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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岩,开启王大花时代

上传者: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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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3-03-12

郝岩,开启王大花时代

当下,全国荧屏最热词汇就是“王大花”,收视率稳居榜首,并且成功破2,这对国产电视剧来说,就是新的标杆。不过,如果你只是看了热播的电视剧,你就out了,还有一部同步发售的同名小说更精彩。我虽不算饱读诗书,也算迷恋文字和纸质图书了,几乎每日一书,可以负责任地说,小说细腻展现了王大花从喇叭花到玫瑰花的成长历程,读来有会心一笑,有怦然心动,有黯然伤神,也有久违的阅读快感。如果你爱“王大花”这个大连儿,觉得闫妮、张博的表演还不够细腻饱满;如果觉得追剧太辛苦,不能一气呵成;如果你知道大连作家郝岩,知道他的作品一直是业内翘楚甚至电视剧的风向标,《冷箭》《暗红1936》《幸福生活在招手》等引领一时风骚,这次你一定要在观剧同时,手捧一本小说,见识一下郝岩的睿智缜密和十足的原创力,享受一下谍战喜剧小说欲罢不能的魅力。

戴着镣铐的舞蹈

细看郝岩的创作历程会发现,早期的文学探索滋养了后期电视编剧,待编剧声名鹊起又反哺了文学创作。他的作品体现出准确的市场性、专门的职业化和阅读的针对性。经过多年的勤奋写作和不断的探索创造,他已进入国内金牌编剧行列。郝岩不是单纯的改行,而是纯文学的大门几次对他的拒绝,后来随着恩师进入电视剧领域;而他曾经的创作,先锋探索的意味非常浓重,如果不是被拒绝公开发表,他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绩或许不可估量。

在阅读郝岩作品期间,我们交流过不止一次。我知道他最早的小说,写一个误撞的老山战斗英雄与他的崇拜者的婚姻情感的故事,并大胆写“伪英雄”的性无能导致的人生与事业、表层与内心的多重困境。探索与批判的锋芒惹得当时几家刊物编辑爱不释手却又无法公开发表。郝岩的电视剧本创作已经成为国内电视编剧的风向标,有些剧本被国内编剧作为类型剧的经典范本解析学习。他谨慎地选择了小说《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幸福生活在招手》和电视剧本《暗红,1936》发给我。我想他这样做,考虑了自己创作的几个因素:不同写作阶段的不同类型,具有不同的代表性。两部小说都有同名电视剧,《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与同名电视剧于“央一黄”播出同步出版,而小说《幸福生活在招手》没有公开出版。大概没有几个观众有阅读电视剧本的兴趣,导演和演员对剧本缺少通读恐怕早已是诟病,所以,我这样的阅读,也够得上独特了。

他的作品总能看到资本推动的力量,以及资本推手下戴着镣铐的舞蹈和突破的愿望。在与高扬的资本理性市场研判、漠然的非理性文学价值双重对立与博弈中,仍然坚持电视剧创作的文学性和审美意义,也将成为现今时代电视剧编剧与资本碰撞、合作并成功超越的一个独特现象和研究的范例。

王大花是一个从旅大这块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顶天立地的抗日英雄。她颠覆了此前人们对英雄的惯常印象,成为独特的“这一个”:带着腥JJ的杂拌鱼味道,带着老白酒的醇烈,带着复州皮影戏的歌哭,带着天不怕地不怕的凶猛,带着胆大心细、俏皮狡黠、黯然伤神时也会饮泣的人间女人味。郝岩的王大花,不仅打破了影视文学对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方式,而且超越了此前他创造的极致谍战英雄武仲明(《暗红1936》主人公),为谍战英雄人物增添个性十足的崭新面孔,并以此开启王大花时代,影视文学创作进入新阶段和新境界。

“王大花”的成长与超越

王大花是一个不断成长的平民女英雄。一个人物的成长,从无知到有知,从自发到自觉,对王大花来说,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条曲折而艰辛的道路;对作者来说,后进变先进,不是一蹴而就的偶然事件,而是合情合理、自然而然的渐进过程,也是作者、人物、读者一起成长的过程。

