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在海外的移植和分异

中国 传统文化，是中国境内各民族文化及其与外来文化不断交流、整合和 发展 的汇萃。她的中和、兼容汇通等特质，使她能够以非排他性在其他文化区域中生存，并以其特有的中和气质向外潜移默化地渗透流传，既可以融合于其他类型文化之内，又可以和谐地独立存在于其他文化区域之间。中华传统文化的播迁，在世界文化史上别具一格。

中华文化具有较强的涵化力和适应力，自秦汉开始不断向海外传播、移植，在东亚、东南亚文明史上产生了深刻的 影响 ，近代以来这种影响辐及欧美。从文化播迁的角度来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

（一）中华文化的传播：“汉字文化圈”；

（二）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

（三）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这三个阶段递相嬗变，各具特征。但第一阶段说的是在华侨出现之前的事，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一 中华文化的移植：华侨文化

16世纪以后，华侨出国经商谋生逐渐增多，华侨聚居区星星点点散布于海外城镇。负荷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口，通过自身的迁移与侨居，将中华文化移植异域，形成华侨文化，在东南亚各地及后来在美洲滋生蔓长。

西方殖民者开始在东南亚建立其殖民 经济 体系，华商的中介、华工的拓荒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形成华侨出国的外部拉力。福建、广东沿海，海外贸易素有传统，不少人出国经商。在明清政府的海禁政策下，甚至出现一些海商武装集团，以武力为后盾经营中国与日本、南洋等地的海上贸易。同时，人口压力日渐增强，也驱动农民出海谋生。此外，朝代鼎革、 政治 动荡，也驱使一些军民出洋避难。

在三佛齐（今苏门答腊），有几个华人海商武装集团，占地为王，如广东南海人梁道明，聚集数千闽粤军民，“雄视一方”（注：《明史》卷324，三佛齐传。）。今马来西亚沙巴的一个小港仍被称为 “林道乾港”，相传为林道乾所部海商武装与西方殖民者遭遇败退留居之处。在爪哇，有广东及漳州人移居，在一片沙滩之地上建起“百货充溢”之贸易港口，遂名新村，《瀛涯胜览》“爪哇国”载：“至今村主广东人也，约有千余家。”（注：又参见《东西洋考》卷3， 下卷。）柬埔寨有篱木洲， 也是“华人客寓处”。印尼的巴达维亚、 菲律宾的涧内、泰国大城的奶该、缅甸的八莫等地，都形成华人聚居区，巴达维亚、涧内华人曾达二三万人。

例如，婆罗洲的杜孙人，自称系华人后裔，初来种植胡椒，招致中国亲友，纳杜孙妇女为妻，繁衍成混血的杜孙人。其所著衣衫，所戴金属装饰品均同中国，栽植稻谷纯粹华法，并保留有敬神焚香之俗。（注：李长傅：《中国殖民史》第三章。）南越的明香（明乡）人、缅甸的桂家、敏家，都是明军残部流亡国外的后裔，与土著长期融合同化，但仍保留汉族习俗和信仰。缅甸的桂家村寨，都有一间小庙和一尊神像，祭祀祖先，小庙中的文字全为汉字，直到近代，他们见到来自云南的商旅，都以老乡之情热心接待。菲律宾的伊戈洛特—华族（Igorrote -Chinese），是明末广东饶平籍人林凤所部 “海盗”与土著杂居通婚的后裔，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自认为其后裔。菲律宾还有被称为“美斯提索”的族群，指华侨与土著的混血后裔，现在占总人口的5％， 几乎完全被菲西 社会 所同化。印尼的土生华人，与新客华侨群体相对，虽已不懂华语，但仍保留若干独特的中国文化传统。海峡华人俗称峇峇（Babas），形成于18世纪，在政治上倾向于大英帝国， 在种族上认同于华族，在文化与宗教信仰上多源于中国，生活习俗则融中、英、巫于一体。

中华传统文化随着同乡同族聚居城镇的分布而移植异邦，并形成独有的特色。中国传统社会的同乡会馆、同业商会等民间组织也移植过去。以地缘纽带维系的同乡会馆、以血缘纽带维系的同姓宗亲会、业缘关系组成的行会与商会，以及各种宗教组织、慈善组织甚至秘密组织，普遍存在于每一处华侨聚居区。这些社团的活动能量和社会作用，远过于中国本土的同类组织。客居异国，人地生疏，华侨谋生有赖于同乡同族之间相互提携，守望相助。华侨面对的通常又是种族歧视的世界，而贫弱的祖国无力保护，华侨唯有抱成一团。

