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村我的城

一

律回岁晚，寒气尚未完全褪尽，板结的大地上铺了一层霜。高低错落的冬青树，像一些裹着棉大衣的兵士，戍守着脚下这块贫瘠的土地，以凌然的姿势在眺望春天的到来。

村头的池塘边，一大一小蹲着两个孩子。看模样，应该是一对姐弟。消瘦的脸蛋被霜风冻得通红，却仍露出快乐的表情。水面上，几只鹅在来回戏水。不多一会儿，不知是浮水浮累了，还是讨厌水的温度，几只鹅一起上岸，曲颈偎在孩子脚旁。那两个孩子低埋着头，同时伸出四只乌紫的小手，争相抚摸鹅被雨淋湿的翅膀。嘴里嘀咕着什么，不知是在与鹅谈心，还是在诉说自己正在度过的童年。鹅扇动翅膀溅起的水珠，打湿了他们身上破旧的棉袄。

这是我在旧年底回故乡时看到的情景。那天，距离来年春节还有不到十天。这组池塘边的生动画面，给了我意外的感动。尽管，在这感动的背后，暗藏着那么一点点的凉。

这凉，来自于近些年我回乡的见闻感受。每次回去，我都有一种迷失的惆怅。我感到故园就像一位寡居多年的老太太，正在斜阳晚照下，孤单地苟延残喘着。良田大面积荒芜，茂密的杂草成了野鸡、老鼠等动物的“游乐场”。房舍破败得不成样子，宛若蒲松龄笔下那些狐仙出没之地，透着一股子阴气。一根根被蛀虫啃坏的柱子，像尸体腐烂后裸露出来的骨骼。沧海桑田间，青山依旧，夕阳几度。往昔的热闹与生气，早已随着年轻人的出逃，老年人的病逝而烟消云散了……

目睹斯情斯景，故乡，这个陈旧而又伤感的词汇，一次又一次击中我的要害。像一柄生锈的柴刀，认出了它曾经留在我手上的那道伤疤。一丝隐忍的痛，在我的心尖上颤动。二

听母亲讲，那两个小孩，是村头张大爷的孙子孙女。张大爷是我们村出了名的倔强老头儿。为人耿介，有正气，曾得罪过不少的人。

有一年春天，村里要集资修路，村长偏袒其小舅子，想方设法把工程项目承包给了他。全村的人都知道其用意，却敢怒不敢言，只偶尔躲在背地里议论一下。结果路修完半年时间不到，路面就开了坼。路基也被几场大雨泡得松软，出现塌方。村人们看在眼里，却仍旧不敢做声。唯独张大爷义愤填膺，像一只被激怒的蜂王。有天傍晚，他早早地收了活儿，气急败坏地跑去村长家里讨说法。一进门，张大爷就指着村长的鼻子骂：德泽娃儿，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人做事，不能昧良心。这条路是用全村人的血汗钱换来的，现在出现状况，你必须跟大家作个交代，否则，我就是去区里、市里，甚至到北京，也要讨回公道。村长先是爱理不理，后来发现暗中支持张大爷的人多了，怕万一弄出动静，自己官职不保，只好叫他小舅子返工，重新将路修复。这之后，虽然张大爷伸张了正义，为村人们出了头，可村里的人怕惹火烧身，也只能暗中感激他。于是，来自村长的仇恨也便记在张大爷一人头上了。权力就是那么令人惧怕，即使是来自基层的小小职权，也能让众多逆来顺受惯了的草芥之人胆战心惊，低眉垂首。

张大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福建打工，二儿子在广东打工。两个儿子离开他，均已快十年。这其间，他们只在几年前的春节回来过一次。平时，都是张大爷和老伴儿赵婶相依为命。赵婶常年有病，家中草药从未间断。这些草药，都是张大爷按照偏方去山上挖的。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家整天飘散着一股中药味。打从门前路过，一股浓浓的刺鼻怪味便随风扑来，像有毒气体一样将人淹没。张大爷对赵婶很体贴，天气晴好的日子，他会端张椅子，坐在院坝里，替赵婶捏腿捶背。累了，就掏出烟袋，卷一张烟叶抽。阳光从树枝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他们皱纹纵深的脸上，像一幅苦难浸泡出的剪影，透着祥和而又复杂的表情。

