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真相

" 在最近十五年来的国内理论界中，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某些论述，亦即当今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如果不是最大热点，也算得上是最大热点之一。国内出版的相关的文章、书籍很多很多，观点则大都众口一词，即断言马克思晚年发生了“重大思想转变”，提出了“东方社会理论”，为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了方向云云。这种观点被到处转相袭用，充斥于哲学、历史、社会主义研究等各个领域，并已写进各种教科书和思想教育读本，至今几成定论。

笔者历来不同意此说。①但鉴于问题并未解决，今天仍有重新讨论的必要。在笔者看来，上述观点其实是建立在对马克思有关思想和历史实际进程的曲解之上的，由此产生的所有发挥均属望文生义，根本经不住事实的检验。不论人们做这件事时的愿望多么良好，但违反了科学的起码要求，结果只能是帮倒忙。

一、历史事实的真相

与时下人们通常只注意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等两三个文献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甚多，形成了一个长长的系列，认真耐心地梳理考察这些历史资料，正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1875年，恩格斯按照马克思的建议，与俄国民粹派思想家特卡乔夫进行了一场论战。恩格斯一方面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时才能到来，并据此驳斥了特卡乔夫关于“在俄国实现社会革命没有任何困难”、俄国农民“比西欧各国人民更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主张；但另一方面恩格斯也同意，现在有可能根据新的条件重新考虑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他提出这样一种设想：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本来只不过是俄国社会落后停滞的产物和专制主义制度的基础，但“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条件已经成熟到可以这样做的时候”。这些成熟的条件是什么呢？恩格斯明确地提出：“如果有什么东西还能挽救俄国的公社所有制，使它有可能变成确实富有生命力的新形式，那么这正是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③最后，恩格斯对俄国革命表示了热切的希望，预言这一革命将会“对全欧洲具有极伟大的意义，就是它会一举消灭欧洲整个反动势力的迄今一直未被触动的最后的后备力量”。④，稍为熟悉“跨越卡夫丁峡谷”问题始末的人都会看出，恩格斯在这里已经基本勾画出了他和马克思后来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的轮廓，只是由于论战的需要，关于俄国公社可能“转变为高级形式”的分析还没有被置于主要地位而已。

到了1877年11月，马克思在一封给彼得堡《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关于这封著名的信，过去和现在都有大量曲解。其实，马克思在此信中的叙述虽然比较隐晦，但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那就是：第一，针对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的误解，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即决不能把这一方法变成先验地判定各个民族发展道路的“一般的历史哲学理论”；第二，如果人们想弄清俄国未来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要去独立地研究俄国的经济和社会现状，而不是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史的概述套用过来；第三，简略地表达了自己对俄国社会发展方向的意见。在这里，马克思讲了如下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的资料。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⑤这表明，马克思认为俄国此时还处在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它固然已经开始朝资本主义方向迈步，但毕竟还走得不远，还存在通过某种努力使它转向另一个方向的可能性。这里虽然语焉不详，却可以隐隐看出马克思希望俄国避免资本主义发展的心情。然则需要有怎样的力量和条件才能使俄国避免资本主义方向呢？信中却略而不谈。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进一步谈论问题就势必引出革命的结论，而这对《祖国纪事》来说很可能意味着危险。⑥

1880年8月5日，恩格斯在给俄国经济统计学家敏·卡·哥尔布诺娃的复信中，就她关于俄国农村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报道谈了如下意见：这种瓦解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但由于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以及俄国社会主义将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所以有可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这里显然是重复了他在1875年时的意见，即对在俄国利用农村公社直接走社会主义道路寄予希望。恩格斯没有忘记补充一句：“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⑦

