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的精神分析

摘 要：作家韩东的小说叙事呈现出与传统、先锋断裂的新质，其平淡、松弛的叙述，异常冷静，贴近本色。通过这样的叙述反叛故事结构的外在紧张状态，一切传统意义上故事性突出的地方，他的小说均予以拒斥。韩东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并通过对人物“关系”的洞见和表现，反思人的存在方式。

关键词：韩东；反叛；关系

阅读南京作家兼诗人韩东的诗《有关大雁塔》，惊诧于韩东对世界的体认竟至如此不动声色的冷漠地步，他仿佛用这样一种口气在对人说话：世界既不像有人告诉你的那样有意义，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么荒诞，它存在着，就像你当下直接感受到的那样耸立在你的眼前。如此而已，至于别人附加在它身上的种种意义和价值，既和你无关，也未必对这个世界合适，因而尽可以不予理会。韩东的此类诗，给读者的感觉是诗人用心表浅，看重简单和单纯的表达与理解。然而细心的阅读者在感觉之下又会有理性地考量――这应该是韩东有意为之，其间有一种策略与心机，他试图与语言一道密谋，以旁观的方式冷不丁地揭穿我们已经习惯了的生存景况背后的空洞和悖谬。韩东怀有一种坚持现象学立场的人通常都有的野心，他的目的是想用这种浅表的用心，把原来附加在抒写对象身上的意义和价值统统消解掉。于此我认定韩东是文场上的反叛者，他的诗歌有背离“朦胧”诗和“文化寻根”诗所体现的社会和民族拯救者的激情冲动，而向非社会、民族及非英雄的个人抒情转换的意义。他反拨80年代的朦胧诗，他的口语化、让事物直接抵达现场、“诗到语言为止”[1]、对词语的还原，是中国诗人80、90年代最自觉剥离意识形态的污染，走向形式也即走向内容的自觉表述。他从体制中抽离，辞职做自由撰稿人，这是个体对心灵自由的追求，也是对文学艺术的虔诚，把自己与体制的脐带自己剪断。

韩东在小说界的影响，从“断裂”[2]问卷的设计和震荡开始，由此可看出他小说取向上的反叛策略。他不屑于拼凑与模仿，也不刻意标新立异，更不取巧地在缝隙里钻营，他总是以一种反叛性姿态展现自己。这种姿态在韩东那里，不是靠某种外在的或纯技术性的东西支撑起来的，而是精神的洪流冲击而成，它显然是诗人韩东的延续，这样的姿态使韩东的小说创作显露出异于他者且值得关注的新质。

我们接触韩东的小说文本，首先感受到他的小说叙述的冷静。韩东注重叙述，试图放逐抒情。和他的诗歌一样，其小说写作直接到事物现场，把所谓的意义让位给一个个事件。韩东的小说多采取第一人称的叙述，小说里的现实也是相当真实的。这使我们不由得将他的小说与他自身的经历对应起来，看出自传的影子，这可能是韩东给读者设下的陷阱。我发现韩东在他的小说中，总是致力于在社会现实与语言现实之间制造细微的差异，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了语言现实对社会现实的解构效果，展现出一种与现实的似梦似真的朦胧关系。韩东曾清晰地阐述过自己对于小说的理解，他把自己的小说称作“虚构小说”。他觉得小说是一个虚构的世界，虚构作为一种小说方式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韩东的小说总是把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那种“被湮灭和潜在的可能性”[3]不动声色地挖掘呈示出来，从而不经意间给我们灵魂的震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小说是“虚构”，但却更近乎“写实”，只不过，“写实”和“虚构”在他的这种对生活无限可能性地展示中已经泯灭了界限，而成为一种一而二，二而一的存在了。

