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鼐先生的治学之路

" 【英文摘要】 Prof. Xia Nai（1910～1985）was an outstanding Chinesearchaeologist of substantial scholarly achievement. Hisacademic researches featured profound erudition,a wide fieldof vision and a rigorous scientific approach. In archaeologyof prehistoric China,his major contributions consisted in theamendment of the chronological system of Neolithic culturesin the upper Yellow River valley,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denomination of cultures in Chinese archaeology, the offeringat an earlier time of the theory of pluralism on thedevelopment of the Neolithic culture in China, andarchaeological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of Chinesecivilization.In archaeology of historic times in China,he wasgood at further and further researches in the light ofabundant archaeological data and reliable literary records.His attainments in the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the historyof scienceand technology in China as well as that of Sino-Western communications deserve to be emphasized as pioneer,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关 键 词】夏鼐/治学之路

Xia Nai/approach of learning

【 正 文】

夏鼐先生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卓越学术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已将夏鼐先生论著汇编为《夏鼐文集》，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过去出版的夏鼐先生论文集有《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和《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本文提到夏鼐先生论著，凡未注明出处者均见此二书。）。

一

夏鼐先生出生在一个经营丝绸业的商人家庭。少年时代就学于培育过众多知名人士的浙江省立第十中学初中部（现名温州中学），后转至上海光华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他那勤于思考、善于钻研的好学精神，当时即已有所表现，曾在光华附中的刊物上发表与知名学者吕思勉商榷的文章，从科学常识和文字训诂上对“茹毛”指“食鸟兽之毛”的说法提出质疑。进入清华大学以后，夏先生在陈寅恪、钱穆、蒋廷黻等的指导下，进一步打下深厚的史学基础，先治中国近代外交史，后转中国近代经济史，曾发表若干篇资料翔实、考证精到的论文，开始在史学领域崭露头角。随后，他以优异成绩取得中美庚款留学资格，决意出国学习现代考古学。为了做好出国前的必要准备，他于1935年春以实习生的身份前往安阳殷墟，参加梁思永主持的殷代王陵区的发掘，从此走上以田野考古为终身事业的漫长道路。

1935年夏，夏鼐先生经有关方面同意，改赴英国伦敦学习。那时的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可称全世界科学考古学的最高学府。日本考古学的奠基人滨田耕作，就是在那里师从彼特利（W.F.Petrie）教授，从而将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引进日本的。夏先生留学伦敦大学时，彼特利教授已经退休，田野考古学课程改由惠勒（M.Wheeler）教授负责。他受教于惠勒教授，参加过由惠勒领导的梅登堡（Maiden Casrle ）山城遗址的发掘，又曾在随英国调查团去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发掘期间，谒见定居耶路撒冷的彼特利教授，得到这位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当时，夏先生的主攻方向是埃及考古学，他师从伽丁内尔（ A. H.Gardiner ）教授，学习深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又在格兰维尔（S.Glanville）教授的指导下，对古代埃及的各种珠子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研究，成为我国第一位埃及考古学专家。他的长篇博士论文《古代埃及的珠子》，至今仍是这一方面值得称道的重要论著。

1941年夏先生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争关系延至1946年正式授予），回到抗日战争中的祖国后方，投身于中国考古学的广阔天地。他先是参加四川彭山汉代崖墓的发掘。后与向达共同负责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经费严重不足、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前往甘肃敦煌和河西走廊进行为期两年的艰苦考察，对新石器时代和汉唐时期的考古研究作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夏鼐先生领导国家考古研究中心机构，历时30余年。他致力于考古工作队伍的建设和实事求是优良学风的形成、考古研究规划的制定和田野考古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和多种学科研究的协调、以及与外国考古学界的学术交流，从而极大地推进了我国考古工作的全面发展。

