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女史的修齐情结

《李猗女史全书》，2014年7月齐鲁书社出版。整理者为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所长刘正刚教授。原编撰者为清代康乾时期的广东顺德李晚芳。李晚芳，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卒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以所居园名曰‘猗女史’”。

《李猗女史全书》主体分为三个部分：李晚芳早年的《读史孩见》（后名《读史管见》）、花甲之年的《女学言行纂》、其子梁炜的《菽堂分田录》。附录已经发表的研究《李猗女史全书》的学术论文两篇，一篇为刘正刚教授所著，重点在解析李晚芳解读《史记》；另一篇为刘正刚教授与其博士生完成，重点在解读李晚芳亦儒亦贾的思想，兼及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角色。

严格说来，《李猗女史全书》并非完全出自李晚芳一人之力，而是经历了一个裒辑成书的过程，期间亦颇多题跋赞注，有着多人的品读印记。从另一方面来观察，《读史孩见》和《女学言行纂》出自李晚芳是没有疑问的，《菽堂分田录》的肇始也是因为李晚芳，换句话说，没有李晚芳的点拨和指引，是不会有梁炜的分田的，也就不会有《分田录》了。从刊刻时间来看，《菽堂分田录》较早，在李晚芳去世的同年已刊刻，《读史孩见》和《女学言行纂》较晚，是因为李晚芳生前坚守作品不轻易示人的传统。李晚芳离世后其后人将这两种著作刊刻行世。《读史管见》和《女学言行纂》的扉页题署“顺德龙津猗女史李晚芳著，叔李履中介堂、侄梁景璋莪轩校订，男梁炜震科敬梓”。后来，三种著作有补刻，民国期间三种著作始被合辑影印面世。由此来看，《菽堂分田录》就像美丽的凤尾，附在《读史孩见》和《女学言行纂》后，为《李猗女史全书》划上了一个美丽的句号，使其浑然一体，翩然起舞于学林，流风所及，至飘然于日本。

一、《读史孩见》

《史记》作为我国传统史学体系正史序列的领头羊，历经两千余年传唱吟诵，成“无韵之《离骚》”。对《史记》进行加工者难全计数，除却重要的三家注外，研究、评点《史记》者，代不乏人。早在司马迁去世后不久，对《史记》的诠释、评订就开始了，《汉书・司马迁传》记载：“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但之后一段时间内，《史记》并未获正位，在经学颇盛的汉代，《史记》的一些标新立异之论为时所轻视。直到南北朝时期才有改观，出现了裴S的《史记集解》这样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史记》学到唐代形成一次高潮，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韩柳等大家对《史记》颇为看重，《史记》风重一时，出现了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这样两部与《史记集解》可以鼎立的大乘之作。唐代以后，评点《史记》的风气不绝，宋代许多文人如“二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三苏”（尤其苏辙的《古史》）、黄震（《黄氏日抄》）、郑樵、洪迈（“容斋”系列著作）、刘辰翁（宋倪思撰刘辰翁评《班马异同评》及明凌稚隆《史记评林》收刘辰翁的《史记》评论）、王若虚（《史记辨惑》）等，对《史记》都有评论之功。

明代则成《史记》学的又一高峰，对其评点者恐有近百人之多，也成就了不少颇具深度的专门著作，如杨慎《史记题评》、唐顺之《史记选要》、茅坤《史记抄》、归有光《归震川评点史记》、钟惺《钟伯敬评史记》、王慎中《史记评抄》、陈仁锡《史记考》、邓以赞《史记辑评》等，凌稚隆《史记评林凡例》中说：“太史公《史记》批评，古今已刻者，惟倪文节《史汉异同》、杨升庵《史记题评》、唐荆川《史记批选》、柯希斋《史记考要》；其抄录流传者，何燕泉、王槐野、董浔阳、茅鹿门数家。若杨铁崖、王守溪、陈石亭、茅见沧、田豫阳、归震川数十家，则又搜罗而出之，悉选录入兹刻。更阅百氏之书，如《史通》《史要》《史钺》《史义》唐宋确论，《史纲辨疑》、黄东发《日抄》、邱琼山《世史正纲》《日格子学史》之类，凡有发明《史记》者，各视本文，标揭其上。”以此叙述来看，明代评点《史记》者真是灿若群星。综合计之，《史记评林》收有明代评语八十五家。到明万历后期，福建晋安人李光缙又增补王世贞、李攀龙、焦f等人的评点，完善《史记评林》，补刻印行，计补九家，此可见明代评点《史记》之大概盛况。

