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故事

我刚到北京不久，收到了省委干休所的电报：母病危，速回。

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她得的是肺气肿，后来发展到肺心病。每时每刻喘不上气，最后离不了医院里的氧气管，只好把医院住成了家，一住就数年，好在她是“老红军”，能有一间单人病房。我在成都工作的时候，每个星期天都和妻子带着儿子去医院陪母亲。儿子一直进了北京，才知道原先他对“星期天”的认识是片面的，他一直认为“星期天就是人们上医院看病人的日子”。我调离成都后，在外地工作的妹妹调回了成都，照顾母亲。离开成都时，我感到母亲的不舍，但我的调动，可以让在外地多年教书的妹妹回到省城，母亲也就鼓励我到北京工作。母亲名叫张淑容，出生在辽宁西丰的大富商家庭，“九一八”后，只身从东北流亡到了北平，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革命起点就是“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按组织部门的资历年限计算，人们都习惯称她“老红军大姐”。我离开成都，两年间回去过一次，医院也发过几次病危电报，但都在事后才告诉我。这封电报极短，让我有不祥之感。

收到电报，给妻子打个电话，我立即到东单的民航售票大厅，买了最近的一班飞机票，回到成都已是傍晚。从机场直接打出租到了医院，母亲已深度昏迷了，脉搏微弱。我坐到她跟前，喊她，连喊数声，她的眼皮抖动了几下。妹妹和妹夫说，妈总算等到你回来了。他们让我到医院门口小饭馆吃点东西，大家都一天没吃饭了，就留下长期陪同的阿姨守着母亲，出去吃饭。还是不放心，我们匆匆吃碗面条充饥，就赶回病房。前后不到半小时，母亲在我们离开时停止了呼吸。这令我深感遗憾，在她生命最后一刻，还是没有在她身边陪她。同时我也感到震撼，母亲坚持最后一丝气，只是要等儿子回到她身边，听我喊一声：“妈，我回来了！”然后，就安详地走了。

怀念一座小山丘，这小山叫磨盘山，因为母亲在那里。怀念是心在颤动，总需要一种形式，否则，我们难以释怀！灵魂需要肉体，当失去肉体后，我们说死亡降临了。死亡需要坟茔，因为死亡最好的证明是人们的怀念。送别亲人，这真是人生必修的一课。母亲走后，常常让我从梦中惊醒，醒来以前，她还和我在一起。是她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又是我把她送出了这个世界。我每次回成都，都尽量挤出半天去这个小山丘，因为心灵需要一个实在的证明，不是证明给别人，而是自己。形式是必要的，六祖慧能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这是彻底精神第一以致“空无”了，然而在彻底中仍需要借助“语言”这个形式啊！有时，怀念就是这样，静静地坐着，能闻到那青草的气味，感到一片碧绿抚慰着你的心灵……

小时候，我喜欢养小动物，养过鸽、兔、鸡、猫、狗、金鱼、蟋蟀，还有蚕，养蚕是在刚进小学的头两年，说起来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童年就是简单的快乐加上简单的忧愁。在我养蚕的日子里，我的快乐和忧愁都是蚕。看蚕吃桑叶是非常开心的事，盖上一层桑叶，蚕先伸出一星儿嘴，啃出一个缺口，露出一头，然后沙沙地啃出一大块地盘，当它们全爬到上面来了，桑叶已被啃得只剩下叶脉了。它们一个个昂起头，四处晃动，要吃，这副乞食的模样给我留下很深的记忆。院子里只有一棵桑树，不久便被各家养蚕的孩子摘光了，一到断了“粮”，我就眼泪汪汪。母亲冲我吵一句：“哭什么，没出息！”便骑上车，到院里有桑树的老师家里去讨。还不能总去给一家找麻烦，我养一季蚕，母亲要跑半座城。那时，我读的寄宿学校，星期天上学的时候，要用一只大竹篮，把一片片擦得干干净净的桑叶，整整齐齐码放在里面，上面盖一张湿毛巾，这就是我的蚕宝宝一周的食品。等到蚕宝宝长大了，变胖了，身子发亮了，吃得也更多了，一篮子桑叶坚持不到周末就空了，母亲就在星期四给我送桑叶到学校来。一到星期四课外活动时间，我就在校门边转悠，盼望母亲身影。那时我见到母亲真是快活极了，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愿意为我送桑叶到学校，这违反了校方的规定，寄宿学校平时是不能看望学生的。

