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当代女作家的创作特征

论文关键词：中国 当代 女作家 创作特征

一、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入选此传的当代女作家都经历了文革，参加了知青，这些生活经历对她们的文学创作活动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女作家中除了台湾的李昂外，全都经历了“大革命”;除60年代出生的陈染、庞天舒、林丹娅、迟子建外，其余出生于50年代以及与共和国同龄的蒋蹼、陆星儿等作家，都赶上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上山下乡”运动。

时代的巨变普遍地在这些女作家的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法国文艺理论家丹纳指出的“时代不同，文艺创作的特点也不同，‘当性格和周围发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不是影响于一张白纸，而是影响于一个已经印有标记的底子’，这个底子，就是时代。时代给一定的文艺活动规定了不同的发展倾向”i'oa}`v 20世纪50 , 60年代的中国，环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在正值成长时期的一代女作家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同程度的印痕，而成长历程中不可避免的生命体验也成为他们日后创作的源泉和动力，形成了一个时代特有的文学现象和精神指归。

时代的暴风骤雨曾“点点滴滴灌注到一颗幼小的心灵上”，成为她们文学旅途的起点和财富。“无J睛的‘红彤彤’曾主宰过我们的社会生活，主宰过每个人的命运，威力无比的‘红彤彤’改变着一切，粉碎着一切”，但在客观上也成就了她们，正如“有人说，没有几年的插队生活就没有铁凝今日的作家生涯”，这话一也适合于所有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女作家。那个时代在她们的生命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彻底使她们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改变，而同时，她们也用自己的笔，在自己的作品中用各种方式记录了那个时代的风雨，形成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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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普遍地受到西方以及思潮流派的影响

20世纪70,80年代是西方各种各样的思潮和流派进人中国的高峰，这一时期的女作家理所当然地在文学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普遍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正当西方后现代主义发展得如火如荣、声势浩大时，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而当后现代在西方开始由盛而衰时，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也裹挟在强大的思潮中进人了中国”y}mn。事实上，西方文学特别是西方思潮和流派以及对塑造这一时代的这一批作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潜移默化的熏陶方面更多受惠于西方古典文学，而在技巧和风格创新方面则更多接受西方当代文学的影响。这一代人的人道主义启蒙就是在那个最不人道的时候进行的

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二类:第一类是在不自觉中被异种文化吸引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庞天舒八九岁的时候开始读小说，“有一天，爸爸来了，给我带来高尔基的‘二部曲’我被主人公的命运深深地打动了，一个人跑到僻静的地方哭起来，仿佛不只是哭童年高尔基的命运，也是哭我自己和许多人的命运”;严歌荃“三岁时开始接触外国文学，是每天临睡前听母亲用演员特有的魅力，为她念《希腊神话与传说》、《欧根·奥涅金》、《唐磺》”;陈染“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发狂地读起小说来，一本接一本，那个时候自然读的是世界名著。”这种阅读可以说是一种共鸣性的和出于对与其生活迥异的另一个世界的好奇和兴趣，主观上并不是有意识地要为文学创作开辟道路，但客观上确实对她们日后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类的影响是主观上有意识地为了拓宽创作的视野和道路而广泛阅读但并不拘泥于某家某派，特别是在接受大学的过程中。严亭亭在复员时，“临行时，爱书如命的夫妻俩①，送给亭亭两大纸箱书，其中就有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雨果、狄更斯、左拉等作家的名著”;接受大学教育的林丹娅则是在“1979年考人厦门大学中文系，读一些过去没有读过的外国文学名著，…中外文学名著都有所浏览，为她的练笔创造更有利的条件”;而“赵玫自有突出之处:一是醉心于外国文学名著，乐而忘返，二是不懈地默默地写作。显然这为她日后创作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样的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创作的过程，阅读为写作提供灵感，写作完善了在阅读中的文学想象，这是一种直接的文学影响。

第三类是作者倾向于某种文学创作形式或理念，进而模仿某种流派或某个作家的风格和特色。刘索拉创作《你别无选择》时，y读《第二十二条军规》一类书较多，所以受‘黑色幽默’的影响也就多一些”;而对黄蓓佳来说，“《简·爱》和《琴声如诉》，是她长久喜爱的两本书”;李昂“读的全是当代西方作品”，正如她自己所说“伴着存在主义、分析、意识流，我写了整整两年多小说，直到大专联考迫在眼前，才收心读一阵子教科书。”

