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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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13-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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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的兴衰问题

" 在中国漫长的古代历史上，农村手工业一直是农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却很少有人对其兴衰加以注意。近代以来，农村手工业和中国其他经济部门一样，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农村手工业曾一度相当兴盛，尤其是20年代，农村手工业的繁荣极为引人注目。然而，仅仅几年之后，在30年代初期却出现了急剧的衰退，这一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有不少论著分析过一些部门的衰退原因，其中对农村手工棉纺织业和丝织业的研究尤为详细。如果说，当时的研究者较多关注具体的经济现象的话，当代学术界则更多的注重理论上的分析。不过，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学术界较普遍的看法是，农村手工业是一种落后的生产组织形式，带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它的性质决定了它在30年代的衰亡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对于近代农村手工业的性质和作用，笔者已有专文论述[1]，本文主要是对30年代初期农村手工业衰退的原因作一些简要分析，同时说明这一衰退只是暂时现象，并不意味着农村手工业的根本衰亡。

当时人和后来的研究者提出过多种造成30年代乡村手工业衰退的因素，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即属于生产过程自身的因素，也就是经济机制，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以及生产中的偷工减料和粗制滥造等。而外因则包括自然环境以及当时的政治状况、经济环境等社会机制，这些外部因素通过影响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市场需求而对农村手工业的兴衰发生作用。

笔者近年来一直从事近代华北农村手工业的研究，对于华北农村手工业中主要部门的生产、市场、进出口贸易、兴衰状况等方面都有所了解。这一区域面积庞大，人口众多，有平原，也有山区，有沿海，也有内陆。在近代中国，华北不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非贫困地区；人口密度既不是最大，也不是最小；境内有大城市，有港口，但都不是国内最大；有铁路、公路和通航河流，却也不是交通最方便的地方；农业生产条件不如南方，但比西北和西南都要好一些。总而言之，从各个方面看，这一地区都处于中间或中间偏上的地位，因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所以本文主要依据华北三省（河北、河南和山东）的具体情况，同时参照一些其他地区以及全国性的史料。

一

在属于经济机制的因素中，首先引起注意的是农村手工业生产力水平低下，生产工具落后。人们普遍认为小农经济的致命弱点是个体农户生产规模狭小，缺乏社会分工，无法容纳先进的生产力。这也正是某些学者论证乡村手工业必然衰亡的主要依据之一，在他们看来，因为生产力落后和停滞致使手工业无法与机器大工业竞争，除非个体手工业能够发展成为作坊手工业，进而成为手工工场，并最终成为机器工厂，否则，就只有走向衰亡。（然而，在30年代的具体条件下，由个体手工业沿着作坊 ─工场 ─机器工厂的道路发展，对于农村手工业来说，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这一方面表现最明显的似乎是纺织业，特别是棉纺织业 ──对农村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来说都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 ──在这一行业中，手工纺织与机器工厂生产效率相差悬殊，产品质量也无法比拟。加之纺织品染整工序，除少数工厂使用机器和近代工艺外，大多数还是手工作坊，土法染轧，效率既低，质量又差，由此而造成土布的生产成本远远大于机织布。

偷工减料，粗制滥造，弄虚作假等行为在当时也曾引起过广泛的注意，论者多认为这是出于小生产者的急功近利，目光短浅，并把这种现象也作为农村手工业必然衰亡的依据之一。这种论断并不公正。这类行为多出在纺织业中，如高阳白布应该八斤重一匹的，有时只有七斤或七斤数两不等，最轻的甚至不足七斤。应该百二十尺一匹的，也许只有一百零几尺甚或不足百尺[8]。宝坻织户常以油料、肥皂、白粉、食盐等渗入棉纱以增加布匹重量，或减少经纱道数，往往布匹未经售出即已腐烂，据说一次运布至山西，在运输途中发酵霉变，酿成诉讼[9]。平纹柞丝绸也可以用减少经纱道数，布面放稀，然后上浆增重的方法偷工减料。山东柞丝绸在出口早期，就曾因掺粉，硫磺薰白造成的质量问题引起市场缩小。但是，这些行为并不是多么普遍，它们一般都出现在资本主义包买主控制生产的情形下，而且，只发生在白布和平纹柞丝绸的生产中，因为提花布、格子布、斜纹布和提花丝绸的经纬纱都有一定的数目，无法偷工减料，同时，这几种纺织品也不以重量作标准。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由于市场萎缩时，包买商采用压低工资的方式以保持利润，小生产者迫不得已而反抗，但独立织户则不能这样做，因为这种时候商人对布匹质量十分挑剔，不要说粗制滥造，即使稍有瑕疵都会拒绝收购。类似情形只在高阳、宝坻等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盛行的地区出现，已可说明它不是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主要原因，即使在上述地区，与其说这类行为引起了农村手工业的衰退，倒不如说它们是衰退的结果。在市场畅旺时，商人付给织户的工资往往比较高，织户既能得到较高收入，又希望能与商人保持长久关系，一般都比较注重产品质量。当然，这种时候，商人对商品质量要求比较宽松，部分织户可能为图快而放松质量，但不会有意识地弄虚作假。30年代初，土布业进入衰退后，商人包买主日益压低工资，并在收布时百般挑剔，有时会将工资压低80 ─ 90％，甚至完全不付工资[10]，织户为求生存，只能设法偷工减料以节省一点儿原料自己织布卖。至于纺织业之外的其他农村手工业，例如造纸业、榨油业或者制粉业，能否节省原料，降低成本，主要依靠技术水平，粗制滥造反而会浪费原料。因而，这一因素也不是造成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

