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内争始末

巴黎和会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参加的重构世界秩序的和会，虽然中国在和会上的正当要求没有被采纳，而是被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欺骗，但巴黎和会上中国还是有收获的。中国成为国际联盟的创始国和成员国，在随后的华盛顿会议上也算是拿回了山东的主权。而且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合约上签字，也显示了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中国代表们――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官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在外交史上经历了一次洗礼。殊不知当年的代表团内部却并不和谐，有过内争。我们要从当年参会代表团的组成说起。

巴黎和会代表团的组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在段祺瑞的主政下，经过府院之争，以协约国的身份参与了一战。但实际上并未派遣军队，尽到参战国的责任，且国内南北对峙，因此协约国部分列强指责中国，不具备参会资格。北洋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同时展开与南方军政府的议和，终于有把握参与和会，组建代表团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陆征祥在民国初年，无论名望还是地位都是代表团团长的不二人选，时任比利时公使的魏宸组因长期协助陆氏筹备欧战议和事宜，也自然跻身代表团成员之列。

1918年一战进入尾声，北京政府积极筹建代表团。10月15日，内阁会议决定由陆徵祥率代表团赴法国参加和会，陆徵祥以外交部的名义发电，先后邀请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意公使王广圻、驻丹公使颜惠庆、驻比公使汪荣宝为和会全权代表。

颜惠庆接电后，回复外交部，认为中英关系密切，驻英公使施肇基如能参会，裨益良多，故此他推荐施肇基参会。后来外交部又电文驻法公使胡惟德做好准备参会。中国政府几乎将驻欧美公使“一网打尽”，希望组成强大的公使团来参会，争取更多的利益。

可惜后来法国政府发函告知与会各国，通知所派全权代表不得超过三人，北洋政府以及陆徵祥只得从中做出取舍，对成员进行充分分配。他们电告汪、颜、王不能参会，尚祈见谅，但有需要的时候希望他们从中协助。北京政府决定派遣陆徵祥、胡惟德、施肇基为全权大使，另以顾维钧、魏宸组两人为全权大使兼专门委员。代表团先期就算组建完成，但是里面没有南方军政府的代表，实在难以代表中国。北京政府处于两难境地，既希望有南方代表与会，表示中国对外一致，又不愿与南方政府和谈，只希望以个人名义邀请。后来在美国方面的协调下，被认为是南方代表的王正廷参加了代表团，代表团终于及时组建完成，表面上看来南北合作，一致对外，但是内部组织不和谐，协调不一致，和会期间内争不断。

代表团内部全权次序之争

代表团自组建之日起，就矛盾重重，身为团长的陆徵祥性格懦弱，固然处置失当，但若将责任全推诸其身上，则未免有失公正，内争情由十分复杂。

1919年1月11日上午，陆徵祥一行人抵达巴黎。下午即召开第一次会议，中国代表团得知大会只有两个席位给中国，而当时中国代表团人数众多，陆徵祥还约了一些公使做顾问，陆徵祥面临的处境十分困难。陆徵祥本人的意见倾向于让王正廷出任第二位的全权代表。一则是因为王正廷是南方代表，为要表示中国统一，南北融洽，而且有美国关系在内，一旦不让王出任第二，王势必会离开。

在和会正式开幕前，陆徵祥召开会议，讨论参加和会的正式代表，但中国代表团与会各人，基于种种原因，或明哲保身，或基于私情，均不愿提出建议。陆徵祥情绪激动，踌躇不决。最后只得宣布，为顾全大局，鉴于需要英美法的帮助，他决议提请大总统徐世昌任命五位代表，分别是：陆徵祥第一，王正廷第二，顾维钧第三，施肇基第四，魏宸组第五。由于顾维钧本人坚辞不就，陆徵祥最终决定，将施肇基提为第三位，顾维钧第四，其余次序不变，电文于1月17日发出。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代表团暂由陆徵祥、王正廷出席。

北京政府在接到陆徵祥建议全权顺序的电报后，徐世昌批复外交委员会会长汪大燮决议。汪大燮认为只有三个席位，须仔细思量：陆氏为人懦弱，能力不足;王氏无外交经验，且为南方代表;施氏为怕事官僚，不足以应付局面。秘书长叶景莘认为顾氏是合适人选，可将其提至第二位。因为顾氏年轻有为，且为驻美公使，与美国关系密切，当年作为袁世凯的秘书，对二十一条的交涉过程十分熟稔，汪大燮附议，徐世昌同意了。20日，北京政府回复陆徵祥，依据大总统的命令，全权顺序改为陆、顾、王、施、魏。北京政府的电文让陆徵祥很是为难，因为政府推翻了他的建议。顾维钧在其回忆录里说：陆氏接到大总统令，不得不遵守，但却很为难。北京政府基于陆的身体不好，不能经常出席，需要顾维钧出面为中国辩护。王正廷属于南方代表，北京政府自是不信任于他，但将资历甚浅的顾放在第二位，却又引起了施肇基的不满。