韩东是一个非常强调个体生命的生存体验的作家，“我认为的生活是常恒而根本的，如人的生老病死，吃喝拉撒以及爱恨情欲，它们展开的具体方式时有变化，但感受这些的心灵始终进化甚微，生活就在此处，它不是我们可以任意选择的东西，它必须如此而不被我们所左右，这才显出了它的重要性。说到底，生活就是命运。生活是生命的质量体验，而不仅是数量的平庸积累。”[4]也因此韩东的小说极尽展示卑微的生命活动中情感的斑驳图景。人类基本的情感――爱情、男女之情，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在韩东的笔下得到精确入微，深刻犀利地展示。在其创作过程中，生存的情感往往被抽象为“关系”。对“关系”的梳理和编织是韩东小说的特殊兴趣所在。“关系”可谓韩东小说叙事的兴奋点，韩东在对人物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的表现与剖析上展现出浓厚的热情。他的几乎所有小说都以对主人公之间“关系”的探讨为中心内容，而从不同层面、不同视点对各种不同“关系”的透视也正构成了生活可能性的源泉。通过对“关系”的具象展示，韩东触摸到被生活的纷繁烟云所遮蔽了的人的一般生存状态。韩东以《同窗共读》为题完成了一个短篇和一个中篇，两篇小说虽然故事线索和内涵不同，但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透视却是共同的主题。短篇以三个女同学之间“关系”的层层剥离为基本线索。末末和林红本是形影不离的朋友，但她们内心却又在深深地较着劲，以致于在恋爱问题上分道扬镳。其后末末与宋晓月成为朋友，但宋晓月只不过是末末表达对林红仇恨的工具。小说通过她们“关系”的演变，把主人公心理的病态性呈现出来，并最终以林红和末末的和好如初，向读者揭示了林红和末末有同性恋关系这一事实。中篇《同窗共读》在题材上虽然与短篇有相似之处，但小说在展示女性之间“关系”的同时，增加了对于男女间“关系”的透视。尤其以“我”（孙妍）和苏青、蔡冬冬等几个女性之间的复杂“关系”的反复变幻以及“我”、小霞为许德民而明争暗斗的心理关系的呈现最引人注目。在种种“关系”的变化中，主人公内心的痛苦与欢乐，矛盾与思索，平常人性中的高尚与卑下，自私与自恋等等灵魂深层景观一一呈现。《同窗共读》把生活的可能动态立体地凸现在小说时空中，算得上是最能代表韩东写作趣味的小说。韩东的另一个中篇《房间与风景》也是一部对生活中“关系”的把握有突出成就的小说。这篇小说起作用的是空间关系，作品的开头让我们在作者营造的荒诞感中意识到城市生态的不和谐状态、物的挤压与人的无足轻重。随着楼层的升高引起居民与工地之间关系的种种变化，在这种变化中凸现出莉莉与窥视者的关系，在小说由浅表向深层的逐步挺进过程中，人的欲望的冲动与被压制造成的极度焦虑与恐惧得到尽情展示。作者的笔触让我们看到在种种现实利害关系之下潜隐的更为真实的关系状态，一场窥视与反窥视的较量就在楼房高度的变化中生动地上演，最后以窥视者的摔死和莉莉生下一个失聪的孩子完结了这场战斗。作家巧妙地在一个平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了隐藏的可能性，并以对比的画面形式进行立体地表现，从而深刻地把握了当下人生存中的无奈、无聊而又尴尬的状态。韩东通过对“关系”的抽取和联结，穿透现实生活的表象，表现对现实性的疏离和超越，对可能性的深入发掘与接近，由此他的小说的智性品格和思想力度也突出地体现出来。 应该说，韩东通过对“关系”的洞见、捕捉和表现，获得了一种观照和反思人的存在方式，并且成为支撑起韩东小说世界的内核。因此一般所谓题材划分对于韩东都失去了意义，知青题材、城市生活、童年记忆等，在韩东小说独有的“关系”映照下获得了内在的一致性，它们在小说中共同指向了人存在的一般状况。分析韩东的小说，找清了人人关系、人事关系、环境、时间、空间，就可把握他的小说的精髓，这里面的着力点是情感。韩东的小说倾向于引领我们体验卑微生命的真实，引领我们感受为匆忙喧嚣的节奏所淹没，为枯涩单一的模式所削割的心灵细节。在根本上，这些小说贴近写作者生活本身，服从于作者内心的召唤，为此韩东经历着艺术的反叛，寻找着接近真实，灌注着灵魂声音的言说方式。

