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和发展

" 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列宁在总结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中，初步提出了这一理论的基本原则。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领导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斗争中，从新中国执政党建设的实际出发，围绕革命和建设中心任务，提出了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执政党建设理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从而保证中共率领中国人民在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重温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执行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夺取全国政权后向执政党的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政党。以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人利益为自己政纲的共产党，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党不同。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政党执掌政权，即是控制议会、操纵舆论，通过议会使自己政党的纲领成为制定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依据，执政党本身的建设却不那么重要。而对于通过激烈革命斗争方式，最终得到广大人民真心拥护才成为执政党的中共来说，这却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只是为实现自己多年追求的强国富民的理想提供了前提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执政后，党的中心任务发生根本变化，从破坏一个旧政权转到建设一个富强、民主的现代化国家，其难度远远超过前者，一些党员干部并不完全适应这一艰巨任务的要求。由于执政党，党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发生变化，一些党员滋长了骄傲自满、贪图享受、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等倾向。由于执政，党发展的客观条件发生巨大变化，过去恶劣的生存环境对每一名共产党员都是无形的严格监督，党的发展受到客观的自然限制，而现在入党不仅不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相反则藉此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一定的权力，获得许多个人利益，于是投机分子就会涌入党内。也就是说，中共执政后，一方面能够凭借政权的力量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为人民谋利益；另一方面执政党的地位又非常容易使党的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甚至滥用职权的危险，从而使党的内部遭到腐蚀而导致失败。因此，执政党的建设成为比民主革命时期更为重要和更为艰巨的任务。 正由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执政党地位所带来的严峻考验有着深刻认识，因此，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随之同步进行，丝毫没有滞后。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成为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党，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及各项具体政策，加强党的组织性与纪律性，密切的联系群众，克服官僚主义，特决定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根据这一决定，制定工作细则，并陆续建立各地方、各部队的纪律检查委员会。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的情况的产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注：《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第190页。）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是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中共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中共还对个别领导人打击报复批评者的错误行为给予严厉的处分，这对建国初期保持良好的党风政风起了重要作用。 这次整风没有涉及党的基层组织，但是整风过程中，暴露出一些基层组织和部分党员存在着比较严重和比较普遍的问题。1951年2月中旬，中共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同志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研究整顿党的队伍问题。这次整党的重点放在基层。会议责成刘少奇具体领导这次整党工作。 结合这次整党，毛泽东发动了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这对中共各级组织是一次实际而有效的整顿，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对执政党建设采取的又一重大举措。建国初期，由于中共同民族资产阶级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对国民党旧政府机构中的公务人员又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其中一些人承袭国民党的腐败作风，利用各种机会盗窃国家财产，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向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大量施政“五毒”，党内少数人经不起腐蚀而开始堕落，甚至蜕化变质，沦为犯罪分子。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直至枪毙如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中共高级干部，并着重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腐化堕落的思想和行为，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有效的防止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普遍的教育。在“三反”运动后期，中共制订了《惩治贪污条例》，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滋生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对这一文件都作了精心修改。这次整党运动取得了重大成果，有效地遏制了中共在掌握政权初期所出现的贪污腐败现象，党风和社会风气全面好转，旧中国那种腐败黑暗的官场作风为之一扫。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建国初期关于加强执政党建设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开创了中共作为执政党良好的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使建国初期的社会风尚成为中共历史上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中共的威信空前提高，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从而有力地保证了建国初期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保证了中国社会形态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巨变的顺利实现，争取了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好转。

八大前后对执政党建设的探索

1953年新中国开始进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贯彻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新阶段，社会主义革命和经济建设的艰巨任务对执政党的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努力探索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对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继续进行探索。特别是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和邓小平等领导人，系统总结建国7年来党的建设经验，提出了许多具有开拓性的真知灼见，初步形成了中共执政党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