建国初期，掌握田野考古技术的专门人才奇缺，急需迅速建立和健全考古工作的队伍，以应付国家基本建设发展的严重局面。当时，郑振铎以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身份兼任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作为既在国外受过正规科学训练、又有丰富实践经验的田野考古学家被任命为副所长，协助郑振铎所长主持考古所的业务活动，指导全国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于梁思永先生卧病已久，行动不便，只有夏先生能够亲临田野考古的第一线。他到任刚刚一个星期，便率领当时考古所的全体业务人员（共计12人），前往河南辉县进行规模较大的示范性发掘。以后又连年为协助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并为中央和部分省区考古人员训练班的举办而尽力，亲自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田野考古方法，并曾多次进行实地操作辅导，从而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培养一批得力的业务骨干，使科学的考古发掘普及全国，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主流。

夏鼐先生一贯坚持考古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工作，强调提高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要求大家在考古调查发掘中认真辨别复杂的地层情况，弄清楚遗迹、遗物的各种关系，并且要把观察到的一切有关现象详细正确地记录下来。1950年末，夏先生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中，冒着严寒，以其娴熟的发掘技巧，第一次成功地剔剥一座大型的战国车马坑，被国际考古学界誉为战后田野考古方法的一项新的进步。1958年，他在北京明定陵的发掘中，忍着病痛，连日深入地下玄宫，匍伏清理棺内散乱的冠冕等物，耐心观察和记录种种细微迹象，使之得以恢复原来的形状。夏先生以其实践告诉大家：考古工作的成绩如何，主要不是看你发掘出什么东西，而是看你用什么方法发掘出这些东西而定，切忌有“挖宝”思想。

夏鼐先生十分重视在考古研究中应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突出地表现在及时将碳十四断代法引进我国。早在1955年，美国科学家开始发表有关著作之后不久，他便对其重要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呼吁早日建立中国自己的实验室以应考古工作的需要。正是由于他的远见卓识和多方筹划，考古研究所采取自力更生的办法，于1965年建成我国第一座碳十四断代实验室，并且在以后的全国同类实验室中长期居领先地位，为中国考古学研究，特别是史前考古学研究，发挥了非常显著的推进作用。夏先生还积极倡导考古学界与有关科技单位之间的协作，有计划地开展出土文物中金属、陶瓷和其他制品的自然科学分析鉴定，在判别一些器物的原料成份及其产地，究明它们的制作方法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夏鼐先生本人的学术研究具有学识渊博、视野广阔和且治学严谨的特点。他不仅熟练地掌握了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具有丰富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知识，而且对中国传统的文史学、金石学也有很深的造诣，从而善于把多方面学问紧密地结合起来。他还具备优越的外国语文的条件，在与国外著名学者保持广泛联系的同时，经常涉猎大量新出版的外国书刊，因而通晓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和各种动态。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研究工作便有非常深厚的基础，善于从世界范围和多学科角度考虑中国考古学问题，既能追求现代的国际水平，又能发掘中国固有的学术传统。我们长期在先生身边工作，还清楚地知道他撰写的每一篇学术论文，都是从收集资料、查对文献到成文清稿，乃至设计各种插图等等，事无巨细，亲自动手，从不假手于人，直到晚年仍然如此，为考古界树立了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良师风范。

夏鼐先生在建国以后，特别是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努力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坚持认为，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作研究不应局限于鉴别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及制作方法，而是应该将研究的最终目标指向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这便要以科学的调查发掘为基础，通过对大量实物资料的整理、分析和多学科研究，经过归纳，加以提高，进而从理论上探讨古代社会历史的发展。他坚信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反对以空论代替具体的研究，甚至歪曲事实真相，也反对忽视理论，脱离历史，重蹈为考古而考古的覆辙。

夏鼐先生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我国与世界各国在考古学领域进行学术交流的总代表。他的卓越学术成就，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普遍重视，成为我国学术界接受外国国家级最高学术机构授予荣誉称号最多的学者。这是夏先生本人的荣誉，也是我国考古学界的光荣。

二

夏鼐先生对中国考古学的巨大贡献，首先表现在对中国史前考古学进行了长时期的创造性研究，不断地拓宽道路，引导大家走向新的境地。主要是根据可靠的发掘资料，改订黄河上游新石器文化编年体系，规范考古学上的文化命名，提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发展多元说。他还是现阶段最早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著名学者。