王大花甫一出场,身份是花园口“王记鱼锅饼子店”的老板娘,泼辣能干,脑子里满是传统的勤劳致富观念,老相好夏家河的出现让她的生活轨迹轰然改变。外力促成人物行动线,大花为救丈夫唐全礼卖了饭店,为旧情答应了夏家阔的嘱托,一部被大花讹为戏匣子的电台误打误撞开始了她的革命生涯。大花眼见小货郎死在眼前,只为了找到电台;因为电台手柄,大花、夏家河、钢蛋三人合力杀死一个日本兵。乱世中,生活与革命咫尺之遥,王大花已经迈出革命的第一步。

小说情节的决定性转折和人物成长的关键点在于王大花得知丈夫唐全礼是一个叛徒并出卖了花园口十八个地下党。她偷偷回到花园口,在丈夫坟头痛哭一场,下决心抗日。泪水所给予王大花的力量直接进入其内心,浇灌出她行动的力量和激情。大花的第一次主动行动,机智巧妙,非常符合人物身份:假意拥抱叶夫根尼时,在他后背涂上火勒鱼的鱼鳞,帮助战友完成暗杀。妹妹王三花被日本花花公子枪杀,王大花“满眼仇恨”,眼里看到的是“狗皮膏药旗,一身王八皮”的日本兵,大花把仇恨种进了心里。入党是大花性格重要的转折和提升。放火团和二花牺牲,促使大花更加成熟和沉稳。假扮三花,回花园口,开始一个人的革命生涯,被组织选为记住“天火计划”名单的人。此时大花内心的寂寞已经被革命的激情冲淡,完成了从家庭妇女、饭店老板娘到胸怀天下的革命者的成长。成长的过程中也贯穿着大花的情感线,她纠葛的情感使小说带有难得的喜剧色彩。 成长小说,亦称启蒙小说(novel of initiation),是西方近代文学中颇重要也常见的一个类型,最初源于德国。成长小说大多讲主角自幼年或少年至成年、自天真无知至成熟世故的历练过程:或逐渐明白世途艰难人心险恶,或经历大事件而使人生有所领悟有所改变。中国式的成长小说的形态与国外文学理论关于成长小说的界定不同在于,主人公晚熟,被动成长。郝岩的小说摆脱了对巨型历史时段和事件的依傍,而是着眼于个体叙事,专注于日常生活的非既定秩序对成长的磨蚀与改写。叙写“成长中”状态或“成长的破碎”状态成为作品的一个主要态势。小说中对未完型的成长仪式的不懈探索,构成了王大花平民女战士的个性生成。

好作家都是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谙熟幽深的人性,再变身为外科医生,手持利刃,刻画的女人像女人,能写到外表泼辣,也能写到内心脆弱;写嘴上要强,也能写很快被融化;写男人贪婪,也写软弱黑暗;写匪像匪,写“战士也有缺点”。正面人物因为潜伏,亦正亦邪,如李巡捕。中间人物,有平常人的缺点也有中国人的可爱,如孙云香,貌丑的大姑娘在爱情面前犯迷糊,却在大义面前毫不含糊。反面人物血肉丰满,绝不弱智,如青木正

二、山口,尤其对商人邵登年的刻画更具迷惑性。一直都被读者认为是民族资本家,有血性有良心,到最后作者才揭开邵骨子里的残忍和贪婪,与人物最初的行动完全吻合,一个一辈子就好吃“驴浇肉”的人。“这浇驴肉,可有讲究了,必须用活驴烹制,先是把驴捆得不能动弹,然后食客想吃驴身上的哪块肉,手一指,厨子就把哪块的皮剥下,露出血淋淋的鲜肉,用木勺舀起提前煮好一直不断火的热气腾腾咕嘟滚开老汤,去浇那块鲜肉,反复多次,直到滚烫的老汤汁把驴身上的肉浇熟,再一片片地割下来,装盘,上菜,沾上小料或者配上各种小菜吃,驴肉又鲜嫩又可口,这样的驴肉才吃的地道有味。”