就思想实质而言，马克思1881年3月8日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与恩格斯的这封信完全一致，但恩格斯的信现今很少有人再提起（原因之一，恐怕是人们感到它不便利于制造“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分歧”），马克思的复信和草稿却是赫赫有名。这封复信十分简略，但前三个草稿（共四个草稿，第四稿大致与定稿同）的内容相当丰富，包含有对农村公社内部结构与外部环境各种影响因素的大量细致分析。综合起来，其核心思想可归结如下。俄国农村公社是由于俄国闭塞落后而遗留下来的古代社会形态的遗迹，它的内部结构中既包含公有制的因素，也包含私有制的因素。农村公社这种“固有的二重性”使它具有向公有制或私有制发展的两种可能性。至于它究竟往哪个方向发展，则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马克思认为，设若俄国是孤立的，那它的公社就一定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灭亡。但问题在于俄国所处的现代环境不是孤立的，而是受到西欧的强烈影响，而西欧的社会发展又是以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必然方向，这便使俄国农村公社获得了某种有利条件，不必重新经历西欧由公社所有制向私有制演化的漫长道路，即“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成为直接向更高的社会形态迈进的便利基础。但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可能性，要想使这些可能性成为现实，就必须尽快进行革命，以便及时打破专制国家及其引进的资本主义对公社的种种破坏和瓦解。马克思写道：“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⑧ 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循着上述思路继续作了许多论述。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背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一小批前民粹派革命者转向马克思主义，反戈一击对民粹派思想展开批判，确认俄国已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但民粹派仍坚持自己的理论主张并继续对沙皇政府进行斗争。恩格斯乃采取“双重态度”，既欢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新的理论观点，又继续支持民粹派的反沙皇活动。1883年9月9日恩格斯在与民粹派活动家洛帕廷会谈时，就认为在俄国“在人民生活的实际情况中已经为在新的基础上改造社会积累了足够的材料”，所以当前对俄国革命者来说重要的不是理论宣传而是实际行动，是调动一切力量摧毁专制统治。这些话使民粹派人士大受鼓舞。B11 80年代晚期，俄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劳动解放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活动影响扩大，这些都促使恩格斯重新去考虑俄国社会发展的前景，结果导致他在俄国问题上的观点发生决定性改变，放弃了先前对民粹派的希望，转而确信俄国只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了。1888年9月19日恩格斯与《纽约人民报》编辑部代表的谈话表明，他此时已认为俄国近期不可能爆发革命。1890年4月3日，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完全同意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认为必须同民粹派进行斗争。从90年代初开始，恩格斯在许多通信、谈话和文章中反复证明，俄国已经不可挽回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农村公社的灭亡已成定局，关于俄国可以绕过资本主义阶段的主张已经过时。恩格斯对俄国失去一个走历史捷径的机会诚然感到惋惜，“但对经济事实是无可奈何的”。B13

特别在1894年1月为《“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所写的“跋”中，恩格斯对当年马克思（同时也包括他自己）在俄国问题上所抱的希望以及现今不得不放弃这种希望，作出了一个系统而令人信服的解释。恩格斯指出，在历史上各地的农村公社已证明除了解体以外没有别的出路，即使是在俄国它侥幸保留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濒临崩溃的时代，单凭自身的力量也是不可能转变为新的社会形式的。但如果西欧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并把生产资料转归公有，那倒是有可能在俄国“利用公有制的残余和与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所以，使公社新生的“首创因素只能来自西方的工业无产阶级，而不是来自公社本身”。马克思和他当初之所以对俄国公社抱有希望，是因为当时俄国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并引发西方革命的前景似乎“指日可待”，以致他们两人都希望俄国公社“能够同西欧的转变相配合而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然而结果未如人愿，沙皇制度战胜了民粹派，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起来，旧的农村公社愈来愈快地崩溃，到了1894年就已经完全不能指靠农村公社了。恩格斯说，没有西方无产阶级的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从公社那里还是从资本主义那里，都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推而广之，恩格斯认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以前的阶段的一切国家”。B14

够了，以上冗长的摘引其实还只是全部有关历史资料中的一小部分，但大约已能使读者达到这样一些结论：第一，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致的，时下一些学者大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歧”，其实全无根据；第二，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实质，不在于马克思晚年转而相信什么“东方社会的新道路”，而在于俄国革命与西欧革命的“互相补充”；第三，“设想”至迟到19世纪90年代便已由恩格斯宣布过时，在“设想”的首创者那里它已经失去实践的意义，只具有历史文献的价值了。

三、历史的实际发展

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在理论上虽然严整和富有兴味，但对当时现实中所包含的革命诸因素却未免作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并不完全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

首先，他们对俄国70年代局势的判断有误。俄国当时固然面临着深刻的危机，但还不是除了革命之外无路可走；沙皇政权通过扶持资本主义和实行欺骗加高压政策，仍有很强的统治能力。其次，他们对民粹派革命政治活动的期待也过高了。民粹派并不缺少反对沙皇政权的决心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却缺少足够的社会支持。几百个怀抱理想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得不到人民了解的情况下，无论是“到民间去”还是向沙皇投炸弹，最后结局都不免是失败。此外，马恩对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响应能力也估计过高，而这又是与他们对资本主义生命力的估计一向过低有关的。