建国以前，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基础相当薄弱，作过正式发掘的典型遗址为数甚少。20年代初期，应聘来我国工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根据甘肃地区缺乏地层关系的实物资料，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划分为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沙井六期，后又臆测各期的绝对年代。1931年，梁思永在黄河中下游确认龙山文化，并从地层上判断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相对年代，揭开了中国史前考古学科学化的篇章。后来，尹达根据类型学分析，判定安特生所说“仰韶文化”包含龙山文化因素，推断齐家文化不可能早于仰韶文化。夏先生则在40年代中期，通过对甘肃宁定县阳洼湾齐家墓葬的发掘，从地层学上确认了齐家文化晚于甘肃仰韶文化（即“马家窑文化”），最终纠正了安特生的错误。他又因临洮寺洼山遗址的发掘，第一次提出中国史前时期的文化系统问题，认为晚于马家窑文化的寺洼文化和辛店文化是同一时代的两种文化，沙井文化也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相互之间并没有因袭变迁关系，并且推测寺洼文化可能和文献记载中的氐羌民族有关。这便宣告，曾有相当影响的安特生的分期体系已彻底破灭，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夏鼐先生早就重视对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60年代初期，他在《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的序言中特别讲到早期新石器文化，指出这在当时我国几乎是空白，而西亚的前陶文化遗存对于我们的探索有借鉴作用。陕西西乡县李家村遗址发掘以后，许多学者怀疑李家村文化遗址的年代未必早于仰韶文化。夏先生却根据李家村遗址所出圈足钵、直筒形三足器等独具特征的陶器曾见于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仰韶遗址中的最早期墓葬或底部文化层的事实，当即表示李家村文化可能年代较早，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可靠的新线索（注：《我国近五年来的考古新收获》，《考古》1964年第10期。）。后来，李家村的一件标本经碳十四测定年代晚于仰韶文化，有的学者又怀疑起来，而夏先生则明智地指出测定年代与地层堆积前后颠倒“是难以接受的”，后了解到那件标本出土的地层情况不明时，便断然将该数据摒弃不用，仍然认为李家村文化的年代较早。磁山、裴李岗的文化遗存发现以后，他曾亲赴磁山遗址发掘现场视察，后又满怀喜悦地指出，“如果继续上溯，或可找到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业的起源。”（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经过广大考古工作者的多年努力， 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更大的突破，先后在北方和南方的若干地点发现距今10000年左右的农业遗存。

随着有关考古资料的日益丰富，夏鼐先生又于1983年提出从考古学上探讨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中国史前考古学和世界文化史上至关重要的课题，强调其理论意义在于“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派的争论的交锋点”。（注：《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他从明确基本概念入手，强调“文明”一词是“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他还详细指出：“这个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衙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夏先生认为：根据现有考古资料，不仅深刻地认识到殷墟文化是高度发达的文明，更重要的是从殷墟文化向上追溯到二里冈文化和更古老的二里头文化，三者互相连系、一脉相承；而二里头文化，至少它的晚期既够得上文明，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至少比二里头文化更早的各种文化，都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夏先生还特地讨论中国文明是否独立地发展起来的问题，着重分析那些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关系最密切的史前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和长江下游的晚期新石器文化，断定“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夏先生还曾讲到，进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主要对象是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的各种文明要素的起源和发展，例如青铜冶铸技术、文字的发明和改进、城市和国家的起源等等”，同时又强调“文明的诞生是一种质变，一种飞跃。”这便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索指明方向，从而导致此后有关研究和讨论长盛不衰，不断深入，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三

夏鼐先生说过，考古研究进入“历史时期”，便要掌握狭义历史学中的大量文献和运用文献考据功夫。夏先生在历史考古学方面的一系列论著，突出地反映他本人熟知文献资料，擅长历史考据，善于从丰富的考古资料出发，结合可靠的文献记载，不断进行新的探讨。

