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自我回归意识

摘 要：柳宗元在其山水游记中通过描绘自然山水，抒发了自己回归自然的意向。但由文中表达的情感趋向看，这种回归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文章通过对柳宗元十一篇自然山水游记的分析，阐述其作品中自我回归这一情感价值的体现；主要就作品中描写的意象、意象的色彩、抒发的情感几个角度阐述其自我回归的实质，并由柳宗元的心境、生平经历、艺术创作的渊源三个方面分析产生这一意识的原因，最终得出结论：这一回归实质是柳宗元在被迫远离仕途后不得已的自我压抑。

关键词：柳宗元 山水游记 自我回归

这种“自我回归”在文中是指作者在作品中通过以山水自娱的方式实现自身的情感寄托，从而对自然产生归属感的一种心理状态。柳宗元在山水游记中通过抒发感触，如“与万化冥合”之类，表达了自己希望与自然融合的回归意识，但这种表达在文中多有情感的反复波折，实际上是短暂且不稳定的。

本文就柳宗元《永州八记》及《游黄溪记》《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柳州东亭记》十一篇山水游记，探讨这种意识的表现形式及形成原因。

一、柳文中自我回归的体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其自我回归主要体现在意象的形态、意象的色彩以及抒发的情感上。在意象形态上，柳文多用象征、比喻等艺术化手法修饰，使景物具有一种在压抑状态下的动感；在意象的色彩上，柳文多用“黑”“青”“白”“绿”等形容词，使意象色彩偏于冷色调；在抒发的情感上，柳文中虽多有“喜”“乐”等情感词，但结合柳宗元当时的处境与心态以及游记中似乐实悲的描写来看，这实则为对内心忧愤不平的掩饰与压抑。

（一）意象的形态：压抑状态下的动感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由于描写的主体是山水，故意象也多以山水景色中常见的山石溪流为主，由表中可看出，柳宗元在文中描写的最多的是山、石、水这几种意象。在描绘时运用了拟人、夸张等手法，表现山势的陡峭险恶与水势的蜿蜒曲折，使山水的形态富有动态感，从而使描写的意象显得形态奇崛。

通过柳宗元各种艺术手法的修饰，这些意象在文中展现出很强的动态感。但这种动态感却是作者内心躁动不安的表现，文中描写最多的是山、石意象，都出现了四十余次。但这些意象的形态却并不是自然舒展的。柳文运用较多的是 “奇”“怪”“峭”这一类修饰山谷外形的字词，对景物的描绘，如《游黄溪记》“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颏颔腭”，《钴潭西小丘记》“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然相累”“冲然角列”，《始得西山宴游记》“攒蹙累积，莫得遁隐”，主要是突出怪石崎岖不平的形态。作者用拟人的手法化静为动，“突”“负”“冲然”“攒蹙”都具有一种在重压之下穿刺的力度感，这些动词赋予山石人格化的外形特征，同时也是作者本身内心情感的投射，“被压抑的能量发泄可以通过移置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满足。”{3}受到压抑的内心移情于物，在观赏景物时获得暂时性的满足，同时将主观情感宣泄在审美客体上，山石这种努力想要向外突出却不得舒展的形态，实际上是作者受到压抑的情感的外化，故而呈现出一种扭曲的形态，这与柳宗元本人的心态由立志大展抱负到身处异乡抑郁不平、被迫扭曲是相符的。

除山石之外，柳文中描写较多的景色是水。按水的冲击力度来分，游记中的水意象具有动静两种状态，在柳宗元山水游记中所占的比例大致相同。其中偏于静态、力度较弱的水意象，如“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溪水积焉，黛蓄膏”等，反映出柳宗元内心较为平和舒缓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柳宗元与山水能达到较高的契合点，故在文中也有“洋洋乎与造物者游”的暂时性的满足感。但处于动态、力度较强的水意象，其中的一些同样具有这种处于压抑状态下的动感，如：“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这一类的景象展示出溪流总是在受到山石等阻碍后爆发出能量，表现出富含力度的视觉冲击感，文中所用的“抵”“啮”“堕”等词，赋予水意象强烈的动态感，反射出柳宗元由于在现实中前途受阻，内心积郁，从而将积蓄的能量宣泄在山水这一客体中。“所有这些被压抑的心理都有十分强烈的要求出路的愿望，企图得到发泄和表现。”{4}换而言之，这种在压抑下具有动感的山水景色，体现出了柳宗元郁郁不平的心境。

