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爱情故事

外面下着大雨，索菲全身都被浇透了，我却在商场内欢快地打着游戏机。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我怎么会知道她会在我们事先约好的商场门外等我？

索菲的父母带着她的弟弟出城去踢球了，这么好的机会当然值得利用。外面本来阳光灿烂，但突然就下起了倾盆大雨。唯一的电话亭在街道的另一端，索菲冒着大雨跑过去给我家打电话问怎么回事，我姐姐告诉她：“不，他不在家，他应该是出去找他女朋友去了。”那个时候索菲一定觉得他被一个混蛋欺骗了，一个已经有别的女朋友的混蛋。当然这个女朋友就是她，自从第一次见面，我就爱上了她。

在那个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新年夜，我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要去欧洲踢球，和索菲在一起。

我们是通过一个同在民族队效力的朋友认识的，从那以后每次我都会向她的爸爸问好，企图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她当时一定在想：“为什么这个奇怪的男孩每次都要跟我父亲打招呼？”

我之前已经在歌厅里跟她说过话，不过在商场这次才是我们的第一次约会。她最终还是走了进来，我无辜地问道：“你去哪儿了？怎么全身都淋湿了？”暴风雨实在太大，她弟弟的球赛被取消了，她父母不得不提前回家。她姐姐赶紧联系她，“快回来吧，他们已经在回家路上了。”那时索菲13岁，我15岁。十多年后，她已经成为我的妻子。

索菲当时住在蒙得维的亚城外，为了去看她，我不得不总向民族俱乐部的一名官员威尔逊・佩雷斯借40比索（约合1英镑）路费。当威尔逊不在的时候，我会向另一名官员何塞・埃斯波西托求助。他俩都对我很好，并且从不求回报，直到现在我都与他们保持联系。

索菲算得上拯救了我的生活。在遇到她之前，我成天夜不归宿，也不把训练放在心上。在我13、4岁的那个赛季，我在37场比赛中才打进了8个球。俱乐部想让我走人，因为他们知道我沉迷于夜生活。幸好威尔逊出面请求给我第二次机会，他郑重地告诉我不要再挥霍时间。索菲则在另一个方面帮助了我，学习、踢球之余，我都会陪在她身边，而不是到处鬼混。如果不是他俩，我的职业生涯很可能在那时就已经终止了。

但当我得知她将搬到欧洲生活的消息时，我感觉自己的世界都要崩塌了。这种感觉不是第一次有了，老天再次夺走了我的一切。离开童年时在萨尔托的那些伙伴，来到一个自己的口音会被人嘲笑的大城市已经够让我心酸；1996年我的父母离婚，这是我当时根本无法接受的现实。现在又轮到了索菲。我的家人都知道索菲，我母亲也很感激她的家人对我做的一切，他们知道她的离开会给我带来多大痛苦。

2003年10月，索菲随全家前往巴塞罗那。那年我16岁，当我跟她告别的时候，我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她了。在离开的前一天，她的家里举办了告别会，我记得当时我在公共汽车站对她说：“我不敢相信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她不可能留下来跟我在一起，她母亲告诉她：“你可以学一些技能，当你能够独自生存时，你就可以回乌拉圭和路易斯在一起。”索菲打听了一圈，得知学理发最快，于是她就决定当一名美发师。当然她从来没想干这行，但为了能够尽快回来，她还是选择了这条捷径。

离开后的一个月，她给我打电话，向我表达了她的难过，还跟我说：“如果你在年底之前不能来看我，那我们恐怕就没机会再见了。”她说我必须想尽办法过去，我只能开始做一切尝试。感谢我当时的经纪人――丹尼尔・丰塞卡，我也许是他代理的球员里分量最轻的那一个，但他还是愿意为我支付旅行的费用。另外我的哥哥还给了我大约60美元的零花钱。于是在2003年12月，我带着这笔“巨款”，踏上了人生第一次前往欧洲的旅程。