韩东提倡一种有理想的写作，并且强调写作和真理的关系。“我认为我的写作本身就是在追求真理，或者我写的东西就是在趋近真理。在我的想象中，文学只有在和真理相关的时候，才是不浮泛才是有意义的。”[5]韩东小说创作的高峰期不是在热衷集体话语、宏大叙事的80年代，而是在90年代无名化的平常琐屑的生活之流中，他的“有理想的写作”只能在个体生活的经验中通过个人化体验认知来进行，他的追求真理、与真理契合的写作，也只能是个人生活的真理写作。韩东的创作是对人的基本处境的理解，他努力从生活中发现一些根本性的人生主题，揭示了人的可怜性、障碍感，以及人生固有的悲剧性。韩东笔下的人物大都是很可怜弱小也很戏剧化的，他（她）们为一件件事情忙忙碌碌、东奔西走，但是结果并不见得怎么样。《古杰明传》中的古杰明、《在码头》中的壮汉等，曾经很出风头，但下场又如何？《花花传奇》写心灵受到创伤的猫在自己毫无控制能力的环境中卑微地生存、死亡。韩东的小说不着力间展现着人与物的可悲处境。其小说《障碍》，顾名思义体现了障碍的主题。这篇小说表现了人类生存无法逃避的根本性处境，就是人与他人、人与世界的障碍感。障碍在这里是一种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处境。人生的伸展实际上时时处于种种难以克服的障碍之中，所以人的自由本质是不可能实现的。《障碍》作为一篇戏剧化了的小说，里面的人物可以说互为障碍，王玉算得上是两个朋友之间的障碍，朱浩又是石林和王玉之间的障碍……四个人之间互为障碍，关系绝不单纯，这种复杂的关系极有戏剧性，渗透于其中的悲剧意味也很重。《障碍》中，夫妻间的感情、朋友间的友谊、恋人之间的爱情原本虽不是那么动人、那么牢靠，却也处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这些无一不在随着王玉的到来所引发的性的狂欢交合中风雨飘摇，面目全非。韩东说：“对于某些看似可笑的东西，它的某些因素可能就是很沉重的，对于我的这篇小说也是这样，你也可能透过这种轻松读出不同的东西。”[6]关于人的悲剧性处境的思考和表现，在韩东的很多小说里都有所体现，比如《交叉跑动》、《禁忌》等。在《交叉跑动》中，浪子回头的李红兵倾心于女大学生毛洁，但他满怀的挚爱很快窒息于性的奴役之中，热血、眼泪、潮湿、疯狂、痴情最终成了通往冰冷的绝望之路的铺垫。这些无疑都在表达人的悲剧性存在。通过对性的描写，那种心理上的下流，性心理过程中的曲折、卑劣、折磨、负荷以及无意义的状态，对普遍人性存在的黑暗之处的深在解剖，展示人存在的悲剧特征。