首先是关于执政方式的探索。执政党是领导国家政权的党，是国家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及领导者，担负着确定国家政治方向和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等重大决策的责任。建国初期，由于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领导体制尚处于草创阶段。因此，中共基本仍然以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来领导国家，这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共和国，以及争取国民经济形势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展以后，当社会生活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继续采取革命战争时期的领导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应该由党对国家政权的直接领导按照执政规律向一定的执政方式转变。也就是说，党的领导应该主要成为一种政治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应当通过国家权力机关经法定程度上升为国家法律，而不能以党的政策代替国家法律。为适应这一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集中精力领导了这一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转变的基本途径是建立由人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民主政治制度。1954年，毛泽东曾指出：“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4页。）按照这一原则，中共领导在建国初期建立人民代表会议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理论和组织框架。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与此同时，刘少奇主持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选举，在4.5亿人口的国度中，自下而上建立了由人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中共的执政地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这种国家形式来实现，也使中共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升为中国人民的法律意志。这一制度的建立，使政党和国家政权得以在不同的范围内各自发挥自己的功能，从而更好地整合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尽可能地团结和吸引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参与管理国家大事，在更大程度上调动各阶层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 其次，这一时期反对“高饶事件”的斗争，对中共执政党的建设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建国后，尽管中共先后进行了整风和整党，党内部分干部还是滋长了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他们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冲昏头脑，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逊态度，计较名利和地位，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与部门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把剥削阶级的一些庸俗作风带到党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高饶事件”的发生。这一事件发生后，中共召开中央全会，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并作出《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对党的高级干部的工作和政治言行作出重要规定，要求他们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反对骄傲情绪和个人崇拜。根据这一决议，中共省、市委员以上的高级领导干部深刻检查建国以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作风，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增强执政党的团结。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加强对领导干部监督的力度，中共在建国初期所建立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这次斗争，对于中共保持执政党的团结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对如何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进行了努力探索。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核心问题是永远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民众的支持，人心的向背，历来是决定一个政党和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共就是凭借着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打败国民党，建立新中国的。党执政以后能否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一直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突出表现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谈到会议的目的和宗旨时，强调指出：这次大会一是总结七大以来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其二是要强调继续发扬中共在思想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刘少奇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时，对这一问题也给予高度重视。他在报告中指出：“为了巩固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亲密联系，必须继续加强我们在各方面群众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地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邓小平在八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执政党的建设是一个非常艰巨且又长期的任务，中共在执政

6、7年后，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滋长了比较严重的脱离群众的倾向。正是为了克服这些不良作风，中共决定在1957年春进行开门整风，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不从团结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要求全体党员密切联系工农群众，加强党性，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这是正确和适时的。整风运动后期，毛泽东等签发了一系列有关接受群众意见，改正缺点错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文件，对加强执政党的作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可惜的是，这场运动由于国内外因素和主要领导人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最终走偏了方向。

“七千人大会”前后对执政党建设的发展

反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中国的经济建设带来前所未有的困难。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盛行，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出现严重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采取有力措施，使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在曲折中得到进一步发展。

首先是在恢复党的思想作风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大跃进中所犯的错误，最根本的是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脱离中国实际，急于求成，搞高指标，从而使国家经济建设和党的威信都受到严重影响。毛泽东等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提出经济调整任务的同时，也提出要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问题。特别是提出要制订《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规范执政党干部的言行。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大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作了修改。毛泽东在解释这些条条的讲话中，强调指出：“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从实际出发。现在工作中主要是不从实际出发，主观主义。要整主观主义。”（注：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时的插话，1961年1月9日。）3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提出领导干部要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问题，提出要使1961年成为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对调查研究工作做了进一步部署。

会后，中共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毛泽东派出3个工作组，去湖南、浙江、广东调查；刘少奇深入湖南农村调查44天；周恩来去河北省邯郸市，朱德去四川，邓小平在北京市郊区，他们分别深入工厂农村基层调查研究，同工人农民促膝谈心，了解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中共领导集体的带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深入地调查研究，在全国掀起了调查研究之风。这使中共的思想路线得到一定端正，主观主义得到很大克服，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中共还着重抓了对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在全党开展一个新的学习运动，重新教育干部。9月，中央作出《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决定对全党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进行一次轮训，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 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思想上的某些片面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右的或“左”的错误。同时，中共在基层以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优良传统为主要内容，进行重新教育党员的工作，使每一个党员懂得什么是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经过这些工作，执政党思想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党内生活趋于活跃，经济工作也开始扭转下滑趋势。 “七千人大会”总结的这些宝贵经验，对中共执政党的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会后，中共以这些原则为指导，进一步加强执政党的建设。1962年8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重新刊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教育了无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名著，仍然是每个共产党员所必读的教材，是共产党员克服思想上不良作风，加强无产阶级意识修养的有力武器。9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占了上风，但在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上仍然取得一些进展。全会作出《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要求各级组织健全党的监察队伍，进一步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监督。12月下旬，中央组织部又召开组织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会上都作了重要讲话，强调：执政的党必须永远注意加强党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任务不是比过去更轻而是更重。党要管党。执政的党对干部和党员的要求，必须更高更严，一定要管好干部，管好党员。其中最关键、最中心的是管好干部，必须用更高的要求来挑选干部和接收党员，必须对干部和党员施以严格的监督。（注：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会议纪要》，1962年12月8日。）刘少奇在这里再次提出“党要管党”的重要思想，再次提出共产党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的问题。他说，执政的党，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如果对腐化堕落的不处理，无产阶级的政党也可能变质，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注：刘少奇对各中央局组织部和中央组织部负责人的讲话，1962年11月12日。） 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始终把抓好执政党的建设放在中共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上。事实说明，什么时候注意抓紧执政党的建设，什么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兴旺发达。正如陈云总结的那句名言：“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执政党建设最关键的是要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能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江泽民所总结出的“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此外，执政党的建设最终还要用制度建设来保证它的顺利进行，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讲话、报告和政策的层面上。今天，我们虽然面临着同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完全不同的政治经济形势，但这些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还是值得认真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