小说的故事跌宕起伏,情节紧张酣畅,节奏感虽有电视剧的路数,但仍有很强的文学性,如:与第一章的舒缓、日常、琐碎相比,第二章的戏剧矛盾更加剧烈。虽然依据以往的阅读经验和侦探类小说的路数,明知主人公不会这么快就玩完,但是作者用什么样的手段和方法拯救主人公逃出生天就是极大的看点,这也是作家技巧和个性的体现。作者亲手制造了行刑场上的混乱、紧张,也达到了使王大花顺利进入矛盾焦点的目的,并且以“错里错因错感哥哥”般的传统方式完成了移花接木。

郝岩曾说自己没有系统阅读西方经典文学作品是最大的缺憾,但是他小说呈现的中国传统叙事方式与他所讲的故事和塑造的人物浑然一体,毫无违和感。只是在第21章结尾处,郝岩戏谑地写到“王大花不会想到,今天晚上她与山口的这一次见面,对以后她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来说,将会意味着什么。”这个被当今无数大小作家像母语一样自然屡屡出现在笔端的马尔克斯语式如同山洞幽暗的光芒照亮了数不清的冥思苦想无出路的情节转折。王大花是郝岩用了具有中国传统叙事神韵的方式塑造的一个本土家常范儿的英雄,她结实得像东北黑土地里长出来的庄稼,鲜活有质感,给予读者格外的踏实感,自然而然地就由亲切到亲近到信服到喜欢。更见郝岩情节构思能力的则是他几乎没有用“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分线索叙述,而是靠王大花一个人带动全部人物关系交织纠葛,推动所有情节起伏发展。王大花就像一座发电站,支撑供应着整部小说,作为源动力依赖的是郝岩多年的阅读积累和做记者的勤奋写作,显示出郝岩对生活的深度介入和敏锐观察,更是他文学创作日益成熟的标志。

王大花健硕丰满,明理重义,性格泼辣,脾气倔强,感情不含糊,保全传统家庭信念,王记鱼锅饼子店老板娘。作者竟然为她设置了超级男一号夏家河,外号“虾爬子”,为爱大花而离开的前男友,成熟的革命者,人见人爱的牙医,智勇双全的战士;更为大花设置了一个神一样的情敌女二号――江桂芬,城里的、穿旗袍的、身子窈窕的青年女人,喝红酒吃西餐跳交谊舞的洋派女人,拿枪的身手非凡的会发报的革命女人,对爱情执着不悔的痴情女人。作者以人物王大花为轴带动戏剧经纬,以密集情节强力推动故事发展。30多万字的长篇小说不枝不蔓,是对作者构思能力的考验。小说人物众多,但是王大花绝对是焦点人物、一号人物,人物的设置也是围绕她展开的,如姊妹三个,二花一家、三花一家。三花生活在大连,有个在关东州厅工作的老公,敌对势力由此引出;大花最后改装成三花回乡,才算是开始了一个人的革命生涯;爱人夏家河,战友江桂芬;大花的职业引出市井细民和官商上层。小说,在故事的框架之外,一定还有飞扬的哲思和深入的思考,但王大花不同,完全是以谍战故事、紧张惊险的情节、密集的高潮点铺陈,有着准确市场定位的小说。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绝对是传统叙事的高端智慧,曹雪芹能把宝黛关于吃燕窝的对话从第45回埋伏到第52回,可见机心深藏。郝岩在《王大花的革命生涯》中做到了几乎不漏一点细节、一条线索、一个人物。即使在后来加的戏集中,都没有暴露出明显的焊接痕迹,更是郝岩对自己极大的考验和又一重新的超越。因为很多作家为了故事情节发展和推进,轻易铺陈线索和发展人物,导致故事常常围绕主干飞奔,又轻易地遗弃配角和副线,不得不让读者认定作者像熊瞎子劈苞米般的毫无驾驭能力。

