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农村市场——以华北为中心

" 迄今为止，有关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演变的型式问题，依然是海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争论不休的焦点。尽管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美国学者黄宗智以其著名的过密化理论，对“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一大洋两岸各派学者共同存在的规范意识提出了极具震撼力的挑战，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过密化理论反过来

又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在国内，这些质疑已不再执着于过去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分析框架，而是转变为对所谓“近代市场经济萌芽”的探讨，认为明清以来不断扩展的建立在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真正的商品经济，为中国社会向近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转变提供了可能性。有的学者则更进一步，认为至迟在十八世纪以前，中国就已经迈入了近代经济的门槛，成为一个所谓“市场化发展”的近代社会。而在海外，主要是美国汉学界的“加州学派”的中青年学者如彭慕兰、王国斌以及弗兰克等，一方面就像黄宗智所批评的那样，尽量抹杀十八世纪以前中英两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甚至高估以长江三角洲为代表的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又援引英国著名的经济史学家雷格莱（E.Wrigley）的能源转换理论，认为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斯密型动力”与后来经历了工业革命的、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近代经济增长”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同样，明清以来由专业化与社会分工所推动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局限而不可能自发地导向工业化。

应该说，后一类质疑虽然在斯密型动力何去何从的问题上，与国内的“明清中国经济近代化论”有所区别，但两者在以下几个方面却毫无二致：首先，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否认人口压力的存在，进而否认“人口压力推动下的商品化”的存在，一致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国内市场经济的演变基本上是围绕着“斯密型动力”这一所谓内在的经济因素而展开的；其次，他们对明清以来中国农家经济边际报酬下降的观点，即黄宗智的过密化（或译“内卷化”）理论，均持激烈的批评态度，对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持肯定态度；其三，与此相关，他们都否认明清以来中国农民生活的维生状况和糊口形态，认为其生活水平实际上是处在不断改善的过程中，与同时期的英国农民相比，其生活消费甚至显得有些奢侈，因此，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实际上是根本不存在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挑战并不以对江南地区的研究为限，近年来还迅速延伸到华北农村社会研究。一向被认为是落后、衰败的华北农村，在一些学者的笔下，亦呈现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耀眼图景。于是，至迟在明清时期已经形成和发展的全国范围的城乡市场网络体系，包括华北在内，便构成了“中国近代化过程的一项重要内容”。如此，经过十几年的交锋和论争，有关中国社会经济变迁的型式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相反却更加复杂化了。不过，尽管争论的焦点已由原来的走向近代化或者资本主义化的可能性———即资本主义萌芽是否存在，转向明清中国是否已经近代化的问题，但潜在的问题意识并未改变。历史真是喜欢和人们开玩笑。当我们自以为在学术道路上昂首阔步的时候，最后却发现我们竟然又回到原来的起点。这或许也意味着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不仅不会过时，相反却有着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细绎各种反过密化的观点，我们发现，十多年前曾被黄宗智痛加针砭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资本主义化”这一被规范信念和理论框架，至少在中国国内的经济史学界依然占据主流地位。与此同时，还增加了一条新的规范信念，这就是“市场等于而且仅仅等于专业化和分工”。至于中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吴承明先生曾经提出的“没有分工的市场”则被从商品经济的范畴之内驱除了出去，充其量也只是被看作一种“虚假的商品经济”、“伪商品经济”而被摒弃在商品经济研究的视野之外。第二，在各类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上，江南地区以其在中国经济史上的特殊地位依然备受关注，亦即处于国内外经济史研究的中心位置，以此抽绎出来的所谓“江南经验”和“江南模式”，也因此被当作中国经济发展序列中的“先进形态”而对其他地区具有“典型”意义。即便是通过对华北农村的研究首先提出过密化理论的黄宗智，也是通过对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来最终完成其理论构建的。江南地区之商品化程度远远高于华北以及其他地区，并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成不争的事实。第三，不管是“明清中国经济近代化论”，还是中国式的“煤炭突破理论”，由于它们大多轻视、否定乃至曲解人口增长在中国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并动辄对相关研究冠之以马尔萨斯的“人口决定论”等名目，以致与经济过程密不可分的人口因素以及生态环境，往往被弃之不顾，至多不过是被当作一种外生的、偶然的变量而加以考察。这种不考虑自然资源基础和生态变迁的市场分析方法，本质上是过度简单的新古典经济模型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滥用。