与韩东提倡的“趋近真理的写作”相关，他的小说叙事呈现出与传统、先锋断裂的新质。其平淡、松弛的叙述，异常冷静，贴近本色，通过这样的叙述反叛故事结构的外在紧张状态，一切传统意义上故事性突出的地方，他的小说均予以拒斥。《长虫》中两个有着至深联系，再度相逢却不相识的女人，其命运在一般的故事里可能衍化为篇幅十倍于此的铺叙。而韩东却借此将我们的心智引向对故事构成的内敛状态的把玩，其平淡松弛的故事表层下紧绷着叙事的张力，从一个事实到另一个事实，从一个场景到另一个场景。韩东写得好像很随意，没有象一些作家那样刻意地注重情节发展的连贯性，或人物的心灵逻辑，但这种散淡的写作风貌其实是一个骗局：它的背面隐藏着作家浓厚的刻意雕琢的成份。韩东不按照传统小说的结构方式组织他的小说，使读者所谓传统的阅读期待落空，继而发掘一种新的阅读经验。韩东的小说设计是对人们阅读习惯的挑战。他的有些作品从传统小说的意义上看简直不可理解，有人就曾说《三人行》几乎不可卒读――不明白作者究竟要讲什么，那样耐心地、几乎事无巨细地如流水账一般写三个青年在某一时间的作为，那些日常生活化的无中心的琐屑作为究竟有什么意义？整个小说好像是没有故事。而有的作品如《利用》、《烟火》、《前湖饭局》等，显然是有故事可供发掘的，但作者又轻易放弃。其实，如果没有传统小说的惯常阅读期待，韩东的作品是不会产生希望中的效果的。韩东的叙述相对于传统叙事，是一种控制的艺术[7]。在韩东的小说中，我们很少看到人物对话的记叙和对景物的描写。即使有也是在叙述的流动状态中完成，极其俭省且与人物事件紧紧地嵌合在一起。在韩东的叙述中，我们看不到平滑、柔弱、绮丽、典雅的语言，以及不动脑筋，不逾常规的铺叙。我们看到的是韩东一如他在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于平淡中见诡谲，对小说语言魅力的注重。也许只有象韩东这样从事过诗的写作的作家才能真正做到。在韩东的小说叙事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诗的语言方式对小说语言方式的渗透，复沓、空白、跳跃、凝缩、切换等在韩东的小说叙事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状貌和叙事节奏，韩东小说的独特性正包含在其中。韩东的小说喜欢也习惯用一种直截了当的语言陈述和描叙。如果拿绘画的色彩与线条作比的话，韩东在色彩与线条之间选择了后者，他好像感到较之色彩的涂抹，线条勾勒难度更大，它本身的美学意味和表现效果也就更加强烈。韩东往往通过词语的出其不意的组合，既准确地勾勒轮廓又产生出丰富的意蕴，因此可以说是一种“线形语言”，而“线条”象是他小说中的骨骼。如《乃东》[8]中对乃东家的猪瘦，长不大，卖不到钱这一事实如此陈述：“乃东家银行里的唯一职工罢工了。”在这样的陈述里，叙述的意义基本超过了事件本身，通过这样的语言表述，我们似乎更能体会到生存的艰难与坚韧，希望的卑微及其落空后的无奈，同时还有源于智慧的幽默感――韩东小说常有的黑色幽默也就生发出来了。

读韩东的小说，感喟其文字间深蕴的严肃深沉的生存意味。与一些充满游戏精神的作家相比，韩东从没有放弃思考人之处境这一深刻命题，加之他在文字运用上成熟的艺术感觉，可谓是当下中青年作家中探寻人的灵魂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可以说韩东在本质方面把握到了我们身处时代的精神症候，不失为一个诗性兼智性的写作者。另外韩东的创作也没有被某种固定的东西禁锢，没有被沉滞的理论定义。韩东的文学创造尽管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他依然是我么时代新鲜生动、反叛而锐利的韩东。

反叛的韩东未来依然有着无限的可能性。

注释：

[1]此乃韩东的诗歌主张，他曾经在多个场合表达该观点，即远离各种社会与文化的污染，远离诗状态中的各种自以为是，把能放下的都放下，回到最初的写诗状态中。

[2]1998年，韩东和朱文等发起题为“断裂”的行为。

[3]《智性的写作――韩东的小说方式》晓华汪政《文艺争鸣》1994年第6期

[5]《时间流程之外的空间概念――韩东访谈录》见于《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张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同注释3.

[7]《避让与控制――再读韩东》汪政晓华《作家》1997年第1期

[8]文中所提韩东的小说见于韩东的小说集《我的柏拉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明亮的疤痕》华艺出版社，2005年版、《美元硬过人民币》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西天上》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此呆已死》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