根据上面的论述不难看出，在30年代，农村手工业内部的经济机制，包括它自身所具有的一切不利因素都不足以造成农村手工业的全面衰退，那么，外界因素是否能够起到这种作用呢？

二

其次是社会经济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主要通过市场需求的变化表现出来。近代中国农村手工业中有不少产品属于生活必需品，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类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逐渐扩大，虽然有些行业中出现了机器工业的竞争，但一方面，近代中国机器工业的发展尚不足以覆盖市场，另一方面，由于农村手工业和机器工业产品之间存在的各种差异，它们有时候可以分别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或同一层次消费者的不同层次的需求，因而，抛开机器大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生产力上的差距不谈（这一问题前文已经论及），机器工业与农村手工业在这一时期是各自有自己的市场范围的，尽管双方的市场范围可能会有一些重叠。此外，有些人把农村手工业各种产品之间的替代也看成竞争，看成手工业的衰退原因，如认为仿洋布和改良土布在市场上排挤了土布，毛巾代替了土布手巾，针织品取代了部分棉纺织品，从而造成土布业的衰退[11]，单就传统的土布业来说，这的确是事实，但如站在整体的角度看，这种情形恰好说明农村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

华北另一重要农村手工业是柞丝绸业，柞丝绸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日军侵占东北对柞丝绸业的打击也是灾难性的。华北柞丝绸主要产在山东省的山东半岛上，在近代柞丝绸出口蓬勃发展的刺激下，与山东半岛一海之隔的辽东半岛上迅速发展起柞蚕养殖业，成为山东柞丝绸业的一个原料生产基地。最初，辽东半岛上的柞茧都是运往山东半岛上缫丝，一时间，烟台市及烟台附近的农村缫丝业勃勃兴起，但隔海运输柞茧总不如运丝更方便，一些商人开始在辽东半岛设厂制丝，山东省的柞丝制造业受到了打击。不过，辽东半岛的柞丝仍然要运到山东，或供出口，或供山东省的柞丝绸业作原料，因而对山东省的柞丝绸业利大于弊。“九一八”之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将辽东半岛的柞茧和柞丝直接运往日本加工，并在欧美市场上与中国柞丝绸产品展开竞争，华北柞丝绸业内失原料，外失市场，到30年代中叶终至一蹶不振。

华北的苇席业亦以东北为主要市场，在“九一八”之前，河北丰润县的苇席有60％运销东北，事变后，伪满洲国征以重税，运销关外的数量大减，仅占总产量的20％。玉田县事变前每年运销东北苇席六七十万领，事变后亦因关税繁重，销量减少，以至全县产额由20年代的80余万领下降到不足20万领[20]。日本对东北资源的掠夺还使华北一些以粮食作物及油料作物为原料的手工业如榨油业、制粉丝粉条业等受到了程度不等的打击。

上述分析表明，在30年代，外界因素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社会机制都与经济机制同样，既不能，亦没有造成农村手工业的衰亡。

以上事实说明，在本世纪30年代，无论是农村手工业自身的生产力和社会分工水平，近代工业的发展程度，还是整体的社会经济环" 境，都不足以使农村手工业全面衰亡，30年代农村手工业衰退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不过，我们今天研究这个问题，并不仅仅是要揭露战争的危害（虽然这一方面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永久记取），更重要的是揭示农村经济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为今天的农村经济改革提供借鉴。

