金，并从今年开始，财政每年预算安排5万元，省高院和曲靖市中院分别注入资金30万元和10万元。今年1月，**市还向社会募集到救助金80多万元，为涉诉特困人员执行救助机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去年12月2日，当浦周兰接过执行救助金3000元时，不识字的她双眼噙泪、百感交集：“我孙子王怀忠上高中的学费有着落了！我自己脚疼的老毛病也可以去医院治疗了！”**市民政局还给她享受了低保待遇，学校还为其孙子免除了学费和住宿费。

执行救助不仅解决了涉诉特困人员的基本生存、看病等问题，还破解了这类案件执行难的问题。通过执行救助机制，**市像浦周兰一样领到执行救助金的涉诉特困人员已有189人，先后两次共发放救助金约70万元，其中有74人被纳入最低生活保障，10余人纳入医疗保险，消化了全部未执结案件的24.57%。此项制度使申请执行人与法院和被执行人之间的矛盾出现了缓冲，这不仅体现了法院对涉诉特困人员的司法人文关怀，而且对保障民生、促进和谐、维护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建议：长效机制需完善

把低于生活保障标准或处在保障边缘的执行申请，在穷尽一切措施依然无果的情况下纳入民政救济的“**模式”，切实带来了执行合力：对法院来说，缓解了执行难；对当事人来说，解决了涉诉特困人员生产、生活、看病和子女就学等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对社会来说，救助民事案件的申请执行人和刑事案件被害人，使当事人双方对立、对抗的情绪得到消减，一些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减少，对社会的和谐稳定起到了“稳压器”的作用。

但是，也有人认为，涉诉就是法院的事，法院是裁办者，怎么变成了救助者？有的单位或部门甚至认为，搞救助是政府在替被告人“埋单”、替“老赖”开脱。**市法院院长刘建刚认为，这些议论可以理解，但透过“**模式”可以看出，执行救助机制涉及党委、政府及相关部门，必须以党委领导、政府为主导，由法院积极推动与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卫生医保等部门协商对接，如果缺少党委、政府的支持，这件事是肯定办不好的。法院参与恰恰体现了司法关注民生，司法贴近涉诉特困人员，诠释了司法的人文关怀。

谈到“以救代执”可能会造成案件承办人通过对案件申请人的救助，免除其执行责任，造成怠于执行的问题，**市法院负责调研、起草救助办法的朱泽法官认为，救助的首要条件必须是穷尽执行手段，救助办法中穷尽执行手段的硬性规定，保证了法官必须履职到位、穷尽执行手段才能进行救助；另一方面，在终结执行裁定书中必须明确，一旦对方有履行能力，申请人就有权申请恢复执行，法院就必须重新启动执行程序，怠于执行就得到有效防范。谈到涉诉低保与实际的困难群众产生矛盾该怎么处理时，朱泽认为，涉诉特困人员所面临的困难和伤害比一般困难群众要大得多，因为打官司身心疲惫，只是在同等贫困条件下，涉诉人员优先。在确定涉诉人员救助条件时，首先要实行公示，如果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达不到救助条件，就要组织当地基层组织及村民和当事人进行听证后，确实符合条件的才进行救助。

“**模式”这一涉诉特困人员的“救命机制”，到底能否一路走好，除进一步完善长效机制外，关键是能否得到立法机关及各地政府相关配套政策的大力支持，最终能否融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正如**市市委书记许玉才所言：执行难不是法院的一家之事，要加强党委领导，整合社会资源，形成社会合力解决执行难，建立救助长效机制，让涉诉特困人员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