即如人离不开地球一样，人类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换为主体的经济活动，也离不开其所赖以延续和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一物质基础。从完整的意义上来说，经济系统就是生态经济系统。对经济系统的认识，包括对经济史、市场史的研究，也只有运用生态系统的分析方法，才有可能获得比较全面的了解。对主要是“靠天吃饭”的中国小农经济而言，我们更应该把自然环境以及环境的变化纳入到研究的视野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对中国传统经济及其近代化过程获得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来审视明清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的变迁过程，我们发现，为各方瞩目的江南地区，尽管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高于华北等全国其他地区，但也正因为如此才使其失去了代表中国经济走向的普遍的典型意义。因为就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而言，江南地区毕竟属于后开发区域，其所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至明清时期虽然也出现了不可忽视的环境问题，但还是相对稳定的；而作为历史上开发最早、经济水平一度遥遥领先的华北地区，明清以来则处于经济上过度开发阶段，由此形成的生态经济系统亦处于持续的退化和衰败状态。这一点，完全可以从黄河流域重大灾荒发生的频率远较同时期的江南为高这一历史事实中，得到最有力的证明。

与此相应，在中国农村市场发育的演变序列中，华北的农村市场不是后于位处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而是走在江南的前面。只不过是由于其在演变过程中导致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和自然资源基础的缩减退化，才使得这种市场看起来矛盾重重，特别是和江南的市场比较起来，这类矛盾更加突出。

只要我们能够将市场变迁的单向发展论暂且搁置一边，进而选取一种多元化的视野，那么这样的市场，既不能归之于不发达市场———其表现是产品市场相对丰富而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也不是一个成熟的市场———即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均发育良好且比例相对协调，而只能是一种“过密化市场”，是一种发展后的衰落的市场、萎缩的市场。在这种市场发育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一系列制度方面的东西，即主要是生产关系、所有制结构（现在叫产权制度）等等，都只具有近代化的表面特征。因为这种要素市场的发育，主要的是在恶劣的生态条件和频繁的自然灾害条件下农民们求生避难的结果，是为生存与安全的需要，而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其形成与发展，也主要导源于因生态多样性的减少、消失而加剧的农户消费需求的多样性和农户生产的单一性的矛盾，而不只是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扩展的产物；这种市场的实现，也是以环境资源的退化、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及劳动力素质的不断下降为基础的，因而，其最终的结果是不可能导向资本主义繁荣的。至于将明清中国市场的扩大仅仅与专业化和社会分工挂起钩来，并以此推断这样的市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不可能自发地导向工业化，不仅不符合明清中国市场发育的实际情况，而且也是对英国工业革命的误解。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有必要以华北地区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为背景，以自然灾害和资源退化为中心，从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这两个方面来揭示明清以来华北农村市场变迁的动力、性质及演变趋向，以与目前流行于国内经济史学界的“市场经济萌芽论”、“明清中国经济近代化论”及美国汉学界新兴的“能源转换理论”进行商榷，以期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

当然，运用这种方法对华北农村经济进行分析，黄宗智是最主要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是，由于他的研究“无意展示华北平原生态系统的全部特征”，也没有考虑由山地、高原、平原、水系等多样化生态单元所构成的复杂的区域生态系统的全部特征，同时对华北农村几乎周期性爆发的重大自然灾害也未予足够的重视，在考察和核算华北农户微观层次的经济绩效时，还忽视了小农经济行为对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或环境成本，结果使其所倡导的生态系统分析方法并不彻底，由此亦使过密型商品化理论形成诸多缺环与矛盾，进而有可能颠覆其整个理论体系。

为了弥补这一方法论上的局限，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野从平原扩展到山地、高原、森林、水系，从其相互制约彼此作用的整体联系中考察华北农村市场变迁的特质。尽管由于时间和资料的限制，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使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覆盖整个华北地区，但以下几项条件使我们完全有可能以今天的河北省及其附近的周边地区作为考察的中心地区：一是河北省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理特征，使其既集中了华北各主要类型的地貌地质形态，又因其西界太行、北靠燕山、南隔黄河、东濒大海、中贯海滦河水系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区域生态系统。二是资料优势。由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河北省政府曾统一部署各县按同一体例续纂方志，该体例又特别注重民生、实业、气候、土壤等事项，所以无论是在方志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同一时期其他各地区难以比拟的，加上明清以来的地方志，就为我们钩稽该地区的生态变迁提供了连续性极好的资料谱系。同样，民国时期有关华北农村的各种社会经济调查，如李景汉的定县调查、燕京大学有关北平郊区农村的调查，特别是满铁调查，也大都集中在这一地区。其丰富完备的信息和大量的统计数据，有利于展开更为细致的计量分析。三是雄厚的学术积累。迄今为止，海内外有关华北农村的区域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在冀 鲁西北平原，其中比较著名的，除了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外，还有美国学者马若孟的《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 1949》以及国内学者如从翰香主编的《近代冀鲁豫乡村》、许檀的《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等。所有这些成果，都为我们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