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分析

摘 要 刑法教义学是刑法科学的核心部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刑法规范的健全也是必要性的工作之一。刑法教义学作为刑法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客观上和主观上反映了刑法各方面的内容。对于我国来讲，刑法的出现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会更加稳定，意味着居民的生活会得到保障。但是，近几年的刑法表现却并没有让大众信服，尤其是各种冤假错案的出现，直接引起了社会对刑法的不满。由此可见，我们有必要对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分析，不仅要找出其中的问题和原因，同时还应该积极的纠正与解决，促进刑法的健全和各项条文的具体落实。

关键词 刑法教义学 法律规范 法律体系

作者简介：仝竟，贵州大学法学院。

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建成之后，不少刑法学者都把主要精力转向理解刑法、解释刑法，也就是说，从刑事立法学转向了刑法教义学。这种转变不过是刑法发展的必然情况，但同时也代表着我国的刑法工作将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从主观的角度来分析，刑法教义学并非完全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是会结合大量的案件审理来进行研究，一方面减少刑法中的漏洞，另一方面实现刑法教义学的完善和进步。在此，本文主要对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分析。

一、 刑法教义学的立场

从某种程度来讲，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能够为我国的刑法立法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健全，提供更多的指导和感悟。刑法的设立目标在于，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规范，且这种规范是被大众所认可的、接受的，能够创造出价值的。对于社会来讲，刑法教义学是一个全新的刑法领域，它的出现，为复杂案件的判定和社会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更多的参考基础，以此来进行刑法案件判定，将会获得更多的支持与肯定。在此，本文对刑法教义学的立场进行论述。

（一）传统

刑法教义学并不是纯理论上的研究，它高于刑法体系却又源于刑法体系。从社会的角度来分析，现阶段的案件审理，都是将刑法作为基础来进行审理的，虽然各种判定没有得到太多的反对意见，但并不意味着这些案件完全得到了百姓的支持。刑法教义学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打消百姓心理上的不支持以及各种疑问，同时为今后的刑法健全提供较多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刑法教义学，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刑法教义学能够为刑法体系的健全和各项条文的落实，提供较多的帮助。强制性的执行法律虽然是必然的情况，但强制性如果表现得过多，就会引起很多的反对声音，这对我国刑法立法以及执法都是非常不利的。通过研究刑法教义学，可以在主观上实现各种思想的有效应对，减少反对的声音，甚至是促进当事人去遵守法律。第二，刑法教义学的出现和研究，可以实现刑法的更加人性化。面对复杂案件的持续增多，刑法教义学可以对这些案件进行深入研究，一方面了解当事人的心理想法和行为表现，另一方面制定出更有效的刑法措施和款项，这样在落实和执法过程中，也可以减少与人民大众的冲突，实现刑法的更大发展，从侧面提高了刑法立法效益，为社会的稳定做出了更多的积极贡献。

（二）转向

刑法教义学的下一步任务是：从纯法学技术的角度，依靠刑事立法，给犯罪和刑法下一个定义，把刑法的具体规定，乃至刑法的每一个基本概念和基本原则发展成完善的体系。由此可见，刑法教义学在立场上还是比较坚定的，并且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对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虽然比较晚，但是古代的各种案件审理，都为刑法教义学提供了较多的资料基础。从宋朝开始，刑法方面的研究就不断深入，明朝的法律虽然比较很辣，但相对健全。进入现代后，我国在刑法方面的研究得到了很大的进步，无论是体系的健全还是落实手段的深刻，都获得了社会上的较大支持。刑法教义学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在刑法细节方面的转变。有些条文和款项在执行过程中，虽然遇到了反对的声音，但最终还是被落实。通过将这些条文和款项进行健全，使其成为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和执行体系，对我国今后的刑法立法效益和各项法律工作的进步，都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除此之外，刑法教义学的转变，意味着会跳出固有的思考模式和思考范围，其必然要贴近民生进行调查和分析，促使刑法教义学在日后的研究中，不再是“高高在上，触不可及”，而是一种能够与大众息息相关的法律内涵，能够在客观上推动我国的法律建设。

（三） 趋势

刑法教义学虽然是在不断发展与进步的，但其立场始终不变。就刑法本身来讲，其基础和具体的条文、款项、规范、惩处措施都会得到不断的健全与发展，无论是在现在还是在将来，都会依据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以此来适应更多的情况和不同的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刑法教义学的发展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根据多方面的信息总结和目前的刑法表现，刑法教义学的趋势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刑法教义学必须获得更高的开放性。刑法教义学是刑法的核心部分，决定了刑法的发展方向。通过增强刑法教义学的开放性，能够融入更多问题的讨论与分析，对刑法体系的健全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第二，刑法教义学在发展趋势上，还会借鉴更多的法律内容及内涵。美国是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其号称是“律师建立的国家”。在美国，从随处乱丢东西到抢劫他人财物，任何一个举动和言语，都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且各个州的法律存在差异。刑法教义学在立场方面，主要是遵循的从客观实际出发。美国在这一点上做的比较不错，由于各个州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也不同，那么在刑法上的设定也应该有所差异，以此来满足当地对刑法的需求。我国目前的刑法教义学在研究过程中，开始大量的借鉴美国法律，尤其是在一些社会比较关注的话题方面，开始涉足相应的条款设立和执行，以此来实现刑法对居民的更大范围的保护。

