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沉没的时候，自由主义浮出水面

" 1998年，洪水淹没中国。不知多少人因此而流离失所、多少人半生血汗付之东流、多少人的生命和洪水一样一去不回头。自由主义也作为一种学理浮出水面，新左派衔尾追击，也沾光浮出水面。

自由主义对于中国并不陌生。虽然现代人并不熟悉半个多世纪以前活跃于中国思想界的自由主义，也不知道还曾经有过一个好人政府，不知道胡适还曾竞选总统，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台湾在大陆大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还曾有过一场声势浩大的自由主义论战。然而，作为“中国”而言，自由主义早已存在，不过是学校的历史教科书没有提到、人们因此不大清楚罢了。

许多人把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视为“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事实难道真的如此？难道就没有一种暗中牵引中国前进的力量？单从经济制度改革的官方说法来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计划主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话语变迁难道什么都不能说明？正如一位经济学者所说，中国改革一言一弊之——市场。市场自由主义正是潜在的支配中国1970年代末以来的社会变革的真正哲学，从那时起以来的中国各种进步和问题都应当从此寻找原因和解释。

按照自由主义学者朱学勤先生的归纳，自由主义“首先是一种学理，然后是一种现实的要求”。所谓的“自由主义学理”不外如是：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历史观上的试错演进理论、变革观上的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经济制度上的市场机制、政治上的代议制民主和宪政政治、伦理上的个人主义。

1990年代，前卫成为时尚，叛逆成为偶像，一种声音越是极端、越是刺耳，就越能引起越多的批评，批评越多就越容易浮出水面，成为市场的宠儿。但朱先生的这种学理事实上一点也不叛逆。1980年代几次大规模的“反自由化”的运动也没能影响中国在市场自由主义主导下进行的改革，保守的意识形态也未能人们在潜意识里“告别革命”，资本主义的象征——私营经济也已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制订一个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的呼吁也呼之欲出，“依法治国”已成“基本治国方略”，政治民主开始在小范围内试验推行，假如WTO指日可待，个人主义早就全面占领了中国人的伦理世界，“摸着石头过河”与渐进主义的扩展演化也难说有什么大的区别……自由主义除了抱怨中国在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上的行进步伐太慢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如果人们怀疑自由主义者的抱怨是一种撒娇，难道毫无道理？我不知道是否可以把自由主义看成是思想界对官方主导下的改革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呼应，但两者之间在方向上的一致是有目共睹的。

至少从归纳出来的这几条“自由主义学理”来看，很难说自由主义不是蒙上面纱的资本主义，不过，由于无论怎么说中国还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官方还不好撕开面纱公开的把这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叫做一场“资本主义改革”或者“中国的光荣革命”罢了。自由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的向往立场对中国现实的批判不过就是撒娇，除了对民主的呼吁之外，很难说自由主义对中国现实的发言究竟有什么有分量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就不是中国思想界在任何意义上的进步，仅仅是表明对于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制不再偷偷摸摸的了，而是从桌子下面走到了台面上，揭开了盖头，不再扭捏作态。这样的自由主义如果说真的要浮出水面，也就只能依靠“人多力量大”，在一帮正日无聊、游荡于网络里的庸俗自由主义者们的欢呼声和口水中出场。由此进一步来看，曾经有过的“让争论浮出水面”的呼吁还真的变成了现实，也就是说，争论从几个圈内的学者之间的笔仗浮现到公共视野里了，而这个过程如果离开一些面向普通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的公共刊物的商业运做和互联网上的BBS辩论就几乎不能完成。因此，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们在对整个社会的急速商业化趋势和对资本对各个社会领域的渗透的批判始终阙如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对于现实中已经存在的市场迷信和美国崇拜现象的暧昧态度也就不足为奇。

