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人在广州

2008年1月，广州街头题

20岁的餐厅服务员小萍性格爽朗，从湖南岳阳老家到广州刚刚3个月，已经与店里的老员工打成一片。

招呼完一拨客人，她又让贵州收银女孩再检查一遍自己现学的“速成英文”。小萍的英文发音里，混杂着若隐若现的“非洲口音”。

这并不影响她与客人进行基本交流。很多像尼日利亚人马杜这样的老主顾，都能讲一口地道的“广东普通话”。

马杜说话时，舌头怎么也打不起“卷”，总是不由自主地伸长舌头抵住齿龈，把“吃饭”这样的字眼读成平舌音。但诸如“靓仔”（帅哥）、“两公婆”（两口子）、“没所谓”（无所谓）等粤式词汇，他都能脱口而出。

每次点餐，小萍直接将马杜与他的广东妻子，引至他们习惯的倒数第一排餐桌前就坐。这家位于广州地铁二号线三元里站C2出口的非洲饭店，成为在穗非洲人的一个聚集点。 与自己的孩子交流都有问题

店里的大厨阿发本名阿尔法，架不住店里伙计老谢、七哥拿他生疏的汉语发音开玩笑，干脆起了这样一个非常广东的名字。凭借语言优势，他有时还会客串“跑堂”，为餐厅里几乎清一色的非洲顾客点餐、上菜。

“不要问我工资，我不是打工的。”阿发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不是餐厅的服务人员，而是老板特地请到中国来帮忙照看生意的。

最近阿发肩上的担子重了不少，因为这家快餐店的老板艾克，正在为挽救自己即将崩溃的跨国婚姻而焦头烂额，疏于管理饭店事务。

“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还是要离婚。”尼日利亚人艾克来中国已十几年，在广州的黑人商界小有名气，熟悉的朋友纷纷为他的情感挫折而忧心。

从事中非贸易多年的女商人何保愉告诉《望东方周刊》，在广州的非洲人虽然很多，但圈子就那么大，很多人、很多事都无法保密。而每一个异乡打拼者的人生际遇，其实都大同小异。

何保愉是广州增城人，她的布隆迪老友处巴、麦迪娜夫妇在广州的小北也开了一家非洲餐厅。通过这对朋友，何保愉认识了自己的先生，布隆迪黑人黄涛。

然而，在外人看来事业有成的处巴、麦迪娜烦恼并不少。

虽然在广州打拼多年，但处巴和妻子仍不会讲中文，英文也只略懂一点，平时两人只用布隆迪的一种土语交流。而他们的大女儿泰雅、小儿子杰德在中国出生、长大，能说流利的普通话、英语，但已经不会说非洲本土语言。

“他们与自己的孩子交流都有问题。”何保愉说，泰雅8岁，杰德6岁，都在中英文学校上学。他们的父母非常担心孩子长大后，会完全不适应布隆迪的生活方式。 与非洲人打交道的默契

在何保愉看来，泰迪、杰德除了肤色不同，生活习惯上与中国小孩完全没有差别。

泰雅剪掉了适合非洲人发质的小辫子发型，留起了齐刘海，杰德则热衷于收集班主任奖励的小红花。在何保愉的办公室里，张贴着姐弟俩荣获的“阳光宝贝”“立定跳远冠军”奖状。

两个孩子吃馒头，喝稀饭，讲普通话，但是带着湖北口音，因为在他们家工作了近十年的保姆是湖北人。泰雅和杰德还会随保姆回湖北老家过春节。

“只要摸透脾气，非洲人其实很好相处。”郭书国说。在广州，非洲人与中国人亲密相处的故事并不少。

马杜的孩子也在中国出生长大，能说一口地道的粤语。马杜告诉《望东方周刊》，他1998年来到中国，是到广州闯荡的最早一批非洲人，开始做摩托车配件贸易，后来转为护肤品，因为做生意，在广东江门认识了现在的妻子劳红，结婚后在江门买了房子。

虽然中国话说得很好，但马杜看不懂汉字，所以劳红也是他生意上的好帮手。

从事非洲签证中介服务的柳松告诉《望东方周刊》，非洲人大量进入广州后，因为语言、文化上的隔阂，引起了一些人的担心。实际上，到广州淘金的非洲人都是为赚钱而来，本着和气生财的原则，绝大部分人都会遵纪守法。“能发财的都是按照中国人的规矩办事、不乱来的人。”他说。

柳松曾是援非技术人员，援建项目完成后留在尼日利亚创业，回国后选择落脚广州。

他曾想向政府建议，设立专门的非洲贸易城以便集中管理，但这个想法在何保愉看来不现实，也没必要。她说，经过多年的磨合，政府管理人员、大厦物业，以及保安、非洲人的雇员，都已经形成了与非洲人打交道的默契。

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教授李志刚，是最早研究“非洲人在广州”课题的专家。他告诉《望东方周刊》，广州的小北路已经形成了包容非洲人聚居生活的氛围，这种“社区感”的形成并不容易，需要时间的积累，“这恰恰是管理上成功的一面”。 中非跨国婚姻大量出现

李志刚在调研中发现，广州的中非混血儿童以5?7岁居多，这是因为2008年以后，签证制度相对严格，为了延长签证时间，一些中非跨国婚姻开始大量出现。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目前在穗的非洲人已遍布非洲54个国家，留学生群体也来自52个国家。其中，广州市越秀区和白云区是非洲人在穗集散地，60%居住在白云区的三元里和越秀区的小北两个核心区域。

何保愉对本刊记者说，三元里的非洲人以来自尼日利亚等西非国家的群体居多，在小北活动的非洲人多来自乌干达、布隆迪等东非国家。

虽然非洲人社区越来越成熟，但非洲人也“越来越谨慎，不太愿意讲。”李志刚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2005年，在广州的非洲人群体刚刚开始被媒体关注的时候，人们抱着“欣喜”的态度去看待新事物、新现象，但随着媒体曝光越来越频繁，一些问题被放大，造成了外界对他们的一些误解。

在李志刚看来，远渡重洋来到广州的非洲人，大多具备吃苦、奋斗的“正能量”。他们在各自的国家也属于中产以上的阶层，身上有富于折腾、冒险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到广州寻找机会的同时，也把非洲这个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开放给了中国。

正是由于与非洲老板建立起默契合作关系，郭书国攒够了在老家湖北襄阳买房子的本钱。“像他这样，给非洲人打工在老家盖房子买房子的人不少。”何保愉说。

当然，非洲老板在促进中非贸易的同时，也赚取了可观的利润，这也是广州的非洲人群体越来越大的原因。而对于黄涛来讲，他来广州生活则是因为爱情。

黄涛7岁时父母死于当地的战乱，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将他送往意大利后，他被米兰的一家教堂收养了9年。此后，黄涛先是重返故土，又去迪拜谋生，最后跟何保愉留在了广州。

黄涛告诉《望东方周刊》，他正在考中文版的驾照，努力融入广州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