清代评注《史记》之风长盛不衰，其要者如吴见思《史记论文》、李景星《史记评议》、汪越与徐克范补《读史记十表》、牛运震《史记评注》、“考据学三大家”（王鸣盛《史记商榷》、赵翼《史记札记》、钱大听《史记考异》）、梁玉绳《史记志疑》、崔适《史记探源》、杭世骏《史记考证》、林伯桐《史记蠡测》、郭嵩焘《史记札记》、蒋同庵《史记汇纂》等。

传统社会中，舞文弄墨、坐而论道几乎是文人的专利，文人则几乎是清一色的男人。史上虽不乏才女，但在庞大的文人群体中，可能只有“寥若晨星”能恰当地形容女性之少。女子再去评《史记》，则更是罕见。李晚芳无疑开了一代风气，也成就一代《史记》学。从其点评所引征的前人成果看，诸凡刘辰翁、倪思、钟惺、茅坤、董份、邓以赞、余有丁、陈仁锡、杨慎、唐顺之、王韦、凌约言、李贽、蒋同庵等清前期之前的《史记》评品之成果多有征引，见其涉猎之广，从其篇末“管见”之论，又见其识见之宏阔。日本人池内奉时说：“其辞义稳雅，评骘精细，可为读史之彀率矣。夫晚芳一女子，而灵心如衡，慧眼如炬，论断之明晰，识见之卓伟，起史公于九泉质之，亦应首肯。非贯穿百氏，而邃于性命之学者，所不能解也。呜呼！龙门史家之巨擘，古今之至文，而无所慊志。惟未闻君子之大道耳。兹以史公之寸学文章，修正谊明道之训，得若董子，则其是非自不至谬于圣人矣，岂容区区一女子之指摘也哉。抑女子之具有慧性、弄笔墨、工词翰者，世不为乏其人。今晚芳针线余事，有此著述，真巾帼而须眉者欤。”可谓的论。

李晚芳自己则认为，《史记》成书，颇具其时代意义和独出之成就，“宜其书炳R千古，后世作史者奉为圭臬也”。但是李晚芳认为司马迁著《史记》的情感基调是有问题的，大本失衡，导致庞大的叙事结构体系受到影响。李晚芳认为：“迁则挟一不平之意据于中，虽未必借立言为泄发，而灵台未净，则系累偏僻之私，往往吐露于字里行间而不自检，故其书，肆而不纯，谐而多怨。究其大本所失，失在自是而不知其过。自是则偏，不知其过则蔽”。基于这一认识，李晚芳“独惜其立意措辞，多有愤忿不平之过，或谓其遇使然，亦由其立心偏蔽，未闻圣人之大道也”。所以其管见部分多有补偏持平之论，旁观者清，李晚芳站在如许之多评论《史记》者叠成的高岗上，眼光少了腐儒的驽钝，而有了更多畅酣淋漓的意气和口实，使其评论不流于凡俗。 最近我正在编辑《史记日本古注疏证》一书，其中的很多评论和品读与该《女史管见》有互补之效，可转相印证，可互相支撑，亦可见《史记》学的生命力之强。