王大花在曲折跌宕崎岖蜿蜒的革命道路上成长,从始至终,她没有拿过枪。王大花一点也不装,特别像生活中的郝岩。小事不纠缠,大事不含糊,内在的爆发力纵横驰骋在字里行间。三十岁左右的王大花刚一出场,就有不凡见识:“王大花哼了一声,啪地又把一个饼子甩到锅壁上,气哼哼地说:‘溥仪能管着谁?他那个死样也能叫皇帝?我看,撑死他就是个驴皮影,幕后拉条子的还是小鬼子!’”大花喝酒,几斤不醉;脑子好使,学啥都会,打麻将、跳交谊舞、摇骰子,土洋通吃,就是穿旗袍不会走道,抹口红不会说话,蹬高跟鞋就会崴脚。虽然有时未免耍点小聪明,闹出些笑话,但王大花的可爱正是她身上集中了很多农耕文明传统女性的优点,又适度融合了近代革命洪流冲击下的从自发到自觉走向革命的新女性的坚定意志。

小说凸显时代性和地域性 为大连写戏,为大连人做戏,郝岩把大连作为文化地理坐标出现在小说中,并不是从王大花开始的。电视剧剧本《幸福生活在招手》主要场景在大连,只是后来投资方把拍摄地选在了北京,但在郝岩的坚持下,作品仍然保留了大连的不少地名、公交车和生活世相。小说《王大花的革命生涯》更加强化了文化地理。通过王大花这个生活在旅大的普通市井小民,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此地巴子”来不动声色地凸显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塑造了活脱脱的一个地域标识性人物,不容分说走进所有读者的心灵世界,与她同喜同悲。日本在俄国之后侵占旅大,以租借地名义实行后藤新平的“文攻武备”策略。但是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完全以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姿态,把旅大视为殖民地,出版的日本地图,把包括朝鲜、满洲等地涂成和本土相同的颜色,当成自己的版图,进行了大规模建设的同时,也进行了疯狂的掠夺和侵略,审查、监禁、逮捕和残害越演越烈,而旅大人民从没有停止对日本侵略者的反抗和斗争。应该说,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就是刀光剑影、谍战风起云涌的战场,只是少有作家发掘和呈现。

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细节常常使史学家喜出望外,因为历史书只管宏大叙事,未免挂一漏万,而史书中见不到的生活场景、日常细节、人物的思想感情及其细微变化,在小说中会以作者的虚构和想象来完成,而细节的真实与不可再现又构成新的冲突,如读者对《红楼梦》细节的推敲、考察、模仿,甚至照着菜谱做菜、照着方子抓药,甚至很多史学家都认为《红楼梦》最宝贵之处在于社会生活的广阔与细微的记录,填补了史实的空洞。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两次举世震惊的战争促成中国国内的三次大的革命,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些宏大事件在旅大都能找到历史对应点,后世学者的研究著作,汗牛充栋。但在旅大独特的近代史中,没有国民政府的任何印记。宏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视角,甚至口述史,都很缺乏。郝岩的小说可以反过来说,用虚构的文学和结实的人物重现了那段特殊的历史。

小说开头浓厚的时代感扑面而来,风云诡谲的历史天空笼罩着辽南大地,滚滚而来的洪流裹挟着弱小的生命个体。个人的命运与时代的命运如何融合在一起?老舍早在他的《我这一辈子》《离婚》等小说中出示了模板: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无法逃脱时代的宿命,作家以超越的理性和文学的感性,用八级大工匠般的手艺进行了无缝连接。大时代的革命与变化,往往“风起青萍之末”,关注个体与弱小才会有本质的发现。不同的是,老舍笔下的人物最后都走向毁灭,郝岩的小人物都挺直脊梁站起来,顶天立地。“王大花站在热气迷漫的锅台前,不去理会大锅里挤出来的热气蒸腾炖鱼的新鲜味道。她一点也没有想到,鱼锅饼子店外异常宽阔而又阴冷潮湿的花园口老街上,一场令人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正躲在深藏不露的苍穹里,在先期抵达的一团团湿气雾气掩护下,正马不停蹄地挺进着,准备席卷花园口。王大花想不到,在一九四二年这个辽南深藏不露的初秋看似平常的日子里,她的命运会从此发生了改变。”抽象的隐喻与生活的具象同时出现,带给读者辽远的历史感和切近的触摸感,于是小说就有了吸引人的力量。

