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邦交中的间谍与间谍理论初探

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间谍活动的高峰期，间谍在国家大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学界在以往的研究中对春秋战国时期的某一人、某一国或某一个阶段的间谍活动多有探讨。但总体而言，与邦交相关的军事间谍活动及整个先秦时期间谍理论等问题则缺乏系统的研究。鉴于此，这里对先秦时期间谍的起源、邦交中的间谍活动及间谍理论作一全而的考察。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

一、间谍起源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间谍称谓颇多，如间、间者、谍、谍者、邦谍、帮贼、细作、游侦、倪、谍人、侯正、邦沟、内应等。这些称谓多出自先秦古籍，从中可以看出间谍分类较细，有军事间谍、邦交间谍、短期间谍及长期间谍之分。褚良才认为间谍是指受情报机关或雇主遣用以合法身份作为掩护，秘密打入或潜伏在对方内部或后方，从事获取或传递情报并进行监视、离间、迫害、刺杀活动的隐蔽者。然而，间谍活动极为复杂，褚氏这一定义更符合现代意义上的间谍，与先秦时期的间谍活动情况相比则不乏出入之处。在先秦时期，除军事间谍可以看作有专门的机构人员管理之外，其他均不明确见有情报机关及雇主介入。

事实上，人类很早就懂得使用间谍。就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而言，人类历程可谓是一部斗争的历史，最初的间谍也随着部落之间的斗争而产生。因为生产力发展导致贫富分化加剧，阶级逐渐形成，部落之间斗争不断。在一系列残酷的生存斗争中，部落之间依靠间谍获取情报自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文明时代之前的间谍活动因没有资料记载而没有传承下来，以致我们现在仍然无法查找相关的资料，但是不能否认其间谍活动的存在。

间谍是因利益之争而产生的。在原始社会，利益之争也在所难免，人类历史虽然有公天下时期，但是部落之间为了生存也存在争斗，并非彼此相安无事，也非天下大同，和为一家的理想社会。在生存争斗中，人类最早使用的武器就是石块、棒子、情报。在落后的原始社会，为了生存的利益之争是部落之间的首要大事，进行信息侦查以获取情报是斗争的主要手段之一，人类当然J懂得间谍活动的重要性，尽管人类可能不会具有明确的间谍意识。

据《逸周书》记载:昔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积怨，新故不和，内争朋党，外事阴权，有果氏以亡。这里的有果氏极有可能就是少康用间的对象过国。《逸周书》所说有果氏内部有人外事阴权，其实就是说部落内部出现了为其他部落提供情报的间谍(内应)。四岳举舜于尧时，尧为了考察舜的能力，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以观其内，使九南与处以观其外。尧的二女与九男在舜身边就其任务而言，就是从事间谍活动。夏商鼎革之际，伊尹也曾从事过间谍活动。《孙子用间》云:殷之兴，伊挚在夏;周之兴，吕身在商。明君贤将，能以上智为间者，必成大功。在《国语集解》中史苏曰:昔夏果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注云:伊尹欲亡夏，妹喜为之作祸，其功同也。何悼曰:此即《汲家书》伊尹交妹喜之说。《吕氏春秋慎大》则较为详细地说: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毫。可见，伊尹为间入夏朝主要就是获取情报，为以后商汤灭夏做准备。可见，自人类开始进行斗争以来，间谍活动一直是攻防的重要武器。人类历史上最先产生的间谍就是情报间谍和内应。

由上可见，间谍的历史渊源久远，在人类历史上产生的较早的间谍是内应及情报间谍，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是促使间谍产生的条件，从西周之前的几次间谍活动看，人类用间水平也在逐渐的提高。

