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萧红：论漂泊者的生命体验与慷慨悲歌

论文摘要：萧红在其一生艰难坎坷的漂泊生涯中，以女性作家与社会弱者的双重身份和独特视角观察社会、体验人生。对中国社会长期存留下来的社会积弊及对底层人民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虐杀。作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对底层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平民人物以及他们的不幸与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同时也表现了他们的爱和抗争，表现了作家心灵历程中对人类精神自由、平等、和谐的向往与追求。萧红创作中的生命体验、情感激流和历史感悟，代表了抗日战争最艰难时期中国文化人不可规避的对中国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深层冲突的思考及文化意识的觉醒。

论文关键词：萧红；女性视野；漂泊者；历史记忆；生命体验；文化意识觉醒

又是一年的“九·一八”纪念日，凡是铭记这段历史的人们照例都会记得抗战时期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记得沦陷地区那些坚守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宣传抗战、鼓励抗战的文化人，以及那些无辜蒙受羞辱与灾难的平民百姓，也会记得萧红。

萧红一生的社会活动和创作的重要时期，正值“九·一八”事件之后中国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时期，也正是在这段时期，她犹如茫茫大海之中的一叶扁舟在这多事之秋的岁月中颠簸、漂泊，一边舐着心头的创伤，一边坚持写作，艰苦备尝。正是在辗转流离的一个又一个人生驿站中，她的思想、情感、经历形诸以文字，幻化为她的诗歌、散文和小说。她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早年，学生与少女时代的萧红。北方偏僻地区农村的落寞、死寂，家人与族人的敌视、质疑和冷落，连及那些有权势族人们朱红大门背后的肮脏丑闻，卑贱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屈辱和辛酸，都深深地交叠在她的记忆里。萧红叛逃，渴望自由，竭立想摆脱这牢狱一般的生活和被折磨的心灵的痛楚。一个女子，一面要同恶劣的生存环境搏斗，一面又要战胜沦陷于生活之中的懦弱、畏缩、沮丧的情绪，真是谈何容易!心高气傲，沦落异乡，饥寒交迫，身无分文，追求独立自主的人生，却又身陷绝境，不得已向男权中心社会作出妥协，真是生与死的角逐，甚至生不如死。这种以女性的视角表现对生活的感受及对社会的深刻审视，终于熔铸成她那表现不甘屈辱而能给人以意志和力量的力作《生死场》。

东北沦陷以后，随着抗日武装的勃兴，东北的左翼文化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此时生活在哈尔滨的萧红开始接受左翼文学的影响，在进步刊物上发表小说创作，竟一发而不可收，其中包括后来成为小说《生死场》重要篇章之一的《麦场》、《菜圃》。萧红驾轻就熟的题材，她所忆念、感动的一切，无疑是她家乡的故事，而表现家乡民众的不幸、哀婉与抗争，与新文学运动的旨趣又是那么一致。国破家亡，家乡人民的生死挣扎，给她以灵感，加深了她深切的时代感受，她一头沉人了《生死场》的创作。自1933年8月至1934年9月的一年多时间里，萧红辗转哈尔滨、青岛，完成了《生死场》的创作，1935年底，萧红在上海得到鲁迅的热情赞扬和帮助，《生死场》作为“奴隶丛书”之一赫然面世，并得到左翼文艺运动的广泛关注。《生死场》描写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内忧外患之中，原本中国北方农村贫困、愚昧、饥饿与疾病交加的生存状况随着殖民地化的加剧而进一步恶化。萧红是踯躅的，她在叙事结构的散漫与跳跃中，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与这一殖民化的深刻过程。她一方面以女性纤弱的心理和发自内心的愤懑与同情表现了封建制度桎梏下落后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心理造成的北方农村妇女的卑微、懦弱与社会地位的低下。她们生活在世代居住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守着土地，守着自家的牲畜群，生儿育女，生老病死，无怨无悔，甘愿忍受着“命运”的拨弄，而对社会的不公、婚姻的不合理、天灾人祸，没有丝毫的抗拒能力。人类神圣的性爱、婚姻与人格尊严全然被扭曲了：作品中爱情是沉默的。主人公金枝与成业的结合荒蛮和原始，沉醉在未开化的原野中，成业的勤劳和金枝的天真，伴着寂寞的歌声穿越林梢……“五分钟后，姑娘仍和小鸡一般，被野兽压在那里。”这种女性对性爱的感受，象黄昏中看似金黄色的、实质是荒芜的根苗，“黄色的，近黄色的麦地只留下短短的根苗。远看来麦地使人悲伤……”金枝与成业结婚还不到四个月，只听到成业整天的谩骂声。小金枝生出来才一个月，在夫妻俩的吵骂声中，成业将小金枝摔死了。荒蛮原始的情爱演化而来的人性的消失，“母性”也被吞蚀了。“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每个女人，都如动物般地生育：“另一个产婆来时，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炕上哭着，产婆洗着刚会哭的小孩。等王婆回来时，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小猪也正在生小猪。”…“母性”的消失，还表现在利欲上。金枝的母亲把菜价的昂贵看得高于一切：“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东北三省沦陷，金枝成了寡妇，从乡村走到哈尔滨谋生，都市不容纳，几乎所有的劳工都是男子，金枝好不容易在大都市找到一个缝纫的工作，令人想不到的这是一个半卖身的职业，差一点沦人万劫不复的“性奴隶”的深渊。日寇铁蹄下的现代都市的恶浊“文明”把古老农村一息尚存的“生命的躁动”的权利与自由也剥夺了。