我并没有在巴塞罗那继续逗留太长时间，但至少在那个我们在一起的第一个新年夜，我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我要去欧洲踢球，和索菲在一起。

当我们在机场道别时，一种强烈的冲动突然涌上我心头――就现在，要么就没机会了。

在蒙得维的亚同样有一家叫利物浦的俱乐部，2006年荷兰的格罗宁根俱乐部派球探来考察该队一名叫做埃利亚斯・菲格罗亚的射手。后来他们又多呆了一天，看了另一名19岁的前锋的比赛，他的名字叫路易斯・苏亚雷斯。并非因为这个“苏亚雷斯”在他们的考察名单上，但在蒙得维的亚，他们听到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位“苏亚雷斯”有多棒。既然大老远来一趟，他们也不想错失什么。

“不，我们想要另一名球员。”当被问到菲格罗亚的问题时，格罗宁根的球探果断给出了他们的答案。他们只看我踢了一场比赛，这样的投资有些冒险，但对他们来说已经足够了。那场比赛是民族对防卫者竞技，我们为争冠而战，我恰好踢出了赛季最棒的一场比赛，打进一球。我并不知道有球探来，也从未听说过格罗宁根，但我知道，比起蒙得维的亚，格罗宁根离巴塞罗那更近。

首先，我同我的经纪人丰塞卡一起从蒙得维的亚飞往马德里，同行的还有另一名他代理的球员――胡安・阿尔文，他将转会西甲赫塔费。我们必须先在马德里逗留几天，等胡安的转会落听。在没有任何承诺的情况下，我踏上了这段漫长的旅行。通常我会在飞机上睡觉，这次我连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然后就是无尽的等待。索菲在巴塞罗那的一家麦当劳工作，为了来马德里看我，他几乎辞去了工作。我们已经六个月没见了，现在却近在咫尺。她想尽了一切办法请假，但老板却并不同意。最终，在她的苦苦哀求下，终于得到放行，但已经没有了合适的航班。与此同时，我只能在马德里的酒店窗前无助地等待。最后我们终于从马德里启程前往阿姆斯特丹，离转会完成越来越近。

但越是接近签约，牵扯出来的人就越多。我的经纪人突然告诉我转会希望不大了，因为俱乐部并不想为我付出什么代价。作为一名年轻球员，我还搞不清楚在转会过程中的各种利益方。总会冒出这样那样的人，看起来问题并不是出在格罗宁根俱乐部身上。“路易斯，我们得走了。”“你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去哪儿？” 他们叫我不用担心，因为还有另一个机会，就是加盟阿尔文所在的赫塔费，因为他们的主帅舒斯特尔还在寻找另一名前锋。这听起来似乎更好：虽然不在巴塞罗那，但毕竟我将和索菲在同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现在就离开荷兰前往马德里，我甚至马上就可以安排和索菲相见。但就在我做着各种美好的憧憬时，一切又都尘埃落定，最终我还是加盟了格罗宁根。

那是在2006年7月，我迈出了职业生涯的一小步，却离索菲靠近了一大步，我甚至从未想过我们能离得这么近：我们一个在西班牙，一个在荷兰。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再填上这一小段距离，签约后我去巴塞罗那呆了10天，和索菲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她的妈妈和姐姐当时正好回乌拉圭，我给她们打电话，“我要带索菲去荷兰。”她妈妈答道：“好吧，如果你要这么做，一定把她照顾好。”

我并不确定她是否意识到我说的是认真的，我甚至连自己都不知道是不是说得认真。但当我们在机场道别时，一种强烈的冲动突然涌上我心头――就现在，要么就没机会了。这一路走来，我不想再离开她，哪怕一分钟。“跟我走，就现在。”“你疯了，我怎么能跟你走。我才16岁，我们连票都没买，还有我爸爸怎么办？”“跟我走，我来买票！”于是她在机场拨通了家里的电话，“爸爸，我要跟萨尔塔去格罗宁根了（萨尔塔是我的昵称，名字来自我的家乡萨尔托）。”“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她没回来。她原本只准备走一个星期，但最后她留在了格罗宁根。她没带包，也没带衣服，什么都没有，就这样跟我登上了飞机。一个多星期后，她又回了趟巴塞罗那，取走了自己的所有东西。我们终于走到了一起，这是一次赌博，但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做。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实现设定的目标，我不需要别人要求我，我自己可以做到。我有这种自律性。