40年代后期，夏先生根据甘肃考察所获考古资料，发表过两篇蜚声史坛的考据性文章。《新获之敦煌汉简》一文，对1944年敦煌两关遗址和烽燧遗迹发掘出土的30余支汉简进行考释，判定玉门关的确切位置，提出玉门关设置年代的新看法，又就汉武帝征和年号问题纠正了近人将其释作“延和”的谬误。《武威唐代吐谷浑慕容氏墓志》一文，则在考释当地发掘所获金城县主、慕容曦光两方墓志的基础上，结合早年出土的四方慕容氏墓志，参以两《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资治通鉴》等文献资料，用年表的形式对吐谷浑晚期历史作了详细的叙述。

建国以后先生亲自主持和具体指导的田野考古工作，除渑池仰韶村等史前遗址的调查外，绝大部分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畴，其中尤以50年代初期的几项工作意义为大。例如：辉县琉璃阁的发掘，第一次在安阳以外发现早于殷墟的商代遗址；郑州附近的调查，确认二里冈是早于殷墟的又一处重要商代遗址；长沙附近的发掘，初步判明当地战国两汉时代墓葬的演变情况，为楚文化的考古研究打下基础。这样，便使我国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在地域上从北方的黄河流域扩大到南方的长江流域，在年代上从石器时代、商周时代推延到汉代以至更晚，过去那种“古不考三代以下”的不合理状况，开始发生彻底的改变。

夏鼐先生关于历史时期考古研究的论著，往往是在对具体学术问题作独到论断的同时，又从方法论上给人以深刻启示，引导大家正确对待文献资料，深入细致地研究各种问题。例如夏文化问题，50年代末期当这项探索性考古工作开始着手进行的时候，他曾在考古所的会议上再三申明，对于所谓“古史传说”资料需要审慎地对待，这类资料中既有古老民族口耳相传的真正传说，又有先秦诸子编造的历史哲学。1977年有关单位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以后，有的学者认为王城岗遗址可能是“禹都阳城”。夏先生针对当时众说纷纭中的胡涂观念，着重从基本概念上进行澄清（注：《谈谈探索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河南文博通讯》1978年第1期。）。他说：“夏文化”应该是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有人以为仰韶文化也是夏民族的文化，纵使能证明仰韶文化是夏王朝祖先的文化，那只能算是“先夏文化”。夏王朝时期的其他民族的文化，也不能算是“夏文化”，不仅内蒙、新疆等边区的夏王朝时代的少数民族文化不能称为夏文化，如果商、周民族在夏王朝时代与夏民族不是同一个民族，那也只能称为“先商文化”、“先周文化”，而不能称为“夏文化”。他又指出：夏文化问题在年代学上很麻烦，商年和夏年都有悬殊较大的不同说法，目前并没有弄清楚；夏都的地理位置也很麻烦，“禹都阳城”说出自上距夏禹两千年的《孟子》，另外还有禹都安邑的说法，纵使“禹都阳城”可信，它和东周阳城是否一地仍需证实。这种周密思考、认真分析的科学态度，推动了夏文化探索工作的发展，使有关研究不断深入，现已取得较多的共识。

四

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是夏鼐先生极为重视的一个方面，他为此花费很大的精力，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50年代初期，他根据自己亲手发掘的辉县战国车马坑和长沙汉代车船模型，进行古代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60年代起，先生又创造性地利用考古学的资料，运用考古学的方法，深入探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领域中天文、纺织、冶金和其他方面的光辉成就，主要研究成果编集为《考古学和科技史》一书。他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同名文章被列于该书卷首作为“代序”，对1966年以来我国考古工作中有关科技史的新发现，归纳为天文和历法、数学和度量衡、地学、水利工程和交通工具、纺织陶瓷和冶金、医学和药物学、农业科学等专题，进行全面的介绍。这实际是想说明考古资料对于科技史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借以促进考古学家与科技史专家之间的协作，共同解决考古学上和科技史上的重要课题，使科技史研究得到更好的发展。