我之所以记得养蚕的事，大概因为养蚕对于一个城里读寄宿学校的孩子来说，是有太多麻烦和不容易了。养蚕只是让我找来这一些小东西让自己去关心，却给在逆境中的母亲添了更多需要操心的事。蚕吐丝了，结茧了，那些茧一动也不动了，我的养蚕事业也就告一段落了。不知道茧能干什么，装进纸盒，收起来。只是想到这些小黑毛毛虫就这么长大，还能吐丝，还结这么美丽的蚕茧，世界在我心里也就可爱了。记得她停止呼吸之后，我从她躺了四年的病床上，抱起她时，她轻得好像吐尽了丝的蚕，能飘起来……

那时，这条路线就是野外远足的乡村郊野路线。公共汽车只开到将军衙门西面一站的通惠门，再向西就出了城。我们平时和母亲住在城里，寒假和暑假才到光华村，住父亲处。老百姓往来行走，只有两种交通工具：独轮车也叫鸡公车，多运货物，也坐人，人坐在车头，推车的人在后面推，这种车走得慢，但载重大，压得独轮叽叽咕咕叫，得了“鸡公车”的名字；另一种就是人力车，成都人叫黄包车，坐起来比鸡公车舒适，两个车轮也大，拉车人一溜儿小跑，也快，一般人外出难得坐它，相当于现在的高级出租车，成都人称之为“包车”，可见不便宜。我们姐俩去父亲学校度假，母亲就要叫一辆黄包车，坐黄包车去光华村，相当于今天的出租跑长途了，是件大事。母亲总是在街头认真挑选，一是慈眉善目的老实人，二是要身板好的年轻人。找到车子后，母亲总是再三叮嘱，然后记下车号和车夫号衣上的号码，才扬起手与我们告别，一直在街边望着我们远去。

那时，从城里到草堂再到光华村，很长的路，路上行人也少。沙土的马路，没有铺柏油，难得有汽车开过。偶尔有一辆车开过，就会扬起漫天尘土。汽车真少，汽车也没有汽油，驾驶舱旁挂着大炉子烧木炭，边跑边喘，一口气上不来就抛锚。这样的车，一路上也见不到几辆，好在有两旁田野茅舍，“锦里烟尘外，江村八九家。园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也真是童年记忆中的美景！如今，杜甫草堂变成城市中的盆景，高楼如云，车水马龙，站在这里，真的找不回我的童年了，还有那个记黄包车车号的母亲…… 我对于家庭和幼儿园外面的“社会”，最早接触的就是茶馆，是成都的老茶馆。老茶馆是最具成都特色的民俗生活场景，一张木桌，几把竹椅，便可开张迎客。茶馆有大的，比方说，当年的人民公园、武侯祠这些较大的公园，都有大茶馆，茶馆都是雨棚式的开放建筑，有顶没墙，房柱之间有低矮的木栏，木栏不高，可坐，人多的时候也可供单帮的茶客，坐在木栏上，倚着屋柱品茶休息。茶馆四面开放，围着茶馆的院坝也是茶馆的组成部分，摆满了竹椅木桌，院坝里的树木，便为茶客遮阳，太阳斜了，树荫移了，茶客只是把竹椅挪动一下，并不碍事。大的茶馆，茶馆里外，能摆几十张茶桌；小的茶馆，开在小街窄巷子，三五张桌子，都摆在街边上，茶馆小得只有一盘灶，摆着几只铜茶炉。