会馆是华侨社会的中枢，严格说来，是华侨社会中各地域利益集团的组织，从而使华侨社会成为“帮”派林立的社会，也是华侨社会帮派争斗的根源。频繁激烈的内讧争斗，既是广东、福建农村宗族之间、村落之间、方言群之间械斗的海外延续，更表明华侨社会自成一个矛盾纷呈的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土著社会。如果华侨分散于土著人口之中，融合于土著社区，华侨之间没有利益冲突，就难以发生频繁的有组织的内部争斗。华侨华人方言群之间的这种帮派矛盾，盘根错节，直至今日也没有完全消失。

华侨社会与当地主流社会隔离的相对独立性，使移植异域的中华文化得以原汁原味地保存。辛亥革命前，男子留辫，女子缠足，身着“唐装”（男子穿布纽襟衫和宽头裤，女子穿布纽斜襟），与土著的差异一目了然。饮食上，中式竹筷与西式刀叉、东南亚土著的手抓迥异，礼俗上的区别更为繁复。关帝、天后、观音、城隍等神庙和各族姓的宗祠，都随着华侨的宗教信仰而“落户”海外，丰富多彩的民间节日与庆祝活动也在海外展开。在价值观念上，最突出的就是血脉代续、香火延绵……。

在移居国，华侨自视为飘零的过客，祖国和故乡才是他们的终身寄托。即使客死番地，也想托骨归乡，不能遗骨异地，否则就觉得背弃祖宗庐墓，数典忘祖。他们忍辱负重，胼手胝足，为的是在家乡建立和扩大家庭基业，期望有朝一日能够衣锦还乡。无论自己多么艰苦，他们都要将血汗钱寄回祖国的家庭，赡养父母妻子。经济条件许可便在家乡大兴土木，“大屋住人，祠堂崇祭，书斋设教，坟墓敬祖”，以实现光前裕后的传统理想。（注：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第118页。）优裕者关怀宗族乡梓，直至在国内举办公益事业，赈灾济贫，创立学校，兴办 交通 与实业。侨汇是华侨与祖国的一条经济纽带，据估计，1914年至1937年间，侨汇占中国国际收入的15.7％。（注：见《侨汇研究》，台北：侨务委员会研究发展考核处，1970，第14—15页。）战前厦门地区80％的家庭有赖于侨汇。

维新运动失败后，康有为等流亡海外。继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北美、日本、东南亚华侨社会中掀起更广泛的活动，保皇派与革命派在海外展开激烈论争，在华侨中激起强烈的中国人意识。在此之前，华侨社会是一个帮派的分裂社会，华侨活动局限于方言群内部，基本上只有“帮”的认同。论争使华侨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闽南、潮州、广府、客家、海南等狭隘的地域和方言群。

辛亥革命在华侨社会的深入展开，激发了华侨的中国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华侨或捐资捐物，或奔走呼号，开展各种革命活动，更有大批革命志士回国发动和参加起义，献身革命。孙中山高度评价“华侨是革命之母”。抗日战争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民族危机更将广大华侨推动到一个共同的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抗日救国，如火如荼，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悲壮史诗。华侨文化在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下臻于极盛。

二 中华文化的分异：华族文化

195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东南亚殖民体系崩溃，独立的民族国家相继崛起，对华侨纷纷采取强制的或温和的同化与融合政策。同时， 中国 大陆与世界的隔绝，使华侨华人与祖国的联系中断，中华文化的代续与传承深受 影响 。国内实行土地改革，中国政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并鼓励华侨加入所在国国籍。华侨逐渐转变为华人（华族），即由Overseas Chinese转变为Ethnic Chinese，中华文化在海外发生变异，由华侨文化转变为华人（华族）文化。

以美国为例。19世纪美国华裔土生人数少，不足一成，并被视为次等华人。至1930年代中，土生华人已占半数。他们作为美籍公民，受美式 教育 ，操 英语 ，受美国意识形态影响较深。这样，在华侨华人社会里，出现深受美国生活方式和社会观念影响的社会成分，他们对中国传统思想日渐生疏。这个群体日益扩大着对华人社会的影响，推动着华侨华人融入主流社会。不过，二战前认同美国的土生华人，尽管他们几乎西化，但仍强烈地遭受到美国对少数族裔的不公正待遇，因此他们存在着矛盾心理，在美国化与中国化之间彷徨。战后，种族平等成为美国的国策，排华措施逐渐取消，华人在美国的地位提高，经济处境改善，接受美国文化较深的土生华人，推动着华人社会朝向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方向的发展，疏远了中国传统文化。

华人入籍后，由效忠中国转变为效忠所在国，从中国侨民变为所在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从国家形态上来界定其民族属性，都是所在国的国民。从人种或血缘关系来界定其民族的 自然 属性，华族仍然是龙的传人；从社会文化方面界定民族的文化属性，华族文化仍具有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础、或在此基础上发生变化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这两个因素的存在，构成了华族作为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共同文化心理和生理基础，决定了它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立存在。应该注意的是，中华民族既是一个文化范畴，也是一个 政治 范畴，因此，华族不属于这一范畴。同时，世界范围内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华族，每个国家的华族是各自国家内的一个少数民族，各不相同。