二、间谍活动

先秦时期大量用间集中在春秋战国时期，且以邦交中的间谍活动为主。春秋之前的间谍活动，目前可以知晓的只有上述两次。春秋战国在长达近550年的分裂局势中政治斗争严峻，礼崩乐坏，周天子天下共主尊位动摇，礼乐征伐出自诸侯、大夫，甚至陪臣，各诸侯国之间的政治斗争习以为常，争夺土地和人口的兼并战争频繁。分裂的天下局势使得邦国之间的交往与斗争难以预测，于是各国针对他国的军事、邦交活动大量使用间谍，进行军事侦察、邦交情报收集，促使这一时期成为我国古代间谍活动的高峰期。宋培英编译的《中国古代用间百例》一书，收录先秦时期的间谍活动达到54例之多，超过全书一半，足以说明春秋战国时期间谍活动的频繁及其对当时各个政权的重要影响。可以说整个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间谍活动数量之多、质量之高是之前的历史时期难以比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在中国古代间谍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间谍受到各国重视于此可见一斑。在当时大致出现了两类邦交间谍，其一是附于军事活动的间谍，主要任务是当军事上出现僵持时在政治上用间得以取胜，或是在国家危难时游说转安;其二是策士类的游说间谍，主要任务是对他国阴谋用间、离间上下关系及误导他国的邦交战略，以致关键时候决策错误，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满足。

(一)附于军事的间谍

附于军事的间谍，目的比较单一，对于被征伐的国家而言就是通过游说使本国能够转危为安，对于征伐国则主要是在邦交中用间取胜。

鲁闵公二年(前660年)冬十二月，狄人伐卫，卫史华龙滑与礼孔于此前被俘，二人谓狄人曰:我，大(太)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事实上，从后来二人与卫国人一起出逃来看，二人只是假装投靠狄人为间谍，然而李兵兵认为这是春秋时期卿大夫充当间谍的事例，是误解了事实所致 (前630年)，晋、秦围郑，佚之孤言于郑伯曰:国危矣，若使烛之武间秦君，师必退。许之，夜，缝而出。在烛之武的游说下，秦国退兵，并留下祀子、逢孙、杨孙三大夫戍卫郑国。后来祀子在郑国做了秦国的间谍，并出卖郑国，祀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三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这就是《史记晋世家》所载郑人或卖其国于秦，秦缪公发兵往袭郑。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年)楚人伐宋，九月不服，夏五月，楚师将去宋申叔时仆曰:筑室，反耕者，必听命。从之，宋人惧，使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最后华元游说子反与宋国结盟而退师30里，宋国得以转危为安。韩非在《说难》中记载:郑武公欲伐胡，以其子妻胡。因问群臣曰:吾欲用兵，谁可伐者?大夫美其思曰:胡可。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国，子言伐之，何也?胡君闻之，以为郑亲己，不备。郑袭胡，破之。

战国中后期乐毅伐齐，唯独营、即默未服，会燕昭王死，子立为燕惠王，惠王自为太子时不快于乐毅。及即位，齐之田单间之，乃纵反间于燕，曰:齐城不下者两城耳。然所以不早拔者，闻乐毅与燕新王有隙，欲连兵且留齐，南而而亡齐。燕惠王固已疑乐毅，得齐反间，乃使骑劫代之。齐国因此避免了灭国之灾。在秦楚长平之战时，昭王用应侯之谋，纵反间卖赵赵王信秦之间。秦之间言曰:秦之所恶，独畏马服君赵奢之子赵括为将耳。赵王因以括为将，代廉颇。赵国长平之战失败导致40余万将士被坑杀，战国后期最能抗击秦军的力量因之丧失了，从此秦的统一步伐加快。这几例邦交中的间谍事件都利用对方的心理弱势进行离间与麻痹，让对方打消心理顾虑或是产生猜忌之心。

当时军事行动中也有事先派出间谍刺探情报的。在《周礼秋官士师》中就有邦沟、邦贼、邦谍的记载，《左传》成公二年(前589年)还提到了候正这样一类人。这说明在先秦时期的军队中有了比较专业的情报工作人员，但并非这类人从事的活动都属于军事间谍，其身份也有做邦交间谍的。当时各国在出兵之前事先派出的间谍也有作为内应的情况，如春秋时期齐庄公使栗盈间入曲沃为内应，以兵随之。