陆徵祥接电后，并未完全照着北京政府的指示去变更，基于王正廷已经出席会议，陆徵祥建议名单顺序为陆、王、顾、施、魏。并再次去电北京，询问意见。即便如此，全权名单的顺序还是在代表团内部引起了诸多纷争。顾维钧身为驻美公使，备受国内外青睐，又对山东问题上在和会发言，一鸣惊人，这一切都让施肇基与王正廷眼红不已。而身为驻法公使的胡惟德未成为全权代表，心存不满。代表团内部暗流涌动，此次顺序的变更，引起不良后果，在代表团内部，分成两派，王正廷、施肇基为一方，陆徵祥为一方，双方的纠纷难以和解。在顾维钧看来，王和施二人，常常吹毛求疵，将矛头指向陆和他自己，代表团内部不再和谐。

作为和会中国代表团顾问之一的颜惠庆，对此很是着急，在他的日记中记录道：“代表团内部极其混乱。”他还见证了施肇基在内部会议上发脾气，颜惠庆也认为名单的变更不妥。

由于北京政府迟迟不肯将全权代表的次序明示，陆徵祥以病体尚未痊愈的理由提出辞呈，望北京政府另派贤能与会，他自己愿意从旁协助。国务院复电挽留他。然而代表团内部并未改善其内斗情形。为此陆徵祥曾经发电给北京政府，内中说道：现在代表团的次序是陆、王、施、顾、魏，然而王怀疑政府是否信任;顾认为自己是第二，现为第三，心中自也不快;施本属第三，现为第四，心中也委屈。故陆徵祥建议，北京政府能够发电给王、顾、施，说明个中情由，可释他们心中之不快，否则作为代表团的团长，陆自感难以施展拳脚。 旁观者颜惠庆对此看得很清楚，正所谓旁观者清。他与顾维钧、施肇基本是旧相识，而且同出圣约翰一脉，施顾二人都曾向他陈说内情。颜惠庆认为施肇基和王正廷在通力合作，反对陆徵祥。颜惠庆的立场是力劝双方节制，毕竟都是为中国办事，而不是要使事情变得更糟。

2月20日，第二十一次会议，代表团内部爆发更严重的冲突。颜惠庆在其日记中忠实记录了这次冲突。会上，王正廷首先提出会议全权代表次序问题，在王、施、顾三人之间引起了争吵，施肇基毫不留情地逼迫陆徵祥拿出密电，要不然就认为陆氏在说假话。陆氏被逼无奈，只得拿出最后一道电报给大家看。施肇基发了一通火终于放弃。顾维钧决定离开，他也反对执行总统关于更改名字顺序的指令，因为这样做，很容易让外界误解他，认为他在争权夺利，对他清誉有损。王正廷则将矛头指向顾维钧，认为这一切都是顾维钧在背后捣鬼，因为顾自己想排在第二位。施肇基在陆徵祥书面道歉的基础上，决定将第二位让给王。会上争执不休，颜惠庆认为这一切源于陆徵祥的软弱。笔者则认为陆徵祥软弱是一方面，南北方利益纠葛应是更主要原因。

北京政府知悉代表团内部的矛盾，发电安慰陆徵祥，希望平息事端，希望代表团在陆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无分畛域，不负国家重托。与此同时，分别致电顾维钧和施肇基进行安抚，希望大家不要在小事上纠缠，和会是重要的，国家利益至上，要同舟共济，协力为国。

北京政府终于按照陆徵祥的意思，拟定了代表位次，即陆第

一、王第

二、顾第

三、施第四，魏第五。但是代表团内部的争议却并未停歇，谣言满天飞。陆因此病倒了，顾不露面，王正廷要顾维钧交出文件，顾维钧不肯。

2月25日，代表团内部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陆徵祥因病不能出席，施肇基提议王正廷为临时主席，众人赞成。由于顾维钧不露面，陆徵祥来请教颜惠庆，颜惠庆建议陆徵祥分别去见顾维钧和施肇基进行安抚。胡惟德作为驻法公使，东道主之一，建议颜惠庆不要轻易离去，要在巴黎逗留，以便抑制施肇基的野心，因为顾维钧年轻，难免激动，经常不易控制自己。因此胡惟德恳请颜惠庆留下。