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1995年在中国的骤然走红标识出民族主义情绪正在中国人的灵魂中游荡的话，那么，王小波和顾准所引发的讨论则可以看做自由主义在中国另立山头、公然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分庭抗礼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这一年，在1980年代就已经出现在中国思想视野里的顾准和王小波的英年早逝都在思想界成为意义重大的话题。顾准对中国1950年代以来的左倾思潮泛滥现象的反思和批评直接成为中国自由主义者们的理论资源。借助陈寅恪在1990年代的重新出现和受到顶礼膜拜这一文化意义昭然的事件，保守主义作为词语在中国终于被“平反”，走出囚笼，公然言说。自由主义在这一连串的文化事件中慢慢撕下伪装，浮出水面。

然而，无论自由主义在对中国的政治现实批判中发挥得如何精彩，都不能掩盖其在对1990年代新出现的下岗工人群体和民工和其他弱势群体在社会利益分层过程中被抛弃的现实的解释上的完全失效。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显然要求人们必须公平竞争，国有企业摆脱其道义责任和社会福利功能也势所难免，经济理性也肯定会成为政府行为的主导意识。问题是：当企业把原来的主人翁们甩出去之后并未出现曾经被预言过的情况好转，工人们在下岗后所面临的生存处境不但继续恶化，而且看不到任何缓解的希望。庞大的下岗工人群体成为一个中国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无数学者这样说，但没有人检讨自己是否曾经为鼓励工人下岗高声呐喊鸣锣开道。自由主义的主张对此现象无能为力。数目比下岗工人远为庞大的农民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在自由竞争时代里的艰难处境也应该让自由主义者们感到尴尬，但他们转而谋求在农村试验基层民主制度。至于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行是否有助于农民们摆脱现状，专家学者们一言不发，两者之间的关系至今也没有人论证。农民们遭遇的信息不对称、身份歧视、历史造成的各种起点不平等也被忽略不计。由此，1990年代以来官方和所谓的民间学者们所呼喊的市场经济是否还应该在主旋律的位置上就大大值得怀疑，而不是受到礼赞。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全面推进和节节胜利固然使中国经济在数字上一年年的膨胀，但这种数字膨胀究竟给大多数人带来了什么？

仅仅从国家机器把限制人的自由当作手段惩罚人们的罪恶这一简单的事实来看，任何人都没办法否认：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在私营企业的小老板们自由的享受各种经济数字膨胀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无数雇佣者们的悲惨现状被隐藏在媒体渲染的背面；当国际资本越来越自由的进入中国的时候，广东的打工妹们被强迫劳动和被关禁闭的事实同样被学者们在讲坛上鼓吹全球化的好处时横飞的唾沫星所冲走；当各种各样的矿主们西装革履的参加政协会议的时候，矿工们的生命却危在旦夕；当新贵们出入无星级酒店、在小姐们的身上肆意揉捏时，他们可能不知道那些来自农村的姑娘们的年龄甚至还没有他们自己女儿的年龄大，她们本该高兴的和他们的孩子们一样正在做“新新人类”。马克思的名言——资本从来到世间，它的每个毛孔都在流淌肮脏的血——在1990年代的中国不幸变成了预言。当城里的先生们正在为“自由主义浮出水面”弹冠相庆的时候，他们可能同样不知道，自由对许多人来说过于奢侈了，他们的温饱都还成问题呢！资本的势力让无数的农民走进监狱一样的工厂，和矿主们签下生死文书、姑娘们把自己的身体兑换成一叠一叠的钞票，而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家人温饱、孩子上学这类最初级的要求。自由主义者们忙忙碌碌的在空调营造的环境里殚精竭虑的想要批驳马" 克思的时候，为什么没人知道马克思的话正在变成现实？