可就是这么一个细心胆大，长着硬骨头的老人，却在前年经历了丧子之痛。他的大儿子在福建无故辞别人世。老两口得知消息后，老泪纵横，悲痛万分。工厂在通知死者家属时说，他们的儿子下班后，独自去外面喝酒，归途中，失足掉下街道石梯，导致头部破裂而亡。可张大爷说他儿子以前在家时从不沾酒，死活不相信厂方说的话。但苦于路途遥远，无法取证，厂方只是象征性地赔了一点钱了结此事。

当死者火化后运回乡里，老两口坚持要为儿子举行一场葬礼。张大爷说，他儿子命苦，从小跟着他受穷，在外闯荡多年，还没讨个女人成家，就赴了黄泉。在他人生的最后，举行一个仪式送其上路，既是对儿子的补偿，也是对自己的安慰。

据母亲说，举行葬礼当天，全村的人都去了，包括一直仇恨他的村长德泽。场面十分热闹。锣鼓齐鸣，鞭炮喧天。看到老两口孤独、凄苦的样子，在场的人都泪湿眼眶。一个铮铮铁骨，顶天立地地活了一辈子的老人，却没能经受住这意外的沉痛打击――张大爷那天晕倒在了大儿子的坟前。

在农村，倘遭遇老年丧子，就等于打碎了“香炉钵”，少了一个给自己送终的人。这种撕心裂肺的剧痛所暗含的乡村宗族文化意蕴，不止是肉体所能承受的灾难。一种比权力更为可怕，也更为残酷的灾难。

直到葬礼完毕，张大爷的二儿子都未曾露面，这是张大爷耿耿于怀的地方。得知大儿子死讯，他首先想到给二儿子打去电话。可二儿子在电话里说：既然人已经死了，那就埋了吧，我厂里请不到假，就不回来了。张大爷听完二儿子说的话，心像被毒蛇咬了一样痛。他不愿相信这两兄弟之间，竟会隔膜得如此深。都说血浓于水，可二儿子让他失望了。这无疑又给这个刚刚遭受丧子之痛的老人当头一棒。但没过多久，张大爷即想通了。他这两个儿子，从小都在忍饥挨饿中长大，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为碗里仅剩的一块肉，会争得拳脚相加。物质的极度贫乏，加之未受过良好的教育，导致了亲情的疏离。长大后，为了生计，他们又天各一方，为各自的命运苦苦挣扎，多年不曾有过问候和交流，冷漠是必然的。谁也改变不了谁，不论活着还是死去。

三

我站在池塘的堤坝上，冷风吹皱池水，几根散乱的鹅毛漂浮在水面，像我散乱的心情。天空阴惨惨的，要下雨的样子。那些挺立的冬青树，像一些冷静的旁观者，静静地看着这两个孩子。 一种创伤，再次子弹一样击中了我。

我走过去，朝孩子打了声招呼：你们不怕冷吗？可能是我的声音惊扰了他们，两个孩子同时转过脸来，疑惑地看着我，有些羞涩，又略显惊惧。大概是见我并无恶意，他们才渐渐放松下来，又继续回转身去抚摸身旁的鹅。我接着问：你们爸妈呢？女孩埋着头说：广东去了。那你们跟着谁吃住啊？女孩回答：婆婆。在我跟女孩简短的问话中，那个瘦小的男孩一直没出声，独自跟鹅玩耍着。仿佛他已经遗忘了自身以外的世界。

这两个孩子的父亲，即是张大爷的二儿子。母亲跟我说，张家老二是在他大哥去世一年后回村的。他回来不是为了悼念大哥，更不是为了安慰父母，而是设法在镇上购置商品房的。

近两年来，因我故乡属于库区，又紧邻旅游风景点，区委区政府着力打造旅游产业，要对旅游点周边环境进行规划、整治，对景区周边居民实行整体搬迁，此举闹得乡民们人心惶惶。但后来由于拆迁赔偿压力大，政府只将库区外围的居民作了安置，统一在镇上给他们建了还房。而对于生活在库区里面的居民，未做任何拆迁动员。这让村民心里极度不平衡。眼看河对岸的人有序搬入楼房居住，他们就像吞咽了苍蝇一样难受。