我上幼儿园的时候，常在茶馆里泡着，因为母亲坐茶馆。母亲坐茶馆是刚解放不久在成都当教育局的中教科长的时候。她在延安时期就当过延安中学的老师，在我印象中，这一变故对于刚三十来岁的母亲，并没有让她的生活变得灰暗。工作中结交了许多名校的老师，周末常和老师们在茶馆里聚会聊天。每次三四位，一聊就半天。在茶馆里沸腾的声浪就是最好的屏风，让每张桌子上的人几乎只能听见自己同伴讲话，熙熙攘攘的茶客们便各有洞天，相安无扰。和母亲常一起喝茶的老师都是成都几所名校的骨干教师，我想，除了谈工作，还有志趣相投吧！他们都尊重母亲，谈话中总用“张科长”这个称呼。大概这是母亲身上的“游击习气”？反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再也没有见到过爱和老师们坐茶馆的“教育科长”了。我跟着坐茶馆，便用小人书打发时间。茶馆里有出租连环画的，一分钱看两本，五分钱便能畅快地看上半天，大人们谈什么，也就从不关心了。

据说成都的茶馆文化盛行，是与当年南征的“八旗子弟”有关系。清兵南征，一批满蒙子弟留在成都，他们生活的地区便是后来的“少城”，这些闲人让成都变成消费之都，遍地饭馆茶馆让成都活色生香。刚进城的共产党不是吃铁杆庄稼的“八旗子弟”，在老百姓心中还真的很清廉，在我记忆中，不知跟着母亲进了多少次茶馆，但从没有和任何老师一起吃过饭。“下馆子”在那个年代是很奢侈的事情，没有人动这个念头。

跟着母亲坐茶馆的事情在1957年结束了。整风开始后，在延安整风前的“挽救失足者运动”中，母亲被打成“特务”的经历，还有在土改中受到的处分，使她关心那些“骨干教师”，记得那两天下班后，母亲骑着车外出，很晚才回来。后来才知道，母亲那两天都在往学校跑，给她熟悉的老师朋友说一句忠告：“多听少说！”记得有位老师在母亲赶到他那里的时候，他已因为经不住动员在大会上发过言了。这位老师姓黄，后来被划为“右派”。

十年之后“文革”中，我们家再次遇到风浪。我独自在成都为父亲的事奔波，此时已被下放到大凉山的母亲给我写信，信中说，如遇到困难，生活无着，可以去找这几个老师：九中的陈老师，十九中的张老师，还有附中的黄老师……他们都认识我，记得我见到他们时，他们说一样的话：“我认识你，你是张科长的儿子。”

在大凉山的首府西昌城南十来里，有个叫邛海的湖，湖西有座叫沪山的山，山下湖边有一所学校，西昌师范学校。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母亲从成都下放到这个偏僻山区当教师，不久，我也从成都转学到西昌，和母亲一起生活。在下放以前，母亲是省里一家刊物的副主编和某研究室的副处长，尽管在五年之前她受到过开除党籍处分，降了职，但下放一事，没有任何“新处分”的痕迹。她到西昌先是省教育口下放人员的“带队领导”，其他人被下放到基层劳动了，她待在机关里闲得没事干，又不愿去监督巡视下放人员，于是就要求到学校当老师。有关方面同意了，她就来到了这所师范学校。到校后，她每月去领工资，发现自己比校长的多得多。她想，我来锻炼的，于是她交了两份申请，重新入党的申请和要求把工资降到低于校长水平的申请。入党的申请没批，工资很快降下来了。从此她在大凉山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后，母亲的党籍问题得到甄别平反，恢复了党籍和职务，但她下放问题和降工资问题“无法弄明白”。这二十年来她的档案一直还在省上，她是真正地“自动下放和自动降级”二十年。

学校没有围墙，野兽常在房前屋后蹿。大凉山刚搞过民族改革解放奴隶，社会治安也不太好，我到这里一星期后，就出了一场凶案。师范校的边上是民族干校，那天民族干校的会计从城里领工资返校，就在师范学校下面的小路上被人劫杀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读了艾芜的《南行记》，如果你今天读这本书，就可以了解我那时的心境。