小说始于鱼锅饼子,终于鱼锅饼子。开始时是一个普通日常生活场景,大花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命运与时代的联系,从未考虑过现世的安稳隐藏着无数的危机。“王大花做鱼锅饼子很是讲究,往锅里放鱼和烀饼子要讲究层次顺序。何时放什么鱼,何时往锅里烀饼子,全靠火候的掌握,火候不到,鲜香气儿不足;火候过了,鱼炖老了,饼子硬了,口感就没了。都说千炖豆腐万炖鱼,她会根据鱼的不同质地不同品种,分先后顺序放在锅里。做鱼的最后一道手续,也是王大花让她鱼锅饼子远近闻名的诀窍,就是待到锅里的鱼热热闹闹咕咚咕咚地动起来时,王大花就会抓过放在锅台上酒瓶子,往嘴里灌上一大口老白干酒,‘噗’地一下喷到锅里的鱼上,接着再来一口,再喷到鱼上,一时间,白酒均匀地喷洒和浸入,使大锅的鱼鲜气酒香气搅和在一起,在灶间弥漫开去。这时候,她再麻利地将粗瓷盆里早已经和好的软面面的玉米面揪下一团来,娴熟利落地在两手之间倒上几个来回,‘啪’地一下将面团拍在锅壁上,瞬间,黄灿灿的玉米饼子底部被滚烫的锅壁牢牢抓住,饼子上面还是绵软的部分从锅壁慢慢地向锅底滑下去,一点点探出小半个身子,浸透在咕咚炖着的杂拌鱼汤汁里,盖上锅盖再焖一会儿,过些时候再掀开锅盖时,一锅鲜美无比的饼子鱼锅就成了。”与之形成对照的就是结尾,明知道危险迫近,却因为组织赋予的新使命使得一对苦命鸳鸯从容面对死亡,以鱼锅饼子这样的日常生活场景战胜如影随形的敌人。“大锅热气腾腾,咸鱼入锅,王大花手上沾着玉米面,往锅里加着水。夏家河往炉口添着柴禾,动作很大地拉着风匣。火光映红了夏家河的脸。王大花在盆里和着玉米面,一下一下,短促而用力。要是没有外面偶尔响起的枪声,谁看了此情此景,都会觉得这是一对幸福的小俩口在一块做着跟平日没有两样的一顿饭。”王大花从一朵摇曳的城郊结合部的喇叭花进化到一支城里的带刺的玫瑰花,再成长为独立坚定的“铿锵玫瑰”而怒放,靠的就是鱼锅饼子升腾的鲜香热乎气和土地里长出来的见识。