二、《女学言行纂》

女学，在中国奠基甚早，《诗经》中关于女子的一些言行和描述可视为源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有着重要的社会教育意义和借鉴价值。其中的女学成分不绝如缕。“三礼”初告大成，对女子的仪态和理念都有繁琐的规范，后来衍化为妇德、妇言、妇功、妇容等针对女子的文化之学，成为一大学科，蔚为大观。儒学强化后，关于妇德的内容更是成为社会的科仪闺范，于两千年家庭与社会的稳定繁衍之贡献难以用语言概括。从某种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中，男性文人掌握话语权，亦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对女子的评价和裁量权，女子的德、才、容受制于男子的欣赏角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这并不意味着女子在女学方面就毫无作为、一任评头论足，坚冰下面还是有春草在萌动。汉代开始，就不断有女学著作面世。在李晚芳的涉猎范围内，“有班氏《女诫》、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若华《女论语》以及《女训》《女史闺范》《女范》诸书”，但李晚芳认为这些书“类皆择焉弗精、语焉弗详，即经有宋周程朱张诸大儒，皆以风俗人心为己任者，间亦议论及此，而卒未有全书，是亦闺教一缺憾事也”。这种观点不难理解，女学之著述言论，一经汉儒之强化，再经宋儒之固化，虽有深度，却无升华和系统化，所以李晚芳“纂周汉以来名儒淑媛之嘉言善行，可以补《周官》、戴《记》之阙，而有裨于齐家之助者，采辑成书，间附以己意，名曰《女学言行纂》”。其不乏谦逊之语，但心绪古朴、立意高远、念处高企，修身齐家之初衷表露无疑，推而广之，则着眼于治国平天下：“自知辞义浅俚，难登大雅之堂。但世俗女孩，浅则易入，俚亦不厌，将少而习之，长而弗忘，老而弥笃，可以尽子道，可以尽妇道，可以尽母道。三道尽而家齐矣。余固以之自勉，亦愿推之一乡一国，凡为女子皆知所勉而各齐其家。程子曰：‘天下之家正，则天下治矣。’于以默赞圣朝之盛治，或不无少补焉。”修齐治平之论，巾帼岂逊于须眉，闺瑗未为忘忧国。这与《大学》之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的理念不谋而合，也是李晚芳从小处着眼、大处立足的重要镜鉴。

《女学言行纂》或许难以逃脱两分法所说的“糟粕”和“桎梏”的嫌疑，但是李晚芳所汇纂的大量女子言行为正人心、化世俗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言论跨越千古，形迹亘古不灭，成为回顾女学的重要参照和渊薮，在女学发展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笔。

三、《菽堂分田录》

《菽堂分田录》并不是李晚芳的著作，但没有李晚芳，就不可能有《菽堂分田录》。正是基于修身齐家的理念，李晚芳以齐家睦族的观念教子，劝诫儿子“莫辞本分内事，要为名教中人”。其子梁炜踏实经商，“竭力治生，跋涉江湖间者十余载”，忠信笃敬，以经商所得“多置田地，各分拨以实业”，致力于敬宗收族，完成了母亲所耿耿于心而无力或者说没机会完成的事业，成就一世义名，进而有了《菽堂分田录》。从这个角度来说，《菽堂分田录》是李晚芳理念的延续和升级。

《李猗女史全书》作为汇集《史记》研究成果的一个支脉，在《史记》评林中算不上大树，但从才女评史的角度来说，有其不可替代性和独出性，不可或缺，所以能飘洋出海、立足学林不是偶然的。当然，日本人研究我国《史记》的重点是大可注意的。岂独《史记》学，女学又何尝不是？《李猗女史全书》在日本的藏本竟然比在国内的藏本内容还要多一点，且多了日本人的题记，池内奉时的题记说：“余旧藏一本，而人之借求者多，不能遍应所求，遂覆刻以置诸家塾，读者由是以长其识见，则一百三十卷，迎刃而解矣。”一段时间内，《李猗女史全书》只在顺德甚至广州的学人圈子里流传，没有广及国内的影响，阮元总纂的《广东通志》艺文部分提到《读史管见》和《女学言行纂》，《读史管见》在《史记》学中间有提及，却没有获得与其内容相称的学术评价、获得它应该有的定位，令人费解。

近年来，也有学者将李晚芳与郝懿行夫人王照圆对比进行研究。以笔者粗浅的眼光来看，李与王倒不乏相似处，但结局大不相同。两人都重史学、女学，王则又兼涉猎经学、训诂，更像文人；李则过早操持家务，勤俭持家，清苦生活中艰难地奉侍翁姑、相夫教子。多病的丈夫去世后，李晚芳教导儿子经商致富，做好敬宗收族的事情，修祠堂，分田地，赢得了周围赞叹一片。王则一度过着夫唱妇和的生活，赢得了“高邮王父子，栖霞郝夫妇”之论，晚景却凄凉。李晚芳修身齐家的务实学问于此或可予人新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