以中国为中心的文化观，在华人文化中已不复存在，因为华人在政治上已完全认同于所在国。不仅如此，华侨向华人转变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华人被主体民族同化融合的过程。华人在作为少数民族的演进过程中，致力于当地社会的整合。华人作为少数民族融于所在国的国家民族之中，在文化上则成为所在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或者成为国家文化的边缘形态。

侨居心态大大减弱，由落叶归根转变为落地生根。作为当地一个族群成为华人自觉意识。华人积极争取公正平等的地位待遇，反对种族歧视。他们主动融入主流社会，加强与友族的交流，自觉参政议政。华侨华人一向远离所在国政治，现在积极参政成为一大趋势。在美国，70年代以前只有极个别的华人精英单枪匹马进入政坛，此后参政成为全美华人的共识，开始采取联合行动。1987年，美国华人名流发表《政治宣言》，成立华裔政治委员会。马来西亚则有华人政党，马华公会有党员50多万，是第二大执政党，此外还有民政党、民主行动党、人民团结党、华人统一政党等。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是闽南许氏华侨的后裔，她竞选总统时得到菲籍闽南人的大力支持。

华文教育方面，华校的数量在二战后达到高峰。50年代后期开始，东南亚各国政府相继严格限制或禁止华文教育，华校规模、数量和学生数量锐减。更重要的是，教育的 内容 和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华侨 时代 的华校，教育的内容与中国本土学校没有多大区别，主要是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等，其目的是为了灌输中国价值观。华人时代的华校，实际上只是一种汉语培训，旨在培养学生能够运用和使用汉语进行交流，基本上只限于语言教学。在一些国家，即使这种汉语教学也不允许公开存在。1980年代以后，随着华语地区经济的相继起飞及东南亚华商经济的发展，华语的商业价值增强，华文教育作为一种功能性语言受到重视，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复兴，不过这与1950年代以前的华文教育已不可同日而语。

华侨文学，是中国新文化在海外的分支，可称为“漂泊文学”，反映了华侨在异国的失落心态，寄托着游子对祖国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人文学，则仅含有对血统的认同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好奇和想象。

华侨华人社团也全面当地化，从侨民组织转为当地的国民组织，由战前华侨生命共同体转变为华人文化活动的组织。华人社团形式多样，百花竞放，学术团体、联谊会、武术团体、 艺术 中心、交流基金、中医中药团体、职业培训班……不一而足。传统社团内增设有妇女组、老年组、青年组。有的社团还发展实业，如马来西亚有“嘉应控股有限公司”、“马潮控股有限公司”等。活动内容多种多样，传统社团拓展服务面，直接服务所在国各族。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节组织者认为，只有建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华人才能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但并不是简单复制中华文化，而是要找寻华人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吸收、消化、融合土著文化和西方文化，加强各族文化交流，实现“马来西亚化”。

应该指出的是，不管如何变化，华人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是割舍不断的。中国毕竟是华人祖先的国度，必然存在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民族“根”的概念是人类的普遍心理现象。华人文化渊源于中华文化，对根的认同和文化源流关系、亲近关系，必然使二者藕断丝连。慎终追远，华人不仅在广东、福建等祖籍地开展联系，而且涌至其发祥地中原寻根祭祖。在某些地区，华人文化的中华色彩仍然浓厚，在特定的时代，中华色彩也可能回升。在新马华人社会，有华人说，来到这里，就像时光倒流，能够找到本世纪前期中国社会的某些传统。笔者耳闻目睹，深切感受到此言不虚。我有幸出席吉隆坡“广东义山一百周年纪念晚会”，节目内容虽不乏异国风格，但仍是以华人文化为基调。在美国华人社会，华人尽力融入主流社会，但隔阂与距离仍难以消失，他们因此自嘲为“香蕉人”——不管价值观念、内心世界如何美国化，外表黄皮肤黑头发始终改变不了，因此仍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异类，这种状况使他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审视中华文化。

世界各地的华族文化，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融汇其他各种类型的文化，尤其是所在国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不同的自然的、人文的环境下生成和发展，因而丰富多彩、千姿百态。各国各地华族文化，在大体相同的起点上演进至今，形成异彩纷呈的局面，这取决于不同社会经济背景、文化氛围、生存环境造就的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沧海桑田，文化变迁的丰富多样耐人寻味。（注：参见龙登高：《传承与分异：中华传统文化海外播迁散议》，载《东南亚研究》199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