同时，萧红在《生死场》中的不凡之处是她超越女性的视野，以雄迈坚毅的笔触书写了男人们面对日寇蹂躏的自发反抗与人格尊严。“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日本侵略者强迫小村庄的人民群众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集中到日伪指定的部落，有反抗的就遭毒打和屠杀。对原来的村庄，一律实行“三光政策”。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去了东北的全部经济命脉，铁路、航空、银行等。这就必然激起东北民众的强烈抵抗。这一历史真实地反映在萧红的《生死场》创作中，“不自由毋宁死”，以李青山为代表的血性男人们聚集在一起“歃血为盟”，拿起武器，联络“义勇军”，誓与日寇决战到底，为作品增添了回肠荡气的激越基调。鲁迅赞扬小说中“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力透纸背”这是对《生死场》主题的最精当的概括。

自1934年底萧红抵达上海，1935年底在鲁迅的关心和支持下，作为“奴隶丛书”之一的《生死场》艰难面世，萧红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萧红时不时地陷于个人情感的矛盾与纠葛之中，不能自已，加上体弱多病，以及由于时局变迁，短短几年从上海至北平、武汉、西安、重庆、临汾，来往奔波，其间因养病又去了日本大半年，最终病卒于香港，始终生活于动荡之中。但与前一时期不同的是，她并不孤独了， 她有了许多坚实、可靠、关心、呵护疼爱她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前辈、同志和战友：鲁迅及其夫人许广平、茅盾、胡风及其夫人梅志，还有柳亚子、丁玲、聂绀弩、骆宾基等。他们使她欣慰、充实，特别是在芦沟桥炮声的感召下，她积极投身于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斗争协会的事业中，表现了她少有的饱满的战斗者情绪。战斗的环境，不容许一个人过度地沉溺于个人纤细的、病态的伤感里。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她又以女性的视角，从更高的境界与高度去回应时代，思考历史，总结她所走过的人生历程与完整的生命体验过程，这就是史诗性作品《呼兰河传》的诞生。 作家的创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活动，它带有个人独特个性与特有的表现方式。萧红成长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她在战乱频繁、国破家亡、人生漂泊的境遇中感受、体昧五味杂陈的人生世界，而多灾多难的人生社会反过来又加深和丰富了她的人生思考与人生经验。她生来多愁善感，善于沉思。在她的漂泊生涯中，她别无选择，她以作家为职业，可以自由地撰写、自由地思考，穿越历史时空，写她所忆念、感动的一切，舍此，就没有作为一个作家的萧红。作家应该生活在他的作品中，萧红有着自己的创作理念。她曾经说过：“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学得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o这里显然包含着一种打破小说固有程式与格局、刻意创新的成熟思想。创作不是宣传，不是鼓动，不单为了某个狭隘的个人与集团利益，而是要在更高层次上去展示人类苦难、爱与抗争的基本母题，给人以精神力量。在创作方法的选取上，萧红个性的内倾的、沉思的、情感的特点，决定了她作品的诗性的、象征的，散文化的特点。在萧红饱受苦难、屈辱与坎坷的一生中，她看似柔弱的身躯中却包藏着一颗不屈的心灵。不管身处何种境地，她脑海中难以忘怀的、她情感深处翻腾着的始终是对故土、祖父、生母的忆念，对故乡百姓的贫穷、愚钝、麻木、心灵扭曲而又凄惨的愤懑不平与同情，对北方偏远地区及中国整个传统的封建家族制度与男权中心社会的黑暗、专制、血腥、虚伪的蔑视和憎恶。鲁迅笔下“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的象征画面正是那个黑暗时代的写照。这种亲见、亲历的感受是那样刻骨铭心、魂牵梦绕和挥之不去。随着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在参与抗战宣传工作中，前方爱国将士浴血奋战、可歌可泣的牺牲精神和后方文化战士声援前线、宣传抗日的忘我热情，令她振奋与鼓舞。另一方面，沦陷区、国统区、都市生活、十里洋场各式人等的张皇失措、背信弃义、卖友求荣、市侩习气令她十分厌恶，并进一步强化了她的情绪感受，撩拨她那敏感心灵的琴弦。爱与憎、屈辱与抗争、历史与现实、现时与回忆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不可遏止。她那活跃的、强健的生命世界、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化作激流奔腾不息。她不刻意追求情节结构的完整，而是通过诗性散文与小说文体的结合，善于捕捉人、景的细节，并融进作者体验，随物赋形，终于找到一种表现独特的内省经验的情感表现方式，一种独特的文体结构表现方式，一种独特的“经验世界”的表现模式。她竭尽全力投身写作，每一部作品都可视为她的一次深刻的耗尽心神的生命体验。与她作品构思上的自由出入相一致的是文字风格的明丽、凄婉、又内含着英武之气，使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的完美结合达到极致。

与《生死场》相比较，《呼兰河传》在运思上显得更为深沉和成熟。萧红运用传统叙事结构，精心擘划，层层深入，登堂入室，由外而内，由物及人，由概述到具体入微的描写展开历史记忆：寒冬腊月，呼兰河城这座北方近代小城，它的街道、胡同、商铺、摊贩萧条冷寞，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毫无生气。萧红写道：“呼兰河的人们就是这样，冬天来了就穿棉衣裳，夏天来了就穿单衣裳，就好象太阳出来了就起来，太阳落了就睡觉似的。”小城百姓也有他们“狂欢”的节日，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还有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等，唯有在这样的日子里，人们赏灯、看戏、逛庙会、串亲戚、回娘家、相亲、调情，其乐无比。然而，这些活动大多数是为着鬼神，而不是为着人的，未免给人以悲凉、冷森之感。欢愉仅仅来自于一种对于神灵的偶像崇拜。萧红在这里既生动地记录了这些宗教性的乡情民俗的文化风貌，又深刻揭示了旧中国人们希冀摆脱一种精神枷锁，不幸又陷于另一种精神桎梏的事实。