三

30年代曾出现过一批质量很高的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其中对农村棉纺织业，特别是对华北农村棉纺织业的调查最为出色。但这些调查研究大多数作于1935年以前，1936和1937上半年农村手工业短暂的东山再起，由于当时华北政治局势的动荡险恶而变得不引人注目。这就给人们留下一种印象，似乎自30年代初以来，农村手工业一直在走下坡路，抗日战争的爆发只是加剧了衰退过程，并使这一过程最后完成而已。即使有人注意到了1936和1937年的兴盛，也往往视之为昙花一现、回光返照。从这一观点出发，就会把农村手工业30年代的衰退看作是它生命的结束。

其实，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里农村手工业都是有所发展的，如河北省高阳县，1945年一解放，党和政府就积极采取措施恢复纺织业，各种印染工厂、作坊如雨后春笋一般。高阳棉布品种很快恢复到二三十种，运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及冀中、冀南各解放区，均能销售。解放战争期间，高阳棉布供军用，为战争做出过很大贡献[30]。华北著名草帽辫产区南（南乐）清（清丰）观（观城）的草帽辫生产也在1946年得到恢复，民主政府并出面组织天津的商人到南清观产区来收购草帽辫[31]。建国初期，政府在农村中也曾鼓励过手工业生产。

当时的研究者身处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无法预见到此后的发展，产生前述看法是很自然的。而且，与机器大工业相比，农村手工业确实有其落后的一面，很多手工业部门也必将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而消亡，但这并不能说明农村手工业就无法进步，更不能说明30年代农村手工业已经走到了尽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改革浪潮汹涌，农业中的生产责任制已经充分说明了个体经济的顽强生命力，而农村工业的发展更是令人耳目一新。既有现代化程度堪与城市工业比美的大企业，又有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中小乡镇企业，其中对提高农民收入发挥了极大作用的却是众多的农村家庭工业。这些家庭工业基本上属于个体生产，保持了农业与工业结合的形式，以农户住宅为厂房，以农民家庭成员为工人，但却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用电力作为动力。这种农村家庭工业往往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如30年代著名的棉织手工业区高阳县，尽管其棉纺织手工业在50年代是由于竞争不过机器工业而消亡，今天的农村家庭工业却仍以棉织业为主，再加上一些印染业。农民在自己家中安上一两架电动织机，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负责原料购买和产品销售，还要承担责任田的耕种，织布工作则由妻女担任，劳动力不足时雇用一两个邻家的女孩儿。这种家庭工业的产品，在质量方面并不比机器工厂差多少，而由于生产规模小，转产较容易，在随时改变花色品种方面比城市中的大工厂更有优势。今天，高阳县的棉纺织品不但可以摆在北京王府井的大商店中，而且时有出口。各地农村中纯粹使用手工劳动的家庭副业也相当可观，现在农村中很多地方的手工业固然有生产力水平落后，缺乏资金，只有依靠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一面，但农村手工业却并非全靠廉价劳动力来与机器工业竞争。目前农村中手工业最发达的部门，往往是根本没有机器生产的部门，或虽有机器生产，市场上却认为手工生产的产品档次更高。譬如机器绣花整齐美观，电脑绣花图案繁复多变，而在市场上，手工绣花的价格却最高。

把现实和历史联系起来，可以更清楚的看到，农村手工业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无论是家庭、作坊、还是手工工场；它可以保持手工业状况，也可以发展成为机器工厂；可以是个体生产、集体生产，也可以是股份制企业或合资企业。如果我们不把农村手工业简单地看作农业的附庸，而是把它看作工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业本来就是从手工业发展而来的，广义的工业也应该包括手工业在内），理解这种现象并不困难。农村手工业和其他生产组织形式一样，自然环境和社会机制能够影响其兴衰，但只要它自身的活力没有丧失，它的经济机制还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就不会轻易消亡。即使在外界环境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是一时停顿，一旦外界环境许可，随时可以重新兴盛，并得到新的发展。

[1] 参看拙著《关于近代中国农村工业的几个问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走向近代世界的中国》。

[2]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笫267页。

[3]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笫224 ─ 225页。

[4] 河北文史资料笫19辑:《高阳织布业简史》笫37 ─ 45页。

[5] 林百举:《近代南通土布史》笫243 ─ 253页。

[6]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473 ─ 474页。

[7]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 2 卷，377页；笫 3 卷，154 ─ 155，180页。

[8]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267页。

[9] 《政治经济学报》笫 4 卷，2 期，315页。

[10] 《中国农村》笫 1 卷笫 3 期。[12] 徐新吾:《江南土布史》笫298 ─ 299页。

[13] 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笫 3 卷，453 ─ 454 页。

[14] 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笫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