（二）意象的色彩：营造出偏于冷色调的意境

柳文中描写出的意象，其色彩大多偏于冷色调，在意境的营造上展现出一种清冷幽寂的氛围，反映出作者内心“凄神寒骨”的情感基调。

由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描述可知，柳宗元游览山水的时间主要集中于春季及春夏之交，故文中才会呈现出“青树翠蔓”“纷红骇绿”“黛蓄膏”等景色。在天地四时的运作中，春夏两季是万物生发的时节，在自然山水之间应呈现出生机勃发、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柳文景色的描绘却偏向于清冷的色调，并不着重于描写自然景物朝气蓬勃的形态。由表中可知，其中的色彩虽然五彩缤纷，但以冷色调偏多，冷色调所使用的频率是暖色调的5倍。除此之外，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主要写山水草木，其主体的构成部分是山石，则未在文中出现，但可推断出的色彩是深灰、浅灰等色，也属冷色调。 这些色彩词反映出作者在自然中内心不稳定的状态。“因心理因素导致物体表面面积大于实际面积的现象称为色彩的膨胀性，反之称为色彩的收缩性。暖色属于膨胀色，冷色属于收缩色。”{5}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的冷色调词汇的使用频率远大于暖色调，虽然我国传统山水景象及绘画中的主色调以青绿或水墨的冷色为主，但结合表一与表二中柳宗元对山水形态的描述来看，山石崎岖的外形以及大量冷色调的运用，反映出的是作者在山水之间局促拘谨、自我收缩的心态。“以明暗对比强烈（明色与灰、黑等）的成对色彩为流行反应色者：优越感与劣等感交织在一起，属精神高度紧张的神经质。”{6}柳宗元游记中的黑、黛等暗色与高纯度的红、赤、翠等亮色交织在一起，明暗对比明显，如“平者深黑，峻者沸白”与“纷红骇绿”相杂、“黑肌而赤脉”与“绿青之鱼”相间，反映出作者被迫放弃了原来的优裕生活、被贬至僻远的异乡，从而产生的心理落差与焦虑紧张的心理状态。

（三）抒发的情感：不稳定的自我回归，实为自我压抑

柳宗元在山水中多次抒发了在山水之间怡然自得的心情，但在文中的情感表述与内心的实际情感有不符之处，虽然在山水中获得暂时性的满足，但实则为内心深处的自我压抑。据统计，柳宗元在文中所用的情感词，“乐”字6次，“喜”字1次。虽然在文中未出现“悲”“哀”等字样，且出现了数次的“乐”字，但由表

一、表

二、表三中表现山水冷峭的形容词与表现冷色调景色的色彩词可看出，其所谓的“乐”与文中所表现的意象形态不符，再加上作者本人也常在文中隐喻自己“乐”中藏“悲”，如《钴潭记》结尾“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既然已提到了“夷”与“故土”，说明作者还是不曾忘记二者的区别。故徐又铮云：“结语哀怨之音，反用一乐字衬出，在诸记中，尤令人泪随声下。”又如《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中一开始云“心乐之”，而后又云“凄神寒骨，悄怆幽邃”，形成前后矛盾的情感起伏。朱翌评论其“向使子厚自辅其气，不失中和……不为即适矣乎？必欲遂穷荒虚之境，探岩谷之穴，至凄神寒骨而后已”，即柳宗元在被贬谪的异乡并不是以一种“中和”的平稳心态观赏山水，而是希望寄寓山水以消除内心抑郁，却又不得解脱。此外，作者还借《钴潭西小丘记》的“弃地”表达自己被朝廷所弃的忧愤不平，诸多类似的表述说明了柳宗元不可能在这种抑郁的心理状态下寻得真正的解脱与回归。