总之，由于以上失误，马恩的这个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恩格斯在90年代事实上也承认了这一点。B20然而，为什么这一只会引起历史研究者兴趣的往事，今天却被人们赋予如此重大的现实意义呢？为什么论者们把它同“东方社会主义”、甚至同今天的改革开放联结在一起呢？

惟一原因就是：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确实是在未经历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下“跨越”式地出现的，因而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似乎存在不小的差距，解释这里面的矛盾并对后者做出合理论证，便成了今天马克思主义者的责任。但意识到责任不等于就能很好地承担起责任。在长久的教条主义禁锢之后，人们匆促地接过这个陌生的课题并立即习惯性地去寻找它的“经典”依据，实在找不到时便求助于自己的想象力，这就是问题发生的症结所在。人们以为这样可以给“东方社会主义”提供有分量的理论说明，其实切近地考察一下历史，便可看出这样作是多么轻率。

如果说，“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核心是“东方”对“西方”的依赖，“东方社会主义”的实质却是孤悬于西方之外的独立发展。仅此一点就已指出了解决问题的方向：答案应在粗糙的历史中而不是理论家的精致思维中，要想拿出像样的说明就决不能依靠任何寻章摘句，而必须依靠缜密地分析历史的实际演变。

“东方社会主义”是在社会主义世界性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体地说是在西方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出现的。但它所据以活动的历史背景、所能运用的社会政治资源、所能解决的社会任务都是与西方大相径庭的。这便决定了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具有不同于西方的趋向。东方社会主义的第一站是俄国。普列汉诺夫一代人引进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一主义到列宁一代手上开始俄国化了。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有一个重大变化：把社会主义革命的核心主体由西方理论所强调的由资本主义充分发展所造就的强大的工人阶级及其自觉意识，转移到坚强的革命政党及其“灌输”、策划和领导上来，这恰好是俄国现实的反映。依靠这一新的理论取向俄国社会主义夺取了政权，但心理上对西方的依靠并没有马上消除。于是最初的战略仍是世界革命，即全力促进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以便获得落后条件下缺少的社会主义物质文化前提。仅从这一点看，仍旧还是“互相补充”原则的思路。可是这时历史再次显示出它在任何理论设计面前的顽强性：西方资本主义并没有被共产国际初期的世界革命战略所打倒，它迅速地度过了一战后的动荡和危机，从20年代初起重新走上了正轨。这样一来，陷入孤立状态的苏俄为求自保便只有走独立发展的道路，而因此在心理上也需要有相应的转移。20年代中期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满足了这一需要，在实用层面上自有其积极性，但在理论上它内在地具有重大缺陷。它割断了社会主义与西方先进物质文化条件的联系，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实践变得片面、简陋和主观化了。既然历史决定了“东方”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而又不能像预期的那样走“互相补充”之路，情况也只能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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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须讳言，从俄国以来，中国、朝鲜、越南、古巴……都是在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曲折、反复甚至大挫败都算不得意外。邓小平意识到，在这条道路上的社会主义如不去加速发展生产力以补上自身落后的固有缺陷，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这是总结了无数经验教训之后的合理结论。中国需要改革开放，需要以健康的心态和切实可行的措施获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这在今天都是毫无疑问地正确的。但这些都是总结了历史与当今形势所得出的看法，而为了使这种总结进一步深化，真正上升到规律性认识的高度，理论界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还需要更加深入扎实的研究。为此的确应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汲取营养，但依笔者之见，今天所应吸取的首要东西是方法论，是运用唯物史观去批判地、独立地分析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演变，是从一百多年来世界物质条件与精神条件复杂作用的总和中细心地发现决定这些演变的线索。至于马克思晚年关于俄国的论述，主要价值也应在这里。大家都熟悉马克思给《祖国纪事》的信中的忠告：不要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叙述变成“历史哲学的万能钥匙”，而要对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中的发展分别加以研究和比较，然后就会很容易地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不此之图，而是靠断章取义地曲解马克思的言论打造出一把新的“万能钥匙”，我担心它不但难以打开任何一把锁，反而会由于过于脆弱而折断在复杂曲折的历史钥孔中。本着科学的诚实态度，多一些有根有据的独立研究，少一些为己所用的任意发挥，如何？

注释：

③④⑤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82页，第285页，第340页，第773页。

⑥ 即使是这样，马克思当时也没有把该信寄出去。直到他去世后，恩格斯在1884年3月6日把这封信的抄本寄给了查苏利奇。后者将其译成俄文后，于1886年首次发表。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29页。

B10 《共产党宣言》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纪念版第37页。

B13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598页。

B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