从上而所举典型的用间看，附于军事的间谍，一般都抓住对方的心理弱点进行说服、挑拨离间，或是故意麻痹对方，危险并不很大，也不见得有多复杂。这一类邦交间谍活动，能够成功主要还是因为对方目光短浅，不能审时度势，导致在邦交中他国有机可乘，其误导游说得到采纳。在军事行动中间谍的情报工作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得到普遍的重视，而专门的军事情报人员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出现，其所从事的工作也有充当邦交间谍的。也许在烙守仁义之师为主的西周，军事间谍的作用并不突出，如春秋早期宋襄公还坚持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原则，这不能简单地说明宋襄公迂腐，而是传统观念影响较重以致不识时变、知义而不知宜。

(二)策士类的游说间谍

春秋战国时期策士从事间谍活动习焉不察，绝大部分战国纵横家在邦国交往中都曾从事过离间或间谍活动。春秋末年孔子为了鲁国的安宁曾使子贡游说齐、晋、吴、越，司马迁曾说: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战国时期以纵横家为代表的策士们的间谍活动则主要是随着《六韬》《孙子兵法》《阴符》《鬼谷子》等书的流传而兴起的，很多士人为了追求显达而研究游说之术。如张仪师从鬼谷子;苏秦初次游说失败，偶然发现《阴符》，刻苦钻研。诚然，战国时期著名的策士如张仪、公孙衍、陈轮、苏秦、苏代、范滩等从事的就是游说活动，注重战略分析以此游说他国，为合纵连横而行走天下即多属于此类间谍活动。这一时期活动于各国邦交中的策士们，一般不会隐藏其真实身份，都是凭借其有说服力的说辞而获得各国君主的支持，从而破坏他国邦交关系，为自己服务的国家争取利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任务都是直接性或单一性的，在一时一地的任务完成之后，他们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与此同时，在他们当中有的人也会尽量地收买间谍作为内应，帮助自己。

战国策士们一般都以夸大事实的欺骗性游说而得到君王的支持。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战国士人们在邦交中游说他国时故意夸大事实的严重性，然后以利诱导他国做出错误的邦交选择，这当然也可以看成是短期的间谍活动。如:张仪在游说时都是过分地夸大问题的严重性，并且一贯地进行欺骗活动。在从正反两方而分析一国所处的局势后往往能够得到其君主的信任。张仪在齐助楚国攻取了秦国曲沃后，出使楚国，欺骗楚王大王苟能闭关绝齐，臣请使秦王献商于之地六百里。结果楚齐绝交，张仪反，秦使人使齐，齐、秦之交阴合。楚因使一将军受地于秦。张仪至，称病不朝。楚怀王恼羞成怒，伐秦失败而被俘。前322年张仪回到魏国游说并担任了魏相，骗取魏国一度事秦，并在此间泄露魏国军事情报给秦国，后遭各国怀疑被迫返回秦国;苏秦也长期游说骗齐，后更因间谍身份暴露被车裂于齐。邦交是基于国家利益而开展的，维护本国利益是当时各国邦交的核心原则。不可否认的是，以张仪、苏秦为代表的策士们对战国局势的深刻分析，的确具有审时度势的政治眼光，但在邦交中的欺骗性游说无疑是充当了间谍的角色。纵横家们朝秦暮楚地活动于各国之间，对邦交关系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破坏，他们的游说使得各国的邦交战略变幻无常，唯利是图，这不仅不利于社会发展，反而加剧了礼崩乐坏的状况。

邦交中的间谍活动不是孤立的，战国时期也会用重金收买别国的势利小人以建立自己的间谍网络。战国末年赵国的郭开被秦国重金收买，使得廉颇在长平之战后不能被重用，李牧受陷害而冤死。张仪在楚国用重金收买靳尚作为内应。范滩也曾携重金游说他国。秦国在信陵君重新主政魏国之时进行离间，秦王患之，乃行金万斤于魏，求晋鄙客，令毁公子于魏王:公子在外十年矣，今为魏将公子亦因此时定南而而王，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数使反间，伪贺公子得立为魏王也。魏王见此情形乃以它人取代信陵君。