电视编剧有一个原则,即“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郝岩笑称自己是严肃编剧,不会生编硬造、无中生有,大的历史背景努力做到与史实不悖,从中找到利于小说发展的戏剧性情节,推动人物的成长。如民国红歌星“银嗓子”姚莉的流行歌曲《卖相思》郝岩很喜欢借用到小说中,早在剧本《暗红1936》南京百乐门歌舞厅,歌女正唱《卖相思》。遗憾的是在两部电视剧中都没有得到呈现。因为这首当年的流行歌曲,具有明显的时代印记,年代感十足,可以看到当年的腔调,白话文兴起时间不长,在汉语表达上还留有古文香艳的味道,仿若宋词中春闺怨的无病呻吟;简单的舞曲节奏,加上留声机传出唱针跳荡的颤音,又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颓废和病态。“此时,戴着假发的江桂芬已经坐在了小岗子市场街道边的一壶春茶楼里,面前放着一个有梅花图案的茶杯。她不时探头朝楼外看着。这个秋天里,姚莉的那首《卖相思》唱的满街都是,坐在茶楼里,江桂芬也能听到从街上飘来的这首歌:我这心里一大块,左推右推推不开,怕生病偏偏又把病儿害,无奈何只好请个医生来,医生与奴看罢脉,说了一声不碍……”“夏家河紧贴在门后,屏住了呼吸。包厢的门又被关上了。他看着桌上的电台,走了过去。从外面的街道上,又传来姚莉小姐唱的另一首歌,《桃花江上》,这首歌还是那么的动听:桃花千万朵呀,开在江边上,江边有人家呀,桃花做围墙,只见远远近近高高下下,一片锦绣好像桃花帐……”紧张的谍战,偏偏加上舒缓的民国歌曲做背景,张弛相对,戏剧性凸显,也体现出作者成熟的写作技巧及松弛的写作心理。 小说独有的喜剧性和画面感,也为畅销加分。近年,网络上的段子、舞台上廉价的滑稽和搞笑、大银幕的下作几乎使受众对喜剧的期待成了奢望。小说中人间烟火气十足,主要人物处处充溢的大连话让人忍俊不禁,旅大地方吃食令人垂涎欲滴。

“王大花”引领电视剧生产新模式

王大花,单就这个名字来说,混杂着土气、喜气、大气、胆气、豪气、乡村气、家庭气、泼辣气、东北气、年代气各种气味,充溢着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乱世密码和平民子弟的生存智慧,而偏偏嫁与“革命”,她的生涯注定是笑料百出又无往不胜。带着好奇问起郝岩王大花的由来,更觉剧作家对生活的敏锐和不经意间的灵感对作品的养育和助推。多年前郝岩跟朋友吃饭,小饭馆里接待他们的女服务员为了兜揽客户,让他们下次去吃饭的时候还找自己,并告诉了工号,可这工号不好记,得知女服务员姓王,就开玩笑地现给她起了个名字,叫王大花。有一句台词写活一个人物本领的郝岩,又挑战由一个名字写出一部电视剧的出品方式。“王大花”这个名字,有很多戏剧性,也有很多由名字而设定的潜在框架,比如喜剧性、年代感,郝岩决定结合自己的长项和市场需求,尝试生活气息浓厚的谍战喜剧。就是这样一个名字,使郝岩无意中掀开自己创作新的篇章。

重回花园口,开始王大花一个人的革命生涯,是王大花形象的完成和升华,也是面对资本郝岩对自己的挑战。当时剧本已经完成,交稿给投资方。投资方在开拍之后,敏锐嗅到剧本的别样味道,马上要求郝岩加戏。在人物用尽、故事结束的情况下,这对编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郝岩当时对投资方说,要静静想一想,再挑高潮,绝对是考验。何况国内通行规则就是;编剧习惯交出成品,导演拍摄制作完成,电视台购买,观众看到电视剧连续播出,也不像日韩欧美的周播剧,编剧、拍摄、制作同时进行。出乎投资方意料,郝岩很快答应,又加了十集戏,重要的是文学逻辑、戏剧逻辑都合理,并且主要人物的血肉更加丰满、立体,次要人物或是提示过的线索都不漏痕迹地衔接在主题故事上。由此,也给我国目前的电视剧创作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和方向,即开启同步剧本的方式,使目前分段生产的模式逐渐过渡到一种更合理更能解放艺术生产力的有效组合。

投资方的干预也有非理性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小说结尾,责编建议,王大花与夏家河乔装改扮,在宿敌青木正二眼皮子底下蒙混过关、登船,青木转念识破,大花二人遭围困。夏家河为掩护王大花,死于敌人乱枪,王大花乘船远去。郝岩认为这不符合小说逻辑,也不符合人物性格走向,更不是金牌编剧的智慧思路。于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结尾,出现了与小说开篇呼应的王大花烀饼子情节。一样的家常,却是不一样的王大花。她心里满装的是在严苛的社会环境下与爱人并肩战斗并将迎来胜利的憧憬,虽然胜利可能是毁灭性的,但是她从容中隐藏着机智,平静中暗涛汹涌,险恶中志在必得。小家变为大国,小聪明升级为大智慧,个人恩怨情仇演泽成为民族大义,这样的变化,郝岩只是用了烀饼子一个细节,以升腾缭绕的大锅热气,端出旅大滨海地道生活制造出的王大花,便是小说的胜利。