2月27日，陆徵祥再次致电外交部并转呈内阁总理钱能训，要求将全权代表次序明白确认。3月4日，国务院复电，最终确定次序为陆、王、顾、施、魏。至此，代表团内部全权次序宣告确定，但是纷争却并未平息，裂痕已深，王正廷、施肇基联手对付陆徵祥以及顾维钧，引起其他公使的反击，比如胡惟德、颜惠庆等人，众人要求参与代表团会议时有表决权。因为王和施联手反对陆徵祥，对陆和顾的意见处处反对，危及代表团的利益，胡惟德、颜惠庆、汪荣宝等人决定不再做泥塑的菩萨，要求陆电请北京要求有表决权。

陆徵祥以退为进，重拾权威

3月7日，基于代表团内部争议不休，陆徵祥突然离开巴黎去瑞士，在代表团内部引起轰动，代表们商议到凌晨三点。代表团内部争议不断，明显分成两派：一派支持施肇基和王正廷，另一派同情陆徵祥。

3月10日，外交部首先来电慰问陆徵祥并进行挽留：“尊体违和，万分驰念。会事正在吃紧，极峰信倚方深，中外舆论对于我公均极推重，此时政府断不肯听公引退，致生各方面误会。”次日，大总统与国务院亦来电慰问陆徵祥，“此时专使更迭于大局亦有不利，元首嘱电切我公”。

代表团内部也坐不住了，派魏宸组和朱诵韩秘书赶赴瑞士，敦请陆氏。经多日苦劝后，陆氏才稍感释然。14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三人联名致电陆徵祥，大意为：合约草签在即，国家安危关系是大，希望与公同心协力，善始善终，一致对外。后外交部又多次来电催促陆回巴黎。

陆氏终于在24日回到巴黎，26日，致电颜惠庆，邀请他来巴黎，共襄盛举。自陆徵祥回来后，内部争斗稍减，陆徵祥重新做回主席，主持代表团事宜。顾维钧在回忆录如此说道：

陆总长回来了，他在瑞士时，就与北京有过通讯往来，就提高团长权力，俾便处理代表团内部问题进行商谈，重返巴黎后，他带着代表团全权委员长的头衔，同时还拥有必要时可不经其他四名全权代表同意自己决定任何问题的权力。这一招明显是针对那两位同僚而来（暗指王正廷和施肇基），因为他们二位在代表团内部给他造成极大的困难。

陆徵祥回来以后，在会上，代表们的关系并未改善，隔阂并未消除，但表面上是和谐的，而在出现对立时，矛盾指向了顾维钧，而不是陆徵祥了。随着陆徵祥的重拾权威，王正廷、施肇基的影响力大幅度被稀释，中国代表团内部的争执，至少在表面上算是平息了。

经此一役，陆徵祥地位得到巩固，五位全权代表均可列席和会，另外增加了胡惟德、汪荣宝、颜惠庆（未到）、王广圻及伍朝枢，可参与到内部讨论，有投票权，这也是为了防止王和施联手反对陆的情况出现。

小结

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自组建以来，即存在诸多矛盾。其内部争斗影响了在和会上的外交表现。首先是南北之争，代表团在组建伊始，北京政府组建代表团，不想与南方军政府联合，所以单独派遣全权代表参会，只以私人关系邀请南方代表。广州方面则坚持要对等组织代表团，最终在美国方面的大力斡旋下，北京正式任命王正廷为全权代表，作为南方的代表出席和会，一同与陆徵祥赴法，顺利解决了问题。然而广州内部对于王正廷私自接受北京任命多不谅解，最后不得已才认可王氏的任命。但又不甘心，派出了伍朝枢赴法参会，但伍朝枢抵达巴黎时间已晚，没有发挥作用。

代表团组建之后，内部又因次序之争起了波澜。和会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不认为是大国，只给予中国两个参会席位，这可给了远道而来的中国代表团泼了冷水，除陆徵祥外，第二全权之位重要性可见一斑。陆徵祥曾经私下承诺王正廷为第二，但遭北京政府拒绝，而且陆徵祥会前邀请过多驻外公使参会，也引起轩然大波。陆徵祥为此焦头烂额，而其人性格稍显懦弱，处置手法笨拙，再加上施王二氏联手发难，致使代表团内部纷争不断，内讧不止。不得已，陆氏只得以退为进，以身体不适为借口，去往瑞士养病。北京政府不能坐视不理，决定提升陆氏的地位与权力，而且增加了代表团内部公使们讨论问题时的表决权，这才得以勉强解决了代表团内部的权力关系，但是内部仍然暗潮汹涌。

最后，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消息传到国内，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