接着，作者将镜头移到呼兰河城中的“我”的家，“我”的祖父，祖居祖宅、后花园、储藏室；移到了祖宅出租房的东邻西舍。在这一部分，作者打开了她的记忆闸门，倾注了她全部的感情，集中描摹了她童年、少年时代天真无邪的眼中所见到、所感受到的一切，详实地记叙了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人和事，构成了全书描叙中最令人难以忘怀的部分。祖宅正屋及后花园是“我”童年生活和生长的地方，短暂而欢快的童年刻骨铭心、溢于言表。与周遭贫贱房客们困顿、烦恼的生活不同，这里虽不是钟鸣鼎食之家，却还衣食无忧，家境殷实；与大人们专注的那个敬神弄鬼、烟雾缭绕的冷漠世界也不同，这里是一个活生生的、鲜活的、充满着生气的世界：始终笑盈盈的祖父，割不断的祖孙情；花园里的蜂子、蝴蝶、蜻蜓、蚂蚱，还有花草、果树，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 在这里尽情地欢奔、雀跃、劳作、获取真知，一切是那么健康、漂亮、宽广、繁华。然而，“我”的家又是荒凉的。在靠着大门洞子东西壁的相连的七间破房子，以及之外的其他三间破草房、三间碾磨房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那些租住户大都是养猪的、开粉房的、拉磨的一些赤贫者。作者这样描写他们的境遇：“他们就是这类人，……他们被父母生下来，没有怀希望，只希望吃饱了，穿暖了。但也吃不饱，也穿不暖。”“逆来的，顺受了。顺来的事情，却一辈子也没有。”当然，也有例外的。粉房旁边的那小偏房里，住着赶车的老胡一家，这里院子顶丰富的一家，老少三辈，人旺，家风干净利落，主政的老太太说一不二，颐指气使，而媳妇妯娌之间也明争暗斗，各不相让。萧红用极其重要的篇幅详细描叙了胡家童养媳的惨烈的死：小团圆媳妇终于被接进了老胡家的门，也是踱进了鬼门关。她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十二岁的女孩，天真和善，长得高一些，就被认为不合常规，老厨子、有二伯都以异样的眼光瞧着她，更不用说那个凶狠的婆婆。进门没多久，就被婆婆打教，半夜常听到小团圆媳妇的哭声。小团圆媳妇真的害了病，就被抬进大缸，用滚热的水烫，旁边还站着三四个人把搅起的热水往她头上浇。她在挣扎中没有了力气。等到她被赤身裸体地拉到床上，婆婆才拉了一张破棉袄给她盖上。又请了大神、二神用针刺，围看的人“不下三十个人，个个眼睛发亮，人人精神百倍”小团圆媳妇死了。凶狠的婆婆心安理得地告白：媳妇的死是与她没有任何关系的，她还用高价请了最好的大神、二神来医治。至于男仆，例行公事去送葬的老厨子和有二伯，他们对小团圆媳妇的死也没有丝毫同情，倒是津津乐道地品尝着斋酒的美味。