我理解这种难受。

被河流围困了一辈子的农民，做梦都想逃离这个穷山沟。他们祖祖辈辈挣扎于此，见惯了崎岖的山路，交通的闭塞；体会了劳动的受苦，贫穷的折磨；经受了山石滑坡的恐慌，河流涨水的厄运……他们早已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如果村里的男青年，不出去靠打工挣钱，是很难讨到老婆的。因此，这里一代又一代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憧憬：进城。在农村人眼中，城市不但能让他们的肉身免遭超强度的劳作之罪，还可以使他们过上体面的有尊严的生活。就像那些搬进安置房的农民，虽然生活在镇上，生活本质也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他们的生活态度明显不同于过去。曾经总是愁苦的脸上多了几分光泽，心情似乎也好了很多。从人面前走过，腰杆也比过去挺得直了。这些微妙的变化，让仍旧困在库区内的居民心生嫉妒。

后来，政府为平民愤，照顾居民情绪，避免群众上访滋事。他们招商引资，在安置房的另一边，专门辟地建了几栋商品房，以每平米一千五百元的价格销售给当地居民。这一看似惠民的售房政策，同样害苦了那些梦想“进城”的老百姓。由于商品房只售给拥有本地户口的居民，房屋又不能按揭贷款，必须付现金，每套住房总价都在二十万元以上。开发商贼精明，虽有政府的建房补贴，他们仍投资谨慎。先让购房者登记，交预付款五万元（概不退还）。然后根据售房套数定量造房。交房时，再一次性结清尾款。

售房政策甫一公布，村民们都蠢蠢欲动。邻近几个村的乡民，像是受到外界突然袭击的马蜂，纷纷奔走呼告，一边通知在外地打工的儿子儿媳回来商量对策，一边四处向亲戚朋友筹措预付款。那段时间，这个亘古封闭的乡镇，刮起了一股现代化的飓风。它来势凶猛，先以摧枯拉朽的力量扫荡着昔日落后的生活风貌，又以饿虎扑食的威猛颠覆着这群农村人陈旧的思想观念。这场飓风伴着熊熊燃烧的烈火，点燃了这群穷惯了，怕惯了的乡下人生活的激情。他们像一群穴居黑暗已久的困兽，突然看到了光亮，嗅到了新鲜的空气，那种喜悦是幸福而迷人的。尽管，长久以来钻进他们体内的寒冷，还像寄生虫一样盘踞在他们的骨骼和肌肤里。

有了住房，就等于有了一个避风港，一个可以躲避风雨和日晒的硬壳。可对于农村人来说，要想买这么个“钢筋水泥浇铸的硬壳”谈何容易？为了交那五万元的预付款，不少家庭扯皮吵嘴，风波不断。老的哭，少的骂，搞得几个村子鸡犬不宁。

张大爷的二儿子跟老婆商量后，决定要在镇上购一套房。可他们这些年在外打工所存的积蓄并不多，除去日常开销，总共只有四万块钱。他们想尽各种办法，就是凑不齐预付款。无奈之下，张家老二想到了圈里养的那两头猪。猪原本有三头，张大爷为大儿子办丧葬时杀了一头大的。剩下的两头还不到出槽时间。这几头猪，是老两口熬更守夜，辛辛苦苦喂养的。当老二提出要卖猪时，张大爷坚决反对。张大爷对二儿子说：这猪是我跟老太婆唯一的经济来源，你们小两口在外讨生活，又没寄一分钱回来，把猪卖了，我们怎么办？你妈常年生病，要是遇到个三长两短，谁管我们？你这个不孝的东西。没想到张大爷的一番话，却激怒了二儿子。老二气急攻心，跨步上前甩手就给张大爷一耳光。张大爷用手摸着灼痛的脸，半天没回过神来。赵婶见势不妙，吓得浑身哆嗦地跪在地上，边哭边给儿子求情。这个张家老二丝毫不顾母亲的规劝，仍怒目圆睁，大声吼道：你们不要倚老卖老，我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全是你们给害的。

那天下午，张大爷像一个受到刺激后突然变得呆傻的人。他坐在院坝边的条石上，一口接一口地抽闷烟，袅袅烟雾在他头顶盘旋。

张家老二打骂完父亲后，就抄着手出去了，直到吃晚饭时，也不见回来。他还在四处为预付款的事发愁。赵婶叫张大爷吃饭，张大爷一声不吭。他在院坝边坐到天黑尽，直到把烟袋里的烟叶抽完，才回房去睡觉。赵婶让孙子孙女端去饭菜，哄爷爷开心。张大爷仍是不理，独自躺在床上，望着屋顶上的青瓦发愣。赵婶体谅张大爷心情，便再没去打扰，独自收拾碗筷到灶房忙活去了。孙子孙女也开始守在电视机旁，看起了动画片。