比蛮荒更直接的是饥荒。

我们在门前的空地上种上了包谷，长得挺好，但周围都是高大的树木，没的阳光，包谷秆就拼命地往上蹿，老高老高，夏天第一场暴雨，它们就全倒了。我们在屋后种了南瓜，南瓜长得很大，二三十斤一个，又放得久，两三个南瓜就让一个冬天有了底气。饥饿年月，冬天特别难熬，越冷越饿，越饿越怕冷。在学校里念书，一下课，大家就靠着太阳晒着的那面墙，特别觉得“万物生长靠太阳”、“我们都是向阳花”真是唱到心坎上了。

在那个灾年里，我开始了在大凉山里的生活，我就读邛海另一侧的一所初中――西昌川兴中学。西昌是川西高原中的一块坝子，也就是四周高山围起来的一块小盆地，盆地的中央是叫邛海的湖泊，这使西昌有了高原明珠的美誉。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和川兴中学隔湖相望。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交通十分不便，我从家去学校，只能走田埂小道，老乡说，这段路有三十多里，我每次回家，都要走三个多小时路。我才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要在荒郊野外里走完三十多里路，实在是“弟弟你大胆朝前走”，只因为路的尽头就是家，就有想了一个星期的妈妈。我在这路上走过了两年，越走越胆大，到后来就不走公路，沿着湖旁走田埂小道，这样会省两三里路。同时，走小路心里紧张，脚下的步子自然也急，总觉得能早些回到家里。直到今天，还能回想起那些田埂小路，那些蛙鸣和月色。

周末回家，母亲总要给我留一点吃的东西。开始还有糕点，后来只有些杂粮饼干，到了最困难的时候，我记得母亲从抽屉里拿出来的是一根干瘪的胡萝卜。胡萝卜都放干瘪了，可以想得出来，母亲早早地就留着它，留给周六回家的爱子。

细节，就是生命蓄存的文件密码，一根干瘪的胡萝卜，对于我，就是生命中一段难以忘怀的岁月和亲情中永远温馨的母爱……如果要了解中国人在1960年前后维持生命的最低生活的最低保障，就可以去调查一下那个时候的城市居民的票证发放情况。那些邮票大小的票证，让人们感到生命的依靠。在所有票证中，还有一种叫火柴票，一家两盒火柴，火柴在那时不贵，两分钱一盒，但没有票，也买不到。两盒火柴，不足两百支，平均每天六支，烧三顿饭，晚上停电点煤油灯，点蚊香，还不是每一根都能划燃。两盒火柴，一个家庭维持生存最低的需用量，如果家里有一个抽烟的人，这就不够用了，两分钱的火柴就成了一个重大的问题，摆在全家人的面前。

四分钱，两盒火柴，在那个饥饿和寒冷的年代，让我看到了母亲坚韧而乐观的灵魂。我在一篇小文章里说过下面的这个细节。那时候每天清晨，学校大食堂烧早饭的时候，烧柴草的灶孔下，堆着从灶里落下的柴草灰烬，灰烬中还有没有熄灭的红炭渣。下放到大凉山当师范学校老师的母亲，就到伙房的灶孔去端一盆柴草灰。压得紧紧的一盆炭灰，可以从早上到下午都保持着热气，用小火钳拨开灰烬，还有豆粒般星星点点的小火炭。就这样，不仅能取暖，还能省下火柴，留在没有炭灰的时候用。

用手指捏着火柴，划一下，噗地燃起来，那火花真好看。在那个最寒冷的冬季，我们家除了每月两盒火柴，母亲还有一份“特殊的供给”――每月一斤肉，一斤黄豆，一条香烟。这是配给“老红军”资格的待遇。母亲虽然被下放到大凉山当一名普通的教师，但不知为什么，这个待遇没有取消，让我们在最困难的时候，有了这点奢侈品。买肉的时候尽量挑肥一点的，连皮带骨头的一斤肉，把皮和骨头加上青菜做一锅肉汤。剩下的肥肉熬成油，把瘦肉剁成肉末，在热油里做熟了，然后一起放在一只小罐里，一小罐有肉渣的猪油。以后的一个月，做菜的时候，用竹筷挑上一星儿，青菜就有了肉味了。

一根火柴点亮油灯，半星油花煮一碗青菜，在那个最困难的年月，我感受到了大凉山深处的母爱……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