由柳宗元在贬谪时期所写的诗歌也可窥见其心路历程。他在《冉溪》中说：“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这种“囚”的心理与《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的惊恐不安相互照应，在《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中“海畔尖山似剑，秋来处处割愁肠”同样通过奇崛尖刻的山石意象，抒发自己的愁思之深。在异乡与亲人告别时，他写下“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可见在多年的贬谪历程中，即使寄情山水，也无法消解其内心对生离死别的悲痛。与之相较，曾被前人认为与柳诗有相似之处的陶诗，其诗歌中的自我回归意识就表现得更为真切。陶诗悲欢喜乐、闲逸之情俱有，具有丰富的情感蕴涵。如：表现闲读诗书的快乐，描写屋外的景色“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是一派欣欣向荣的繁盛；表现农耕的艰辛与乐于农耕的志趣，直言“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抒发忧生之嗟，以“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调”渲染了诗人内心的惆怅之情。这些情绪在回归自然的过程中展现并通过自然的景色得到疏导，进一步加深了对自然的归属感，升华为对田园式理想社会的追求。故陶诗在田园生活中不加掩饰地表现自己人生历程中的喜怒哀乐，实际上是回归自然的本真状态。而柳宗元在其山水游记中种种矛盾的表述方式，却说明其归属感是暂时的，不稳定的。

二、形成这种自我回归意识的原因

（一）个人心境：被动远离仕途的自我回归

柳宗元的回归自然较为被动。在其仕途顺利的人生道路上，由于参与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事件，被贬官永州，回到京城之后怀着能够再次施展抱负的信念，却被贬官至更远的柳州。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使柳宗元在自己长期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形成了地点依恋的心理，而这一熟悉的地点正是建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的主要活动场所。即“对地点依恋包括了对一个地点的感情依恋，赋予我们的经历以意义的记忆或者其他的认知解释，以及脱离该地点的焦虑感。对地点依恋越强烈，那么一旦不得不从该地点搬走所产生的悲痛就会越强烈。”{7}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社会环境、身处异乡使柳宗元产生了格格不入的局促感和焦虑感，他在不少书信及文赋中都有提到。如《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宗元以罪大摒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索，处则若关桎梏。”《与李翰林建书》云：“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这是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所抒发的苦闷。《惩咎赋》“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轲”、《闵生赋》“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囚山赋》“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等都表现出了他在异乡山水中的局促不安。在诸多贬谪时期所做的文章里，柳宗元在文中多用“囚”字，可见这种将自己视为囚徒的心理，使他不能在自然山水中获得回归。

由习惯的居住环境被迫转移到陌生的环境以及自己对这种环境改变的不适应性，使自身的压力增大，主体能动性大大减弱，从而产生了消极的情感反应，形成了被孤立的被抛弃的心理感受，柳宗元山水游记中“弃地”的描写即是作者这种内心的写照。这种心理“直接导致柳宗元的性格由初始的外向型激切发露向内敛型的忧郁冷漠发生变异……从而表现出一种集苦闷、悲伤、忧愤于一体的而难以言状的精神空落感”{8}。这种精神空落感投射到异地的山水中，则表现为暂时性的寄寓自然而终不能回归自然的失落。就内心意愿而言，柳宗元向往的是儒家兼济天下的人生理想，他在仕途人生中积极寻求实现这种人生理想的实现途径时，却遭受意想不到的打击，被贬流放，在被贬异乡之后，他毕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受阻，于是以寄情山水，作为宣泄自己内心郁闷情感的途径。但柳宗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回归自然，在传统儒家理念的长期教育下，他执着追求的是回归仕途建功立业；在人生价值不能实现的前提下，他无法完全释放自己内心的消极情绪，故在山水中只能故作欢乐，以获得暂时性的满足。

（二）生平经历：由顺境转入逆境

柳宗元祖上世代为官，受到父亲柳镇在任时刚直不阿的影响，也立志要“以理天下为悦”。他在年轻时也有不小的成就。韩愈《柳子厚墓志铭》中谓柳宗元“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柳宗元在弱冠之年进士及第，后博学鸿词科中榜，仕途顺利，名声大振，在朝中结交了不少具有政治地位的大臣。柳宗元自己写信回忆也说：“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与萧翰林书》）表现出少年得志的喜悦。而后参加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在革新初期，王叔文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百姓的政令，史称“市里欢呼”“人情大悦”。柳宗元自身的社会价值感也在此时得到了满足。但由于种种原因，“永贞革新”受到当权者的反对，更使他由士族阶层的座上宾变为贬谪之地的罪臣，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被贬永州后，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因水土不服而病逝，加重了他所受的打击。柳宗元在《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志》中写道：“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徙播疠土，医巫药膳之不具，以速天祸，非天降之酷，将不幸而有恶子以及是也。”又在文章末尾疾呼：“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激烈悲愤、悔恨交加的感情呼之欲出，在永州所做的文赋也使人感受到他在逆境中生存的艰辛，如《囚山赋》中写环境：“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兮，若重墉之相褒。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下坼裂而为壕。欣下颓以就顺兮……穷坎险其焉逃。”除此之外，柳宗元的性格也对他在异乡的环境中不能够完全融入自然有一定影响。韩愈对其有“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的评价，认为其平素有急于功名的表现。柳宗元本人也曾说“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急功近利而遭受一而再再而三的贬谪打击，在外部环境受阻的条件下，促使他转而形成内在的自我封闭的性格特征。