待赵婶忙完灶房的活儿，准备为张大爷倒杯热水时，才发现躺在床上的张大爷不见了。赵婶慌张地喊了两声：老头，老头。没人应。跑去问孙子孙女，也说没看见人。这时，赵婶乱了方寸。她急忙冲向院坝大声喊叫：老头……老头……仍未听见回应。黑夜像一层幕布，掩盖了赵婶的哭喊声。

当张家老二气咻咻回来时，看到家门前的池塘边人声喧杂，几只手电筒形成的光柱，像几柄挥舞的利剑，试图将这深黑的夜幕撕裂。远远地，老二听到母亲的悲声，预感出事了。他急匆匆跑近一看，发现父亲上半身栽在池塘里，满嘴都是泥，两只放大的瞳孔充满血丝。张大爷的尸体旁，横放着一个装过“百草枯”的空药瓶子。老二一下子傻了眼，双腿直打哆嗦，像一棵飓风中不停摇摆的树苗。

一生倔强，不畏强权，乐善好施，誓死捍卫做人尊严的张大爷，就这样潦草、绝望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刚处理完张大爷的后事，张家老二就急不可耐地奔赴广东去为做“城市人”的梦想而努力了。他唯一留给多病母亲的，除了痛失至亲的双重悲痛，再就是两个幼小的孩子。为实现伟大的进城之梦，他不能携带任何包袱上路，他在做人生最后的孤军奋战，或拼死一搏。

跟两个孩子交谈后，我特意去他们现在的家看了看。家中大门紧闭，没有看见赵婶。孩子说：婆婆去后坡挖红苕去了。唯见大门两边哀悼张大爷的挽联还醒目地张贴着：

思亲唯望白云去

守孝常伴晚霞归

挽联写得情真意切，痛彻心扉。可惜本该守孝的人，却在亡者尸骨未寒之际，早已身披朝霞，踏上了漫漫征途。只留下两个幼小蒙童，守着空空的旧巢和一丝若隐若现的亲情。

当下的中国乡村，倘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果真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四

转眼到了春节。正月初一早晨，阳光已经照亮大地很久了，才听见村前村后稀稀拉拉地响起了鞭炮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那时的春节是热闹和喜庆的。天还未亮，鞭炮便炸开了花。那种持续不断的轰鸣，宛如滚滚春雷，从天边碾压而来，送来新年的祝福。鞭炮响过之后，便是孩子们的天下了。他们换上母亲缝制的新衣新鞋，在村子里欢呼雀跃。像一群春天的精灵，初降人间，充满了蓬勃的生命力。

可如今，这一切美好的记忆，似乎也随着那些固定的东西烟消云散了。

吃完母亲做的汤圆，我便跟随父亲去上坟。这是我们每年初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雷打不动。这一不需要制度来约束的自发行为，或许是维持乡村最后的一道文化传承了。祭祖让我们知道自己的根在何处，知道自己身体里流淌的血脉的源头在哪里，一个人无论走多远，都应该看清自己的来路。只有这样，人生才有方向感。

凑巧的是，我们在祭祖的时候，正好碰到赵婶带着两个孩子，也在给他们的爷爷和大伯上坟。这两座坟堆间隔不远，张大爷坟头上的白幡和花圈还没完全被雨水沤烂。赵婶拄着木棍，驼背弯腰，两鬓的白发像秋天的芭茅穗子，凌乱而焦枯。那张疲惫的老脸上还挂着两行泪珠，看样子刚刚哭过。而两个孩子则跟我初见时一样，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袄，双手冻得跟红萝卜似的。小男孩的鼻孔里总是爬着两条“虫子”。我向他们问好，他们回头看看我，便在婆婆的指引下跪在坟前，貌似虔诚地给逝去的亲人磕头敬香。

这个场面是如此的颓败，又是如此的神圣。

我不知道对这两个孩子来讲，他们是否懂得死亡的含义，但事实是，在他们本该享受父爱和母爱的年龄，生活却无情地剥夺了他们的童趣，又过早地教会他们如何抵挡生命里所遭受的寒冷。

上完坟回到家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那两个孩子的身影，像一场电影里的特写镜头，反复在我的脑海里放映。我在想，他们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会不会影响其身心发展，以至于当他们长大后，也像他们的父辈那样，以牺牲人伦道德的代价，去为一些虚妄的梦想投放赌注。

