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邓小平与我国外交战略的“两个转变”

[论文关键词]两个转变；邓小平；和平与发展；独立自主

[论文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观察和分析了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改变了过去“战争与革命”的传统时代观；在科学判断的基础上，邓小平重新调整了外交战略，实现了“一条线”战略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的转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外交思想，奠定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理论基础。

“一个是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个是根据这个判断相应地调整对外政策，这是我们的两个大变化。现在看来，这两个转变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两个转变，是邓小平经过长期的观察和科学的分析，透过世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等的差异，依据新时期国内任务的需要和国际形势的新发展做出的。这“两个转变”，构成了邓小平外交思想中最特色的部分，也体现了邓小平同志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

一、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在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之后，最终进入共产主义。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需要几个世纪甚至千年以上的漫长历程。而不同的历史阶段展现的时代特征和主题都不一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会不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出发，参加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世界上依然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认为经过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或防止的，而且毛泽东同志更加强调的是后者。Ez3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再加上指导思想“左”的干扰，我们把世界大战的危险估计的过分严重，结果极大的消耗了国家的财力、物力，严重影响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国内外局势的发展，改变了“战争与革命”是当时时代主旋律的传统看法，多次论述到，大仗五年，乃至更长的时期内都打不起来。他认为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的危险，短时期内不会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指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情。第一件，是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八十年代无论对国际国内，都是十分重要的年代。国际上很难预料发生什么问题，但是，可以说是非常动荡、充满危机的年代。当然，我们有信心，如果反霸权主义斗争搞得好，可以延缓战争的爆发，争取更长一点时间的和平。我们也正是这样努力的。不仅世界人民，我们自己也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1984年1of]，邓小平同当时联邦德国总统科尔谈话时再一次提到：“1974年你来访，我们曾谈到战争的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任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1985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员访华时又强调：“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

后来，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得更加明确，“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个都还不敢打。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因此谁也不敢动。同时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第三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由此得出的结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邓小平正是基于对当代国际形势和时代主题的清醒的、符合实际的认识，引导我们国家对传统的时代观予以修正，从而实现了由“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的重大转变。

二、从“一条线”的战略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时代问题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战略和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建国以来，我们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周恩来同志明确指出，我们外交政策有一个基本立场，即中华民族独立的立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立场。即使在初期参加社会主义阵营时期，苏联执行大国沙文主义外交，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颐指气使，但我们顶住压力，坚决维护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许多重大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称赞。从7o年代后半期起，美苏争霸，扩军备战，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势头，维护世界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及时提出了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思想，号召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霸权主义。“一条线”战略在当时对缓和中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所面临的极度紧张局势，使中国摆脱长期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状态．遏制苏联的扩张霸权，起了重要作用。对此，邓小平在1985年9月会见来访的奥地利总统基希施莱格时说，毛泽东当时提出的国际战略有当时的历史条件。那时苏联在各方面都占有优势，美国加上西欧都处于劣势，是很大的劣势，而且张牙舞爪，威胁中国。为了避免战争，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从日本经欧洲到美国的“一条线”战略，以对付苏联的挑战。这有个好处，促进了美国和欧洲的联合，美国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日本、欧洲同中国的关系改善了。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实行“一条线”战略，不仅已无必要，而且对中国不利。现实表明，“一条线”战略已不能适应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建立正常的对外关系的需要，也不适应国内形势的发展。基于以上判断，邓小平及时地改变了我国的外交政策，代之的是更符合实际，更为灵活，更具有原则性的外交战略，即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方针。"

三、“两个转变”的时代意义

邓小平是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也是卓越的外交家。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冷静观察国际风云变幻，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当今时代特征和世界战略形势，作出一系列科学论断和决策，并以高超的外交艺术和独特的外交风格付诸实践，从中表现出的处事方法、精神品质值得后来者学习。

(1)“两个转变”对时代问题作出的科学定位，对我国及时调整外交政策，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得以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保证。邓小平同志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从战略高度给我国以后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两个转变”的提出，从理论上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我们的时代问题，改变了过去认为只要有帝国主义的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观点，为我国重新确立工作重心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保证。

(2)“两个转变”的提出，为我们一心一意搞建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制定了一些特殊的外交政策。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一条线”的战略已不能适应于国家发展的需要，外交政策的调整是必然的。而“两个转变”使得我们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论亲疏，不以个人好恶评判是非曲直，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同时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苏联解体后，我们与各独立国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在周边，我们同印度、巴基斯坦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同东亚、南亚的外交关系日益正常化，特别是同越南从敌对状态走向对话，乃至两党两国恢复了正常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交流。这些外交活动，扩大了中国的影响，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形象，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3)“两个转变”的提出，是邓小平用马克思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分析形势得出来的，体现了邓小平的大局观和宽广的眼界，即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眼光。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从大局出发，整体上把握时代的变化，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客观要求。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工作重心的转变，必须要认清国际大局、国内大局，要从纵向方面考察历史与现实的区别；要从横向方面分析各国之间的矛盾斗争，认清本国国情，这些都非常人所能做到的。邓小平的“两个转变”，正是用大局观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典型事例。正如邓小平所说的，“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胸襟开阔。要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也放眼当前，放眼一切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不落伍，才能制定出与时代同步的外交政策。

(4)“两个转变”的提出，是我国外交事业发展过程的光辉典范，体现了邓小平求真务实的精神品质。求实精神，就是尊重客观实际，它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同样，未来的发展也要遵循这一思想路线。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而变首先要思想变，开动脑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求实精神，务实态度，增强了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责任感、主动性，使得我们变得聪明起来，少说空话，多做实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参与下，我们调整了外交政策，与许多大国消除了隔阂，建立友好的外交关系，使中国能够在世界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坚定力量。随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间矛盾与斗争的形式也呈现出多样化。面对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我们更应该发扬求真精神、务实态度，从世界大局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出科学、务实、灵活的外交战略。

黑格尔说过，谁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把它告诉他那个时代并使之实现，他就是那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在决定中国命运和中华民族前途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以一个国际战略家的远大目光，审时度势，开拓创新，破除传统观念，高屋建瓴论述了当代世界的时代特征，并在实践中制定出正确的外交政策，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外交理论，奠定了中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对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