春秋战国时期邦交中的间谍也有长期在别国充当卧底的。《左传》鲁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卫人将伐刑，礼至曰:不得其守，国不可得也。我请昆弟仕焉。于是礼至及其昆弟前往刑国做了间谍，并负责刑国的国城防卫，后一年(前635年)，卫人伐刑，二礼从国子巡城，掖以赴外，杀之。。卫人因此灭了刑国。在《史记》中，司马迁把苏秦与张仪对立起来，但苏秦做间谍之事则大致不错，只是具体情节已经不清。司马迁记载:苏秦与燕文公夫人私通，惧诛，乃说王使齐为反间，欲以乱齐。从《史记》的记载中我们知道苏秦确实做到了乱齐。1976年整理出版的《战国纵横家书》使苏秦的事迹更被清晰地得以展示，从而澄清了《史记》记载的许多抵梧。根据对马王堆帛书的研究，可以知道苏秦的一生，主要是为燕昭王作反间，尽力地搞好齐燕的关系，使齐不谋燕伐燕。在他的信件和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是使燕国能得到胜利的主要关键以致最后苏秦被反间以死。再如郭开、靳尚虽为臣子，却已经充当了它国的间谍。

当然，并非每一次间谍活动都能起到破坏作用，适得其反的间谍事件也不乏其例。战国末年，韩国朝夕难保，为削弱秦国东进，韩国闻秦之好兴事，欲疲之，毋令东伐，乃使水工郑国间说秦中作而觉，秦欲杀郑国。郑国曰: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秦以为然。郑国渠的修建的确能够疲秦于一时，然助秦统一之利更甚!

综上，春秋战国时期邦交中的间谍并非专职间谍。在当时，策士们的国家观念并不很强，其间谍活动往往集伐交与用间于一身，除迫不得已的情况外，身份与任务往往是公开的，这一类间谍活动对社会和历史的影响不可忽视。附于军事的间谍与策士们的游说间谍行为，冲击了自西周建立以来形成的礼制与社会理念。邦国之间正常的礼仪交往因利益之争而变得难以窥测，平等、公开、礼制等观念更因间谍的出现与应用而被弃之不顾.甚至战国时期因合纵连横形成了尔虞我诈的邦交潜规则。在战国中后期的邦交中，大量地运用间谍对当时各国外交策略的影响不可低估，间谍也伴随着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的策略而在战国时期频繁地用于各国邦交之中，特别是秦国在战国后期的统一战争及离间他国君臣关系中多次成功用间，致使它国用人失误，从而加快了统一的步伐。秦国的邦交策略出现了与统一的历史趋势相符合的转变，其用间成功不可忽视。

一国的邦交战略往往决定了其兴衰荣辱，获取他国的情报，邦交战略选择显得非常重要。春秋后期及战国时期有文化的士阶层逐渐兴起，士人朝秦暮楚，一部分人充当了各国交往中的间谍，进行欺骗与游说，通过收买等方式建立间谍网络。而部分士人尔虞我诈的处世方式，全然不顾邦国关系原则，破坏了正常的邦国关系，加剧了邦国之间的不信任与上下相疑。

三、间谍理论

目前所知最早对用间进行总结的是殷末周初的太公姜尚。太公著有《六韬》一书，然而后人多有怀疑，姑且搁置成书争议，其中的《文伐》一篇提出了如何用间问题。细读此篇与其说是兵书，不如说是在邦交中如何对他国用间。《文伐》关于间谍的内容论述得比较详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而:其一是重金收买他国左右近臣，建立间谍网络，如:阴赂左右，得情甚深收其左右忠爱，阴示以利赂以重宝，因与之谋。谋而利之，利之必信，是谓重亲。重亲之积，必为我用其二是利用内间离间其上下关系。如塞人以道阴内智士，使图其计养其乱臣迷之收其内，间其外等。从此可以看出《六韬文伐》是比较重视内应这种间谍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用间策略，如重金收买宠臣、乱臣，利用智士离间等。