夏鼐先生关于宣化辽墓星图的论文，根据" 辽墓壁画中的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图象，结合大量文献资料，进一步论证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的特点，指出以赤道为准的二十八宿显然是起源于中国，后来由中国传入印度的，而黄道二十宫则至迟在隋代，随着佛经的翻译由印度传入中国（王仲殊在研究铜镜的论文中对此说作过补充）。至于我国二十八宿创立的年代，他认为“由可靠的文献上所载的天文现象来推算，我国二十八宿成为体系，可以上推到公元前7世纪左右。 真正的起源的可能稍早，但现下没有可靠的证据。至于文献学方面的考据结果，也和它大致相符而稍为晚近，现下只能上溯到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而已。 ”夏先生的意见，被公认为中国天文学史研究中对于二十八宿创立年代这个聚讼纷纭问题的较为稳妥的提法。

关于敦煌写本中的两件唐代星图，夏先生将现存英国不列颠图书馆的一件称为甲本，现存敦煌县文化馆的一件残卷称为乙本。他所进行的探讨，首先把甲、乙二本的紫微宫图各星官列成一表进行比较，发现两种星图的内容与《丹元子步天歌》所述最为相近，而与《晋书》、《隋书》二史《天文志》的记述差异较多，但都属于一个系统。继而又就两本之间的大同小异互相对比，感到乙本的原来蓝本在星官数和星数方面，实稍胜于甲本的原本，但仍是一个系统的两个不同本子；至于两本中各星官的形状和位置，一般而论，都绘制得不很正确，却又没有很大的错误。先生又将甲、乙二本的抄写年代和《步天歌》的撰写年代一并讨论，认为《步天歌》的撰述时代不能早于李淳风活动的时代，歌辞和诠释的作者应该都是唐开元年间道号丹玄子的王希明；进而推测敦煌星图的原本应是根据《步天歌图》，它不会比《步天歌》的撰写年代（唐开元时即公元8世纪前半）更早，但其转抄的年代稍晚，甲本在开元天宝， 乙本在晚唐五代。这比英国李约瑟将甲本的年代定为后晋天福年间（公元940年），提早了200年。乙本则是第一次进行如此缜密的研究。

夏先生指出：发明蚕丝生产技术的确切年代，目前虽然还无法确定，但我国在上古时期是唯一掌握这种技术的国家，至迟在殷商时代已经充分利用蚕丝的优点，改进了织机，发明了提花装置，能够织成精美的丝绸，遗存实物有普通平纹、畦纹和文绮三种织法。他说，我国当时除使用竖机之外，可能也使用平放或斜卧的织机，这便和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家专门使用竖机不同，可能改进到使用吊综提花和脚踏。东周时期已有织锦，更应该是使用一种有提花设备的平放织锦机。先生又指出，我国的丝织生产发展到汉代至少已有1000多年历史，达到了一个高峰，五彩缤纷的汉锦代表汉代织物的最高水平，一般是使用二色或三色的组织法，如果需要四色或四色以上，便需要采用分区的方法，在同一区内一般都在四色以下。至于汉代的织机，先生根据实践经验，认真分析，指出有些学者所复原的织机“是不能工作的”。遂以铜山洪楼画象石中的织机图为主要依据，经多次讨论、反复试验和修改，重新作出比较合理的复原方案。他指出，汉代画像石上的织机都是简单的织机，但根据出土的锦、绮、文罗等实物，可以推测汉代已有提花机。当时，先生从织物花纹单元的高度和纬线的密度考虑，认为有时需要提花综

四、五十片之多，推测汉代的织机已有提花设备，可能是“提花线束”，而不是长方架子的“棕框”。后来，他对自己的这一影响甚广的看法有较大的改变，1983年在日本的讲演中说：“汉代提花织物可能是在普通织机上使用挑花棒织成花纹的，真正的提花机的出现可能稍晚。”（注：《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6年。）令人遗憾的是，先生没有来得及具体论证自己的这一看法，便与世长辞了。