自由主义可以面对这些坦然的说，自由就是在法律上承认你有某某权利，至于能否实现则纯属你个人的问题。是的，法律早就把“人人平等”写在了梁上当作广告。法律说，你有权利接受教育，但是你没钱接受教育就不是法律的事；法律给了你与别人签订协议的权利，面对生死协议，你有权拒绝；你也可以做别的事情，**不是你唯一的选择。我相信说这样的话的人的动机是善良的，也肯定没有放纵种种罪恶在世上蔓延和散播的故意或过失。但是，他们不知道下岗工人每个月怎么用不到200元的生活保证金安排自己的基本生活，不知道农村的姑娘们在被蹂躏的时候流过多少纯洁的泪水，也不知道他们在签下生死契约的那一刻的无奈和尴尬。他们仅仅知道，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火车上和农民兄弟挤来挤去”绝对是一种耻辱，妓女玛丽昂**完全出于身体偏好，“人间正道私有化”等等等等他们看来天经地义的东西。

一位自由主义先生说自由主义者们和新左派们的立场歧异更多的不是因为理论分歧，而是因为各人的生活经验和生存境遇的不同。谢天谢地，终于说了一句城市的话！在各种媒体和场合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人们大多具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小的时候曾经一度优裕，甚至许多人还曾为俄国文学所激动。文革中先后参与或目睹了红卫兵们的狂热、个人崇拜的愚昧，也大多经历了该死的上山下乡。文革结束后，“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返城参加高考，毕业后成为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从此以学术或政治为志业。在他们的生命中，苦难与文革同义，有了文革才有了他们的苦难，而这短暂的受难恰恰和一个非正常的历史时期重合，对于个人生存体验的记忆和对一段历史刻骨铭心的记忆相互纠缠，分不清，理不顺，最后构成了他们理解和批判现实的基本原点。八十年代初期以后，他们纷纷走上社会舞台，逐渐成为所谓的第四代人，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成为社会的主角。他们对改革的支持首先源自于他们从文革之后的第一个大举措——恢复高考——中直接获利，而且，在整个八十年代，他们与官方话语始终保持着方向一致，问题仅仅是偶尔出现节奏上的快慢不一致。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的社会利益再调整对他们的冲击其实不大。在这代人的简历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本身所处的社会地位一直都是社会结构中的中上层，他们唯一的苦难体验被等同于政治灾难，而且，在他们下乡的时候并未“与群众打成一片”，在心态上始终保持着相对于真正的下层来说的优越感。普通民众所体验的无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间都不曾消失的、来自现实生活的逼迫和来自于种种权力的压迫所形成的、绵绵不绝的苦难对他们来说，是相当隔膜的。所以，他们缺乏观察和批评现实中的不平等的耐心，专注于政治、经济、社会自由就并不奇怪。

由此，就不难理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骑墙处境了。一方面，他们急于使民众认同他们，并希望被授权，取得发言时自称民间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在事实上和改革开放的官方路向保持着一致。进一步而言，他们对现实中的各种不平等现象保持沉默并不奇怪，不是他们不希望发言，不希望批判，而是他们身陷迷魂阵，根本不知道批判什么，究竟用什么批判。批判的冲动仍然存在，但批判的武器和对象都好象已经失去了，当他们真正站在讲坛上的时候，虽然心里激动万分，但是却大张着口，不知道对台下的听众说什么，这是自由主义者们最大的悲哀。他们把过多强调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人斥为新左派也并不奇怪，因为平等和公正对他们来说，并无切身体验，不成为问题；他们把过多的注意力倾注在文革批判上面也不奇怪，因为那是他们心里永远的结。他们的社会批判更多的集中在政治权力上、而忽视各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和压迫关系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这种自然的社会权力是重要的，也是不值得批判的。这种情况在“浮出水面”以后稍有改观，许多自由主义者开始用批判的分析方法来解释中国经济结构中的不平等现象，虽然他们更多的还仅仅只能是以西方纯正的资本主义作为参照系，但却仍然值得肯定。