倘若果真如此，那么，这样的结局无疑是悲壮的，也是悲剧的。

怀着担忧的心绪，下午，我再次去看望两个孩子。姐弟俩仍旧在池塘边玩耍。他们的婆婆估计又上坡干活去了，大门依然关得很紧。在乡村，即使是春节这样的日子，农民们也没有消闲的时候。生活不允许他们休息和放松，更别奢望能像城里人那样，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围坐在电视机前，嗑着瓜子，翘起二郎腿，欢声笑语不断。他们命贱，没有那样的福分。

我给两个孩子带去几袋点心，希望能让他们高兴一下。小男孩一见零食，迅速站起身，伸出沾满泥巴的小手来拿。他姐姐却悻悻地望着我，原本伸出的手又缩了回去。我说：拿着慢慢吃吧，专门给你们带的。听我这么说，小姑娘才重又伸手接过食品。我让他们把手洗干净再吃，话刚出口，小男孩早已撕开食品袋，大吃起来。

这时，我下意识看了看他们自造的玩具――用干柴棍和黏泥土搭起的一座小楼房。我故意问：你俩弄的什么啊？这回倒是小男孩先开口：房子，我们的大房子。他接着用手指着“泥楼房”说：这间是爸爸妈妈的，这间是姐姐的，这间是我的。在小男孩给我提及的家庭成员中，唯独没有提到他们的婆婆。

也许，在这个孩子眼里，每天带病给他和姐姐洗衣、做饭的老太婆，还没有融入他的情感领域。又或者，他们的父母还没来得及教会他们如何感恩，如何寻找足迹的来处。

我继续追问道：如果在房子和爸妈之间做个选择，你们愿意选择什么？姐弟俩异口同声地说：房子。我问：为什么？姐姐说：爸爸妈妈都喜欢房子，有了房子，他们就不会每天吵架，也不会不管我们了，爷爷也不会死。

我的脑子像被人用砖头砸了一下，有轻微的疼痛感。面对这两个幼小的孩子，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每天上班或下班途中，都会看到大量不同年龄段的农村人从我身旁往来穿梭。他们穿着朴素，步履匆忙，缺乏自信。他们靠从事一些低廉的工种来养活自己。他们以放弃故园的惨痛代价，来城市里寻求梦想，期望借城市的一角屋檐避避雨，遮遮阳，但却最终不过是城市里的边缘人和弱势者。这个群体是庞大的，他们是一座城市幸福金字塔的基座。

经济学家茅于轼在他著的《中国人的焦虑从哪里来》里说：

住房的不平等，自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从来没有改善过。不管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统统如此，没有例外。也不管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是公有制或者私有制，都没有例外。现在和过去比较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就是不平等扩大了。最穷的人住房几千年来没有多大改善，古代的穷人和现代的穷人住得差不多，都是坏得不能再坏了。但是最富的人可大大改善了他们的住房，他们的住所不但有寝室、客厅、餐厅，还有电影院、动物园、宴会厅、画廊、收藏室。再往前看，不论什么主义，什么社会，住房的不平等恐怕是最难解决的人类平等问题。

茅于轼先生的这段文字，宛如一团浸泡在消毒液里的药棉，他在用这团药棉清洗社会伤口的同时，也让大家看到了时代和个人共同的尴尬。

五

节日是短暂的，就像幸福的消失一样。但这个春节留给我的痛感和思考，却不会轻易消失。因为，我知道在那些长满茅草的良田里，倒塌的房屋废墟下面，埋藏着人类生活过的印迹，以及历史兴衰的见证。

走在返回城市的路上，内心百感交集。车过小镇时，透过车窗，当我看到工地上那些正在建设的商品房，以及脚手架上那些刚过完春节，就匆忙赶来施工的农民兄弟，内心像涨潮的水，此起彼伏。我不知道那些商品房的背后，藏着多少家庭的喜怒哀乐，歌哭悲欢；更不知道，那些在城市里修建了无数漂亮住宅的农民工，有哪一间房子是属于他们的。

一生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曾在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发出过揪心的浩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如今，这声浩叹，穿越千年时空隧道，变成了一个孩童稚嫩的声音，在我耳际萦绕：房子，我们的大房子。这声音，尖细，有力，像植物拔节的脆响。循着这声音的余音，我顿生另一个追问――那便是贝淡宁、艾维纳合著的《城市的精神》一书里那句最具警示意义的话：

全球化时代，城市何以安顿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