对我来说荷兰是一所完美的学校，不光关于足球，也关乎生活。而格罗宁根就是我学习的起点。在乌拉圭的时候，并没有人那么多人指导你，更不会有人来控制你的饮食。但到荷兰后，我被指出自己超重了6公斤。主教练容・扬斯告诉我：“你的标准体重是83公斤，超过一点点，我就不会让你入队。”

我对健康饮食一无所知，所以我在队里到处打听如何减重。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戒掉可乐，此前我从没意识到喝可乐有这么大危害。索菲建议我们从现在起只喝水，我逐渐适应了过来。当他们再次给我称重的时候，我已经降到了83.4公斤，容说我的努力他都看在眼里。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实现设定的目标，我不需要别人要求我，我自己可以做到。我有这种自律性。

刚到荷兰的时候，我连税前收入和税后收入都分不清，向我解释两者差别的人是布鲁诺・席尔瓦。在格罗宁根的前几个月里，布鲁诺简直就是我们的救星，我知道他是一名乌拉圭国脚。我们经常在一起看乌拉圭联赛的转播，或者两家聚在一起烤肉。因为买不到乌拉圭牛排，我们不得不从一个巴西人那里弄点巴西烤肉。他叫韦拉梅，当时在格罗宁根青训当教练，他同样对我和索菲很好，后来成了我们的翻译。

荷兰足球很美妙，我很快就找到了感觉，不过我还是和教练发生了不快。2006年9月，我们在联盟杯资格赛中对阵贝尔格莱德游击队。首回合我们2比4失利，我在最后15分钟出场打进一球。次回合我首发出场，但下半场刚进行到一半扬斯就把我换下，当时比分是0比0。我带着情绪走下场地，我并不喜欢被换下。当时正下着雨，我也还并不习惯下场后要跟教练握手。我向他做了一个手势，意思是“我才不跟你握手”，他生气地摔坏了手里的雨伞。看起来0比0是我的错，他的伞摔坏了是我的错，也许下雨也是我的错。

这一幕让很多人失望，但没过多久我就弥补了回来。接下来一周我们面对维特斯，我们先进一球，但很快对手连进三球。我在第82分钟制造点球，然后又亲自打进一球，将比分扳成3比3。伤停补时阶段，我接队友头球摆渡，用右脚晃过对方后卫和门将，左脚推射打进制胜球，全场陷入沸腾。赛后，扬斯走过来，递给我一把伞。我拿着它向全场球迷致意，每个人都知道这一幕的含义。

此后我踢得越来越好，开始引起了荷兰几家豪门的注意。当然在那个时候你会想到要忠于自己的俱乐部，但更重要的是要忠于自己的职业生涯。当阿贾克斯向我抛来橄榄枝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拒绝。在荷兰，当一名球员离开的时候，俱乐部通常会为他们举办一个告别仪式。然而球迷并不想跟我友好说再见，他们大骂我是“雇佣兵”，认为我是为了钱而离开。

2008年4月，我代表阿贾克斯重回格罗宁根。赛前，全场球迷都在侮辱我，看台上燃放起烟火，座位甚至被点燃。现场一片骚乱，比赛不得不被推迟4天进行。索菲和她的爸爸当时就在现场，他们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在补赛中我打进一球，但没有庆祝。后来在对格罗宁根的三四场比赛中我也进过球，我只会在主场进球的时候庆祝，而且也很收敛。毕竟格罗宁根球迷一开始对我很好，我也为这支俱乐部将我带到欧洲而心存感激。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