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吵架》文本分析

研究生教学中，讨论是一种很好的方式，这里的讨论不是盲目的放羊式的放任自流。导师在讨论之前应该做好以下准备：一，提供相应的理论资源，使学生的思想依循大致的方向进行讨论，即教授此门课程的主旨目的是让学生掌握必要的概念，讨论则是消化理解的过程；二，渗透演绎式的思维方法，即从一般到特殊，由概念到文本的理念，在概念与文本之间寻找相应的契合点；三，坚持从文本出发，从感受欣赏出发，避免胶柱鼓瑟的弊端，做好解读示范；四，对学生的点评要有启发性，不要讲个人尊严，对不同意见不要简单轻率地否定，而要有宽容的态度。我以为这是导师准备的原则，否则，讨论就是浪费学生的时间或是导师乏力指导。

2012年我在北大访学时，经常去听一些教授给硕士、博士研究生或是高年级本科生上课，感受导师引导学生讨论的现场效果，感慨颇多。不好的，浮皮潦草的就不说了。我感觉我的导师陈晓明与吴晓东教授课堂讨论效果甚佳，他们能推动学生走向高处。具体做法是：先讲理论见解，布置论题，准备一段时间后开始讨论，大家评议，导师综合分析考量总结，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形成论文。

我以前也组织讨论，但不是很自觉，甚至也有轻松一下的杂念，想来颇感愧疚。

――刘绍信 （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硕导）

香港作家刘以鬯在小说创作上一直有一种执着的艺术追求和大胆的创新意识，他勇于尝试各种新鲜的创作模式，这令他成为香港文学史上璀璨的一颗星。刘以鬯的作品追求内在的真实性，用横断面的方法探求个人心灵，在创作意念上深受法国新小说的影响。他的小说创作实验在两个层面上得以彰显：

一、现代意识的成功转达，淡化情节，将心理感受置于首要位置；

二、叙述视角的转变，以物为叙述角度代替人的直接叙述。从这两个层面上，我们能够看到刘以鬯的创作所开辟的新土地有着西方现代派和法国新小说的痕迹。

《吵架》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实验小说，不同于其他作品，它没有人物、语言和情节，仅是由一些破碎的物象来说明一个结果：吵架。零度的叙事方式凸显了刘以鬯的创作个性，事件叙述者冷静旁观的叙述角度加强了读者的自觉探知欲，引发读者的好奇心，在寻找答案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思。这部充满神秘色彩的小说让我们不禁想要发问：吵架的主人公是谁？他们为什么会进行这样激烈的争吵？而吵架的结果和影响又是怎样？立足于作者对“吵架”现场的叙写，我们拨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共同走入作品中，以此来探求这些未知之谜。

一、初访神秘“战场”

《吵架》所呈现的大体环境是狼藉的“战场”，小说运用平面直视的角度进行外在空间的叙述，描写顺序由墙及地、由地再及墙，将整个屋子走了一圈：摔成泥块的脸谱、破碎的玻璃杯和花瓶、倒在沙发上的地灯、被撕碎的日报、横在地上的刀子、散落一地的麻将牌和筹码、横在地上失去生命的热带鱼、撞墙而烂的葡萄……这些凌乱而破碎的物象冲击着读者的视觉，继而令内心震动的便是“惊”，原本整洁温暖的家为何如此之狼狈，这一切究竟是由谁造成的，而这事件的背后又蕴藏着什么？在一片狼藉之中我们首先看到了“撕碎的报纸堆中有一件衬衫，一件剪得稀烂的衬衫。这件稀烂的衬衫衣领有唇膏印”，继而在餐桌上“照相架里的照片已被取出，那是一张十二寸的双人照，撕成两边，一边是露齿而笑的男人，一边是露齿而笑的女人”，这里可以推测出的情节是：主人公的关系是一对情侣，男人的衣领上有唇膏印预示出他可能做了背叛女人的事，而女人得知后难以抑制心中怒火而进行了激烈的争吵，随后又撕碎了两人的合照。

作者通过一系列的物象让我们对吵架的原因做了初步的判断，按常理来说，激烈的争吵背后往往会暗含着复杂多变的矛盾，或许男人的出轨仅仅是这一矛盾的导火索，导火索又燃起了矛盾的最终爆发，这使得积压多年的不平和愤懑于顷刻间喷薄而出。矛盾的根源何来，男人为何会背叛这个女人，两者又是怎样的联系在一起的，这些都引起了读者的好奇，在此基础上又设置了重重悬念。