为自由主义者们所不屑的学者盛洪所提倡的两个辩论原则——不怀疑对手的动机和不贬低对手的水平——在我看来的确是少见的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态度。所以，我并不怀疑自由主义者们的立场和动机，对他们的学术成就也十分敬佩。的确，自由主义者当中有许多人是文革的亲历者，文革的专制和野蛮给他们带来的心理和生理的创伤让他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怀有一种近乎天然的逆反心理，他们的动机和初衷绝对是善良的。正如他们一再强调的，文革绝对不应该重演，而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制度安排是能防止这一危险的最好选择。情绪上的反弹也使他们对文革结束以来的政治相对开明状态感到兴奋。然而，这并不能成为他们漠视现实中大多数人的苦难的借口，更不应该成为他们放弃批判现实的义务的借口。

我的理解，自由主义首先应当是一种理念，其次应当是一种学理，再次才是一种知识和思想的立场。作为理念的自由主义首先应当指导人们的行为和现实选择。但那些忙于无休止的立场争辩的自由主义者们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当他们天天高喊着自由主义的那些口号时，他们在实践上却并不曾奉行自由主义原则。自由主义这容易武断的把某一个人定性为新左派然后再加以批判，同时要求人们在自由和社会公正之间作出选择，喜欢把各种批评者排除出自由主义阵营。这难道不是一种“假自由主义之名”的恶？一个人批评了市场是不是就说明他反市场？一个人批评了自由主义难道他就真的不是自由主义者了？正如一个老师批评他的学生不是不要他了而是想要他好一点。这种批评也可以作为对自由主义的建设性意见而被接受。胡适就说宽容比自由更重要。为什么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自由主义者们在判断他人与自己的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强暴态度本身就恰恰不是自由主义的理念，更" 何况，当他们陷入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时，许多本来还有讨论余地的问题也由于立场的掣肘而不得不放弃讨论。从这种意义上说，正是自由主义的“浮出水面”使中国的思想界更加不自由。

法国大革命中有一句著名的口号“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我承认，自由对任何人而言都是具有绝对价值的。但问题是，在中国的当下语境中，许多人的自由正是建立在除了他以外的更多人的不自由上面的。比如，没有不能进入五星级饭店的人的存在，便不可能有人能实现他们出入五星级饭店的自由；不是农村来的小保姆们在节假日不自由的工作，许多人就无法离开城市到大自然里去享受生活的自由；不是下岗工人们被剥夺了劳动的自由，既得利益者们也不会有机会实现他们大肆挥霍的自由。在当前贫富分化极其严重的情形下，盲目的自由追求无意中放过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谁的自由？究竟是所有人的自由，还是少数人的自由？这一问题在中国现实中的答案正是少数富人们的自由。对于那些真正生活在底层的人们来说，自由还不是最迫切的需求，只有那些有闲和有产的人才会感到已经拥有的自由仍然不够，把自由当成最重要的需求。所以，不否认自由的优先性并不等于在任何情形下都把对自由的追求放在优先地位，在特殊的历史阶段里，社会公正应该比自由更重要、优先于自由的。

自由主义者们可能会反驳：我们要的是个人自由。但是，如果绝大多数人还不能享有各种法律赋予的自由、只有一小部分人才对这种自由有着和迫切要求的时候，就牵扯到了“自由是否道德”的问题。用大多数人的不自由来换取少数人的自由和忽视大多数人的基本生活要求而盲目追求少数人的自由都是一样的不道德。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多数人的基本生存需求已经满足、不会再因为社会机制的不平等造成的原因而无所选择的时候，对自由的追求才可以合法的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必须区分个人自由需要和社会自由的需要。个人可以在任何情况下把自由当作首要追求，但社会不公正极度影响人们实现自由的条件的时候，社会公正的要求就应优先于社会自由的要求，但这并不影响个人自由的诉求的存在。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目前固然可以存在个人自由诉求，但社会仍然应该把公正放在首要位置上。我们的现实恰恰是，自由主义者混淆了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的不同价值，从而片面的强调自由的优先性，进一步又遮蔽了社会公正的诉求。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无视这种区别的存在，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使自由成为“没有良心”和“不道德”的。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自由主义浮出水面的时候，包括部分自由主义者再内的大多数人仍然处在不自由之中，而且，不自由的自由主义者的不自由的原因正在于自由主义的“付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