在中国陶瓷史方面，夏先生没有发表过专题论文，但一直是非常关心的。50年代，他曾在《考古》杂志上特地介绍陶瓷专家周仁等的专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注：《介绍周仁等著〈景德镇瓷器的研究〉》，《考古》1959年第6期。）， 对国内采取现代科技方法进行瓷器研究的这一开端表示热情的欢迎。这篇书评说：“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我们所最感兴趣的，不是作为古董来玩赏的古瓷，而是制造这些古瓷的陶业工人。我们所以要分析和鉴定古代陶瓷的原料的成分、成品的物理性能和制造技术，只是因为它们是陶瓷工人的技术知识和手艺技巧的表现。此外，古代陶瓷工业还有另一方面，便是当时的审美观念。这便须要研究古瓷的器形 和花纹。……如果忽视了这一方面，仍不能算是对于古瓷的全面研究。”后来，正是在夏先生的约请下，周仁和他的几位助手对古代陶瓷标本进行大量的分析鉴定工作。这便使中国陶瓷史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

五

利用考古学资料探讨中西交通史上的问题，是夏鼐先生学术研究的又一重要的方面。他所进行的研究，既包括中国古代通过陆上的丝绸之路与波斯、拜占庭、阿拉伯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情况，又包括海上交通和古外销瓷等问题。

夏先生根据一些地方发现的萨珊式金银器和织锦，深入讨论波斯文物在中国的流传及其深刻影响。他说：在唐朝以前，萨珊朝金银器已输入中国，唐朝初期输入更多，并有中国的金银匠人模仿制作，可能也在波斯匠人在中国制作的。萨珊帝国复灭以后，直到安史之乱，仍有这种风格金银器的输入或仿制。中国制造的仿制品，一般器形和波斯所制大致相同，但花纹常是唐代的中国风格。而在瓷器、漆器和铜器中，也有模仿萨珊式金银器的情形。他又曾指出：古代丝绸的织造技术有两种不同的传统，中国汉锦是经线起花的重组织，西亚和中亚的织锦则采取纬线起花的方法织成；新疆发现的资料表明，中国丝绸的织造技术和花纹图案，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由于西方的影响发生很大的变化，6 世纪时有一种可能为外销而生产的萨珊式花纹经锦，后来中国织锦的织法也改用纬线起花。这些都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互相取长补短的具体事例。

对于东西交通的海上航路问题，夏先生同样十分注意。他除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南京东晋王氏墓出土印度所产“金刚指环”、广东英德和曲江的南朝墓出土波斯银币等早期物证外，又专文讨论了泉州两种文字合璧的元代也里可温墓碑（注：《两种文字合璧的泉州也里可温（景教）墓碑》，《考古》1981年第1期。）， 扬州拉丁文的元代天主教徒墓碑及广州明墓出土的威尼斯银币（注：《扬州拉丁文墓碑和广州威尼斯银币》，《考古》1979年第6期。）。 先生还较早地研讨中国古外销瓷问题，曾于1963年撰文介绍东非各地发现的中国宋元以至明清瓷片，特别提到他本人于1938年至1939年两度前往埃及福斯特遗址调查，亲手采集到当地仿制的青瓷和青花瓷残片，说明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之间悠久的历史友谊（注：《作为古代中非交通关系证据的瓷器》，《文物》1963年第1期。）。后来，他又根据在瑞典看到的一大批18 世纪中国烧制的“洋瓷”，讨论中国瓷器在当时采用西方的珐琅彩和“泰西画法”的情况（注：《瑞典所藏的中国外销瓷》，《文物》1981年第5期。）。

夏鼐先生的《真腊风土记校注》一书（注：《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7年。），对元代周达观这位温州同乡根据亲身经历记载柬埔寨吴哥时代真实情况的名著进行全面校勘和缜密注释，是他对中外交通史研究的又一重大贡献。《真腊风土记》是同时代人对吴哥文化极盛时代柬埔寨的唯一记载，为国内外学术界所重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即有多种译注问世。夏先生以数十年的积累，收集十多种刊本、抄本，以及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著，博采众说，择善而从，使之成为目前最好的、可依赖的一种本子。这也充分反映他在文献考据方面令人叹服的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