有人归纳当下谍战戏有五大“俗”:特务多为美娇娘,动作枪战齐上场,故事单薄史料挡,虚假夫妻弄成真,敌我双方恋爱忙。谍战剧一定是正剧,人物一定正气,台词一定正确,而王大花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生活气质、喜剧气质和地域气质,埋葬了所有模式。此前,郝岩编剧的谍战剧《冷箭》《暗红1936》都有不俗的口牌和收视率,每有投资方求购剧本,郝岩都推荐“大花”。几次未遂,郝岩并没有放弃,而是一鼓作气勇敢地把“大花”生下来,坚信“大花”的品质和方向。正是郝岩的勇气和自信,带来国产电视剧新气象,编剧自主创作剧本,赢得市场认可,就意味着编剧对市场胜利的引导,也意味着编剧在文学性上的大胆尝试又迈进一步,更意味着国产电视剧在文学品位上有所提升。

类型剧范本:《暗红1936》《幸福生活在招手》

在剧本《暗红1936》和小说《幸福生活在招手》里,郝岩体现出较高的职业化精神,比如:一面结网,一面拆网,考验受众的智商,不做弱智编剧;人物要有较多的情感波动,几经周折,较多的戏剧性冲突,场面会好看;剧中人物要正反面安排,考虑观众感受;谍战剧中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就是一枪毙命,而这种方式不到万不得已或者不是聚集了观众所有负面情绪要发泄不会频繁使用,因为不够好看;设置场景时会考虑拍摄的需要。

《暗红1936》以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促成为戏核,延安、南京、西安所代表的三大势力,在抗日问题上的历史碰撞。剧本主要以男人为主,也是典型的男人戏,他们之间展开的是心理暗战,几位主人公,甚至连枪都没开过,大家玩的是“腹黑”;敌我较量,情感纠葛,重重谍影都潜在人物身后,特别是在人物塑造和台词上,几乎走到了谍战剧的极致。如主人公武仲明,腹背受敌,从他冒充哥哥回西安的那一刻起,处处危机,时时在刀尖上行走。说话,有女同事念诗;抽烟,哥哥的习惯是掐掉一截;吃饭,不吃羊肉;想偷情报,敌人葛寿芝下了毒;地板偷听,人家换了房间;偷配了钥匙,在开门时被撞上,朋友、家人、恋人、同事都是敌人,随时暴露……读剧本时紧张得悬着一颗心。

《暗红1936》根据网络小说改编,制作方在买到这部小说的版权后,先后找过6位编剧进行改编,都未能完成。制作方找到了郝岩,郝岩彻底改变原作的故事走向,把原作中没有出现的弟弟“死而复生”成为男一号,反派齐北在故事进行到一半就死了,违反编剧原则,重新设定为与主人公一直对抗到最后关头,对手戏精彩纷呈。重新设置故事,对原作中一带而过的葛寿芝、沈兰、黄秀玉、苏敬的戏份也无限度放大,成为主要角色,并增加了多个人物,使全剧更有故事性,更具艺术张力。剧中一男三女三段错综纠葛的情感关系,有斗争、有欢喜、有内疚,情感各不相同,将情感这条线充实得复杂而丰满。三个男人间的较量成为剧作的核心矛盾,与其说是他们之间的争斗,不如说是人物自我的斗争,更是信仰之争。 《暗红1936》作为谍战男人戏的典范作品,已经被编剧班作为教材。郝岩除了给武仲明设置了三个难缠的女人,还有三个智勇双全的男人,尤其是对手葛寿芝,曾经的共产党员,背叛之后成为国民党高级将官,不但培训学员技术,还培训心理,而且谙熟地下党的常用手段,判断力强,性情孤傲,没有俗人弱点,只是酷爱书画,在文人雅好上被同行利用,终毁了前程。这个人物是郝岩偏爱的角色,虽是历史题材,但写的都是现实中的人和故事。葛寿芝的身败名裂正如齐北所说:“一个人呀,只有放在合适的地方才能发挥合适的作用。”剧本《暗红1936》具有很高的文学品位,主要体现在:以波澜迭起的悬念与缜密的逻辑推理作为全剧的艺术支撑点,在不断调剂观众的审美心理,引发观众审美情趣的同时,大幅度地提升该剧的艺术魅力;打破了一般类型剧的分野和框架,执着地追求故事的艺术真实和观赏性,执着地追求对人物形象的精细描绘。