（三）文学创作：受屈原幽愤的创作意识所影响

通过对比柳宗元与屈原的作品，可发现柳宗元在诗文中多次提到了屈原及其诗歌中的相关意象。这些相关意象主要集中在古赋、骚体文与诗歌中，而这些诗文多做于柳宗元被贬永州及柳州期间，如：《惩咎赋》作于元和三年，被贬永州时，文中“顾余质愚而齿减兮，宜触祸以阽身”与《离骚》的“阽余身而危死节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有异曲同工之处；《吊屈原文》怀古伤今，在凭吊屈原的情感中蕴含了自己的身世之悲；《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中说自己“怀沙事不忘。恋恩何敢死，垂泪对清湘”源于屈原被放逐之后、作《怀沙》之赋、自投汨罗而死的典故，虽云“恋恩”，却不忘“怀沙”之事，可见心中抑郁难平；《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作于元和十年，诗云“无限居人送独醒”，一似千载前屈原感叹的“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孤独寂寥之感。后人对柳宗元的评价，也认为柳宗元具有与屈原相似的创作个性。《新唐书》记载柳宗元，云“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晁无咎为柳宗元的《惩咎赋》作序时，曰：“宗元窜斥崎岖蛮瘴间，堙厄感郁，一寓于文，为离骚数十篇。惩咎者，悔志也。” 可见二者在创作意识上颇具相通之处。

“柳宗元的诗文之所以能够‘深得骚意’，这主要是因为柳宗元与屈原有着相似的人生经历、相似的政治理想、相似的情感体验。”{9}二人都同样受到过贬谪的不公对待，具有强烈的参与政治的愿望却不能实现；在政治理想破灭后产生失落感与孤独感，并将一腔幽愤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再加上从小的文化教育中接触了骚体文，柳宗元对《楚辞》具有自觉的接受。他曾在诗歌中吟咏过“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也在文章中谈到“参之《离骚》以至其幽”，体现出发愤抒情以著书的“骚怨”精神。这种“骚怨”的情感也影响到了柳宗元回归自然山水的情感。由于满怀幽愤，柳宗元在楚地纵情山水时不能够获得彻底的解脱，也带有这种满腔抱负不得舒展的悲愤意识。这一主观色彩加诸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之中，使他在获得暂时的愉悦后，又再次激起内心的不平，情感映射在山石扭曲的外形及流水被压抑而冲击的形态上。在一腔忧愤无处发泄的情况下，他产生了“居是州，恒惴栗”的不安、“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的自嘲、“凄神寒骨”的悲凉，由于无法反抗人生际遇的不平，这些消极的心态是柳宗元自身命运被动接受的映射。

综上所述，柳宗元的回归是暂时的；不稳定的情感，实质是被社会文化圈所排斥而形成的自我压抑。柳宗元在仕途顺利的官场上遭受打击，被迫远离社会主流文化圈，抑郁焦虑的心态使他无法在异乡的山水中得到真正的解脱，故其自我回归意识只能是暂时性的。

{3} [美]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陈维正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78页。

{4}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35页。

{5}{6} [日]本孝雄、藤英昭：《色彩心理学》，成同社译，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9页，第70页。

{7} [美]保罗・贝尔等：《环境心理学》，朱建军、吴建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02页。

{8} 尚永亮：《论柳宗元的生命悲感与性格变异》，《文史哲》2000年第4期。

{9} 李小燕：《柳宗元诗文楚辞接受研究》，《河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参考文献：

[2] [美]C.S.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M].陈维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3] 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 [日]本孝雄，藤英昭.色彩心理学[M].成同社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

[5] [美]保罗・贝尔等. 环境心理学[M].朱建军，吴建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6] 尚永亮.论柳宗元的生命悲感与性格变异[J].文史哲，2000

（4）.

[7] 李小燕.柳宗元诗文楚辞接受研究[D].河北大学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

[8] （唐）柳宗元，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