（四）选择

刑法的适用总是需要解释，这一方面是因为不明确刑法规定的具体含义，就无法适用刑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刑法制定之后总是会出现新的情况，由于刑法稳定的性质，也由于刑法制定程序的严格，不能及时针对新情况来修改刑法，从而需要重新解释已经制定的刑法，使其适用于新情况的处理。就刑法教义学本身来讲，其实际意义与刑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能够为刑法的持续健全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支持。刑法在执行过程中，并不是直接宣布条款，直接就可以落实。而是要给大众一个合理的解释，解释内容包括：为什么要执行该条款项，有何凭据，执行后的效果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比较关注的方面。刑法教义学的立场是非常稳定的，其选择主要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我国的刑法，不至于在将来的工作中，遇到不同声音时无法进行解释。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国家各项体制的健全，刑法教义学也要得到健全的研究，不能总是局限在固有的边边框框内，这对国家经济的进步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其发展方向和研究手段会得到一定的进步，固有的研究内涵虽然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新加入的东西对刑法教义学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日后应在这一点上特别注意。

二、刑法教义学的方法

刑法教义学的任务是以理性的可论证的方式，探求开放性刑法问题的规范解答模式。它的存在，是刑法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因此，刑法教义学的方法显得尤为重要。就研究本身来讲，刑法教义学的研究立场在得到确立后，应制定好配套的研究方法，不能想到哪里就研究到哪里。具体的研究方法应是共同制定的，不以个人的意志转变，要符合刑法实行中的各项工作，以此来促进刑法教义学与刑法之间的良性循环。在此，本文主要对刑法教义学的方法进行论述。

（一） 基于先见的理解

刑法教义学在长期的研究中，获得了立场上的肯定与支持。在方法的研究中，首先应该将“先见的理解”作为基础，以此来进行拓展，从而不断的完善刑法教义学的各种研究方法。刑法教义学中，先见的理解，主要是包括两个层次的理解活动。第一，刑法教义学对先见的理解，主要是个人性质的先见理解。在刑法教义学的研究过程中，所有的研究工作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法学者身上，他们依靠专业的能力和客观的事件，进行刑法教义学的研究。也就是说，法学者个人会对刑法规范应有的含义进行理解和分析，他们会从自身的生活经验、工作经验出发，为刑法教义学赋予较多的含义与内容。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刑法教义学的学者，都是通过自己的观点和各种遇到的事件来定义刑法的含义和内容，同时会附加一定的个人意见，这是必然的情况。第二，刑法教义学先见的理解，会从历史的角度来进行理解，这要比第一层更加客观，得到的结果也更加令人信服。从第二层次来看，刑法教义学在先见的理解方面，主要是趋向于群体对刑法规范应有含义的期待，这集中表现为在，它是在已经存在的学说和各种判例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形成的关于刑法规范含义的共同看法。

（二）实践理性的衡量

“实践理性”是说“它作为纯粹的理性而现实地是实践的”。实践理性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如何行为才是正当的。“任何一个行动，如果它，或者按照其准则每一个人的任性的自由，都能够与任何人根据一个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就是正当的。实践理性的衡量，是刑法教义学的重要方法之一，在目前的研究中获得了广泛的认可。从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实践理性的衡量，能够减少各种主观情感的渗入，促使刑法在执行和健全过程中，实现“法不容情”的效果，为各种社会案件的判定提供更多的依据。从主观的角度来分析，实践理性的衡量，是对人类主观意愿的一种规范，因为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一句道歉就能弥补的，必须通过相应的刑法进行惩罚，为当事人提供些许的弥补。相对的，实践理性的衡量，也会结合客观实际，避免造成误判、错判的情况出现，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具有较大的积极意义。为此，刑法教义学在日后的研究中，还是应该在先见的理解和实践理性的衡量上，进行双重努力，获得更多的研究成果。总结：本文对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进行分析，就现有的工作来看，刑法教义学的立场比较稳定，研究方法也比较健全，总体上的工作趋向于良性发展。但是，我国目前的开放程度较高，社会上的思想内容也比较丰富，刑法的很多工作都遇到了较大的阻碍，此时需要刑法教义学的参与，以此来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并且实现刑法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