《暗红1936》精彩的台词被网友称颂,密集的情节点令观众兴奋;小说《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则以人物取胜,看似毫无机心的大花四处播撒笑料,往往在巧合、紧急时刻她的聪明机灵劲儿挽救了她。一个男人戏一个女人戏,都被郝岩写到了极致。郝岩的创作题材跳跃性很大,谍战、悬疑、动作、年代、现代都市、生活喜剧,均有涉猎,且个个有模有样,令同行也感惊讶。“一个悬念同时伴随着一种危险,它是一种难以预测的危险。如果已经是公开了的危险,要尽可能地转化为注定要毁灭的危险。与其他的故事一样,如果故事中的某个人转入这个危机中,而观众又设身处地的将他同自己比较,那么这就是一个绝妙的悬念故事”。学会用悬念去思考解决这些悬而未决的现实,就会给人带来关切与兴奋并举的愉悦感受,这就是悬念艺术的核心。

小说《幸福生活在招手》把“500万元彩票”作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掉落下来,又像深夜一直没有落下的另一只靴子,总是被读者牵挂着。悬疑情感剧,是郝岩电视剧逐渐表现出来的比较典型的艺术结构魅力。悬疑剧是指带有悬念的离奇剧情的电视剧或电影,剧情引人入胜,较具有推理性。悬疑情感剧,则是加强了悬疑剧的感情色彩,不仅引人入胜,而且撩人情感。他早期创作的电视剧《红帆》就已经表现出悬疑艺术结构的色彩。那位海岛教师父子,难以言表的情感,不同的世界观和教学观,让人看着揪心,结束时儿子面对父亲要求他留在海岛继续教学而不予回答的悬念结局,让剧本深层的情感和思想更加耐人寻味。《爱情20年》虽然是一部工厂题材的爱情剧,却因层层情感的变化悬念而令人叫好。

小说《王大花的革命生涯》出版,标明郝岩的文学创作进入2.0时代:电视编剧进入一个可以更多自我主导的时期,在电视剧中彰显更多文学品性和艺术追求;谍战、抗日小说的写作逐渐回归历史理性和正常叙事伦理。在长期的写作中,郝岩已经与汉语言文字成了莫逆之交,娴熟程度令人叹止,语言文字都是他思想的流淌,已经能自由进出头脑所构建的文学时空,文学世界的金钥匙已经被他找到。他拥有超人般的快进快出能力,最快时一天能完成1.5万字,并且在编剧与小说家之间随意转换,对不同体裁创作的切换驾轻就熟。如果说依靠电视剧来承担现实关怀与价值建构的文化功能,指望电视剧来整体提升我们的审美品位、文化素养甚至是艺术思想,未免令人哑然失笑;可是,每个在资本面前有思考有文学追求的编剧,都应该像郝岩一样,即使带着资本、市场和病态需求等等种种镣铐,也要在艺术的天空舞蹈直至飞翔。评论界一直在关注郝岩的创作,影视财团一直对他追踪研究,当然也希望有关部门给予文学艺术特殊人才更好的扶持政策、更宽松的创作环境和更广阔的艺术舞台。期待郝岩飞得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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