二、再究复杂矛盾

细心阅读小说，会发现小说中出现很多关于家具摆设的细节描写，如：“上好的龙井”、式样古老的灯、画着“八仙过海”的纱绫、古瓷等这些带有中国传统古朴色彩的物件，它们同“马来西亚特产的竹篮”、墙上挂着的油画、北欧制的沙发、捷克出品的水晶烟碟这些舶来品相对比，代表了香港家庭中西合璧、古今共存的特征。作者对香港家庭的特征叙述从表达效果上看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显示出这家的物质条件优越，拥有高贵奢华、追求品质的生活，另一方面中西文化共存的不和谐暗示出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差异，预示着情侣关系紧张之所在。异类并置的叙述手法在这里被绝妙地运用，使情侣吵架的原因含蓄而隐晦地埋伏在文中，让读者不断地挖掘和品味。叙事向感觉敞开，把所有的语言定论价值撕碎，认真而冷漠地玩弄这些异类残缺的物象，用异类的物象间的矛盾来扩展心灵的伤痛。情侣伤痛的争吵不免让读者自觉地做着对比和反思，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大而扩之就会延伸到人与社会的矛盾。

香港是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西文化的交汇和冲击使得香港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人们热衷于追求物质生活的满足，这致使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严重失衡。优越的物质条件并不一定能够促进心灵的契合交流，而失去了心灵的契合就会产生隔阂，这种隔阂使得人与人之间难以维持正常的关系，因此走向破裂。人们过多地注重物欲就会造成人文精神的匮乏，由于精神生活的空虚而衍生出自私、虚伪和冷漠，原本朴素的真实感情被淡化和异化，从而导致价值观的裂变，这也是情侣两人无法沟通而吵架的深层原因。工业文明和社会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病态的关联，工业技术飞速发展，人文精神却愈加的匮乏，在现实面前，物质与精神似乎变成了一对无法调和的矛盾，究竟我们的社会以何种方式发展才能让物质和精神得以平衡，刘以鬯对此提出了质疑。

三、出彩的多重结局

小说以一张纸条作结，谜底被揭开：女人谈及离婚说明男女主人公是夫妻关系，原本相爱的两个人组成的和睦家庭却因为男人的出轨而崩裂，夫妻二人进行了激烈的争吵，女人在冲突之后留下纸条出走，有了离婚的思想准备。而离婚是女人解决问题的最终方式吗？电饭煲里的饭菜暗示出女人的通情达理，对丈夫依然关心，有和解的愿望，而究竟是和解还是离婚，女人将选择权留给了男人。

屋里没有了争吵、没有了撕扯，废墟样的战场上空充斥着冷凝的气氛，而电话的铃声却打破了这样的寂静。电话铃响了三次，重复的铃声让原本静态的战场有了动态的效果，在此作者运用了同类并置叙述的叙事手法。这三次的电话铃声效果略有不同，第一次响动，电话没有生命，周围环境死一般的沉寂，也没有生命的脉动；第二次响动，铃声彻底打破静寂，有种焦急和喧闹感；第三次响动，似乎具有浓厚的恐怖意味，这样的恐惧感犹如呼救的女人得不到援助而沉死水中，透出打电话者因电话无人接听的焦虑、担心和失望。这三次铃声渲染沉重、压抑和不安的气氛，让它们变成凝重压抑的黑云笼罩在家的上方，无形中和吵架联系在一起：是谁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而这电话的寓意又何在？

充满神秘感的电话令读者猜疑，或许这个电话是男人打来的，经过冷静的思考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到家里却一次又一次地无人接听，这铃声的背后透出男人对女人的担忧和焦虑，暗含着和解的愿望。男人和女人相同的愿望令我们看到夫妻关系的缓和趋向，一切又可以重归于好。这种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人的阅读要求，从古典小说开始就有着这样的传统，但作者却将此打破，电话铃声的重复响起使结局变得多重而且开放。

或许电话是女人打来的，女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挂念，希望男人冷静后回到这个他们共同的“家”，而回归他们自己的“家”就是男人的态度。电话成为了女人的试探，无人接听令女人心中凄冷，这种凄冷如同一把尖刀刺痛了女人温软的心，爱情彻底地被无情冰冷的现实摧毁，纯真的情感被物欲和情欲践踏得不值一钱，夫妻间的关系无从缓和，最终走向破裂。

也或许电话是男人的情人打来的，为了捍卫自身的利益，她准备说服女人放手婚姻，成全自己。她是这对夫妻感情破裂的导火线，又是夫妻感情彻底崩裂的推动力，而她的极端能否为她赢得一席之位？结局给予我们的是无限遐想。

夫妻双方的感情根基是爱情，而爱情是人最原本质朴的情感，这种纯真无杂质的情感可以使两个人关系得到和解，让我们看到人性的本真是可以越于物质名利存在的，这是我们倡导的真善美的理想。而同样是爱情，它也可以被物欲和情欲所践踏，工业文明带来的物欲使得原生态的情感裂变异化，它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与隔阂，隔阂的加深催生了时代的悲剧，作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悲剧呼唤原始本真，向往人文精神的改观。物质和精神的平衡点在何处？它们能否真正达到和解？刘以鬯的质疑让我们陷入反思之中，这是文本精神沉睡良久后的觉醒，人文精神的复归有了新的希望，在此作者让我们看到了希望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