与小团圆媳妇命运相似的王大姑娘是萧红小说中写得较成功的人物。她和丈夫冯歪嘴子，是一对贫贱夫妻，虽穷，日子倒也美满。村里人妒忌着，冷嘲热讽不断。王大姑娘不知被多少人说过闲话，也许因为她的勤劳招到周遭流氓泼皮的不满。耳闻目睹的有那些男仆和长舌妇的尖刻之言：老厨子说，她的长相不好，大辫子大眼睛的，姑娘长得像扛工；有二伯说，膀大腰圆的，看上个灰秃秃的磨倌，武大郎玩鸭，啥人玩啥鸟；周三奶奶、杨老太太，加起有三四十个，还有同院住的粉房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王大姑娘坏话的；有为她作论的，说从小就和男孩子在一块，没男没女，开口骂、举手打的，嘴也馋；还有的为她作日记的，即使在飘着大白雪的夜，这些人也会躲在冯歪嘴子的窗下偷听，他们实在是咽不了她们夫妻俩的恩爱，哪怕捞到零星点滴，也要作第二天的骚动宣传。然而，任凭周围庸人们的叽叽喳喳和指指点点，这对贫贱夫妻照例恩恩爱爱，生儿育女，过着俭省、平静的日子。虽然王大姑娘最后的归宿是不幸死于产后病，但却依然那样光彩照人。萧红笔下的女人们，无论是年老的、年青的，凶狠的、柔弱的，“吃人的”、“被人吃的”，还有那些穷极无聊的看客们，其实都是那个病态社会的产物、病态社会的牺牲品。改变社会现状，打破命运枷锁，首先需要的是直面人生，撕碎虚伪、愚昧、自欺欺人的面具，树立起人类真正的人格的尊严与力量，促进人类文化意识——人类是文化的创建者——的真正觉醒。在《呼兰河传》中的最后一位主人公冯歪嘴子身上，作者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在磨房里打工的冯歪嘴子，勤劳、朴实、心无旁骛，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在那永远是黑沉沉的、风雨不透的磨房里拉磨、打梆、撒年糕，又推着单轮车上街吆卖。既没有街坊中好事者说东道西的闲情逸致，也没有长舌妇们恶语相加、使坏性子的本事。他的正直、憨厚，赢得了同院老王家的大姑娘的爱情，也招致了左邻右舍的议论，然而，他全不理会。当妻子扔下两个孩子撒手人寰，东邻西舍都说冯歪嘴子这回可非完不可了，那些好看热闹的人，都在准备着看冯歪嘴子的热闹，他仍全然不顾，“并不象旁观者眼中的那样的绝望”，“他在这世界上他不知道人们都用绝望的眼光来看他，他不知道他已经处在了怎样的一种艰难的境地。他不知道他自己已经完了，他没有想过。”“于是他照常地活在世界上，他照常地负着他那份责任。”也许，冯歪嘴子在那个时代算得上是个另类，他贫困、地位低下，其貌也不扬，但他担当起了做人、做丈夫、做父亲的人的责任，体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良知、道德和品性，和王大姑娘一样，在周围那群浑浑噩噩的芸芸众生之中才显得那样出众。萧红笔下的冯歪嘴子的形象承续了那个时代鲁迅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批判精神，是对中国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道德意识的强力反拨，是一种新的文化意识的觉醒。《呼兰河传》的众多人物之传奇而以冯歪嘴子作为收绾，其意深矣。