此外，在《逸周书》中也有使用间谍的方法技巧，但从中看不出有间谍理论，内容也不系统，而且分散于各篇之中。《武纪解》云:伐国有六时、五动、四顺。间其疏，薄其疑即离间疏远他国关系，使其产生间隙;《大明武解》十艺之中有间书，即故意留下书(离间的证据)以离间行事;《文政解》记载其中外有内通，即收买他方人员作为帮助自己的内应。从中可知，在《逸周书》里有关间谍的内容散乱简略，如间其疏只是作为伐国的一个条件，间书及外有内通也是单独出现的。因之《逸周书》的用间只是方法技巧，不具备清楚条理、严密系统，逞论间谍理论。

到春秋战国时期，动乱的局势既为间谍从事活动创造了绝好的机会，突出了间谍的重要性，也促进了间谍理论的系统总结与完善。成书于春秋末年的《孙子兵法》专门作有《用间》一篇讨论五类间谍及如何用间，是对之前间谍活动的理论总结及以后用间的指导，是系统总结间谍理论的书籍。孙子《用间》一篇讨论如何用间，虽然只是为军事服务，但其内容对于各国邦交中使用间谍却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篇对《六韬文伐》有所继承和发展。在《用间》篇中孙武概括了五类间谍，即用间有五:有因间，有内间，有反间，有死间，有生间。五间俱起，莫知其道，是谓神纪，人君之宝也。因间者，因其乡人而用之。内间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间者，因其敌间而用之。死间者，为证事于外，令吾间知之，而传于敌间也。生间者，反报也。自从孙武对五类间谍进行梳理概括后，各国更加重视间谍的作用，特别是内间在战国时期备受重视，无论其他几类间谍如何的实施，但总少不了内间的身影。《文伐》提出重金收买间谍的策略也为《用间》一篇继承，战国时期部分当政的士人也经常为了本国利益携重金出使它国，收买它国近臣作为内间获取信息及在必要时候帮助自己;或是破坏敌国的内外关系，使得上下猜疑，国家联盟瓦解，使其形势有利于本国的战略实施。

无论是《六韬文伐》里的间谍，还是《孙子兵法用间》里的间谍，内应这种间谍都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其作用是非常重大的。齐桓公得立就是因为高、国二氏做内应，桓公之中钩，详(徉)死以误管仲，已而载温车中驰行，亦有高、国内应，故得先入立。郑武公夫人武姜因为生太子藉生时难产，在藉生(庄公)即位二十三年后，作为次子叔段的内应，发兵袭郑。楚太子建遇谗奔宋，又避华氏之乱于郑，郑人善之，适晋以后为了与晋谋袭郑，作为晋国的内应返回郑国，后因郑人发现其为内间而被杀。此外，被他国收买的内部间谍也都属于内应。上述例子虽不都是邦国之间的间谍事件.也可说明内应的重要性.而反观《用间》一篇，因间、内间都可属于内应，反间、死间、生间当中也都有用内应的身影。可以说无内应则其他间谍不足于存在或是难于发挥重大的作用，内应成为五间的核心。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最初产生的间谍是内应和J清报间谍。春秋战国时期的间谍活动在我国古代间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动乱的局势是春秋战国时期间谍备受重视的推动因素。间谍对一国兴衰存亡关系重大，附于军事的政治间谍，轻则损兵折将，重则事关一国存亡或邦交选择。而战国策士们的游说则完全以利益为中心，策士们活动于各国之间大多从事间谍活动，以危国之辞诱导他国，以致邦交战略变化无常，对各国的破坏作用亦不可低估。间谍理论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且内应这种间谍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