《呼兰河传》的文体是独特的，它具有小说与历史记忆、生命体验的双重特点。作为小说，它的构架、人物与情节的提炼，时代氛围与人物命运的变迁，语言描叙的丰富、生动，给读者带来的冲击力，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作为历史记忆、生命体验，它具有无可比拟的客观性、真实性及历史感受的深刻性与情绪体验深深的感染力。记忆是人类的精神，对于往事的追忆、憧憬、眷念、乡愁，实在是人生的一种巨大力量。

著名德国历史学家哈拉尔德·韦尔策指出了历史记忆的重要性，他认为，历史总是不能割断的，“经验是可以跨代传递的”，人们是“通过回忆自己的历史和经历，来过滤所见事物的。”“我们自己的回忆脱离不了客观给定的社会历史框架， 正是这种框架，才使得我们的全部感知和回忆具有了某种形式；过去的许多方面，一直到今天都还在影响着我们的情感和决定……过去未能如愿意的未来希望，可能会突然和出人意外地具有行为指导作用和历史威力。”以此为出发点，体悟萧红充满历史记忆、生命体验的全部创作，深深感到萧红创作的历程是独特的，而其意义也是深刻的。林贤志在撰写《飘泊者萧红》之后的创作感悟中指出：“萧红一生追求爱与自由，……她是同时作为追求者和反抗者(至死仍在反抗)进入一个由来便是不公平，充满暴力、奴役与欺侮的框架之中，通过悲剧性冲突完成自身的形象的。”"¨萧红作为女性作家与穷人作家的双重地位与身份，作为社会弱者与“弱势文学”的代表，义无反顾地与旧时代、旧传统决裂，“不曾屈从于传统道德，不因为爱而牺牲个人的价值与尊严”，成为守护人类精神、捍卫人类尊严的使者。在完成《呼兰河传》之后的弥留之际，她如释重负，一反过去长期笼罩心头的孤寂、忧悒心绪，异常平静地对友人最后表明了她的心迹：“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发展的，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我们生活着不是做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萧红以她自己的一生与创作作出正面回答，这不是一般层面的思索，而是已深入到文化价值观念深层冲突的一种思考，是中国文化人的一种民族意识、文化意识的觉醒。萧红在走完她生命旅程的同时，完成了她的生命体验与情感体验，完成了凝聚着生命、情感体验的慷慨悲歌之作，也留给了人类值得永远回味的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