在这些女作家的创作中有的是接触欧洲古典文学较多，受到的影响较深刻;有的是受西方现代当代思潮的影响较深;有的沉醉其中，有的兴之所至。总之，她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西方文学的浸润和感染，接受西方文学影响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出发点虽因人而异，但受到一种不同于中国影响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三、创作实践普遍较早

这一时期的作家有一个非常明显并具有普遍性的、既不同于她们的前辈也有别于后代的特点。具体地说，由于时代造成的原因，她们普遍地跳过了适龄的学习阶段而直接进入了生活，她们早期的创作都普遍地是一种自发的活动，是来自早年的知识积累和生活经验的不自觉的写作冲动使然。

另一类是有幸进人大学学习理论知识的作家，在校期间的创作普遍比较有影响，并且在大学结束后的创作都有质的飞跃。林丹娅23岁大学三年级以发表处女作《兰溪水清清》成名，毕业后的三四年出现一个创作高峰;池莉的成名作《烦恼人生》产生在毕业后的一年;稽伟25岁大学二年级发表第一篇小说后，在三年中写了三部科幻小说集，以致《文汇报》绝无仅有地“发表了一篇通讯和一篇专访”“来赞扬一个在校大学生所取得的成就”;陆星儿“大学期间的四年打破了趋于封闭的思想，她这才开始了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创作”，在此期间发表了大量的小说;陈染从大学一年级开始发表诗，写下了大量的诗歌后，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写小说，并在此后几年不断有新作产生;喻杉在大学一年级发表其成名作《女大学生宿舍》，后由于从事与文学并无关系的工作，实际上在校期间发表的作品成为她创作的最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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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有丰富的实践，在创作摸索中虽没有什么理论，但凭着兴趣和努力都较早开始了练笔的实践。从认识论角度说，人的认识规律是由感J哇认识~—理性认识—再感性认识—更高理性认识”的循环上升运动，也就是按照实践—认识—再实践的模式发展升华的。当恢复高考后，这些作家进一步接受高等，经过实践磨练后再接受理论的指导，符合的认识论和实践观:实践—认识—再实践的模式。因而，当她们经过高等学府的学习后，往往是如虎添翼，创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极大的质的飞跃。

四、坚守着执着的梦想:在现实的磨难和考验中继续

时代为她们提供了大量可资书写的内容，本身的发展又为她们提供了多种表达内容的方式，家庭浸润了她们的文学热情和敏感，创作实践的深人使她们具备了成为一个真正作家的潜能，而能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显然就看她们自己了，看她们自己能不能在过去坚持的领域里继续坚持下去，能不能为了心中的梦想面对一切困难。当然，凭着她们个人对文学的极为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阅读与创作的激情和欲望，她们做到了。

事实上，这些女作家在她们踏入文学圣殿之前，就有着不同一般的坚持和耐力。一方面，她们对读书有着持续甚至是发狂的兴趣。下到乡下后，铁凝读的是“一些大部头的、曾被提心吊胆深藏起来的、在当时看来仍嫌危险的书”;而在“文革动乱中，在心灵上，蒋韵是和书相依为命的”;之后，"1966年，‘文革’开始了。学校正常的学习生活中断了，孩子们在无政府主义的荒漠上建造自己的乐园。在父亲蒙难的日子里，她(严歌荃)读完了父亲珍藏的所有的名著。”;舒婷回忆那时“我的不要命的书癖开始在家里造成恐惧，一发现我不在眼前，妈妈便到通道门后衣架下去找我，每次总能把我连同罪证一道捕获。”;由于学校里受‘文革’影响，尚不很注重知识的传授，喻杉开始大量阅读课外读物了，她把父母藏书中的文学作品，几乎全读遍了;这些来自自身主动积极的努力为她们将来的厚积薄发准备了条件。

另一方面，她们对写作有着虔诚执着的坚持。严歌荃“有时她写长篇小说，写得不顺利时，她能够坚持不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坐八小时，甚至不吃饭”;“李小雨的创作仍在继续，现实生活对她的磨难并没有比十年前减少。带着孩子，买菜做饭、拥挤的小屋、疲于奔命的挤车、繁重的工作、业余又业余的写作……”;张欣辛“从小就记日记。这记日记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正如她说:“我最好的句子，也许都在我的日记里。”陆星儿曾有过这样的创作经历:当时她和丈夫隐姓埋名住在北京附近的一个地震棚里，两个汽车坐垫拼起来放上褥子便是床。怀孕的陆星儿肚子大得很，坐在这样的床上将被子垫得高高以做成桌子。马上就要临产了，稿子才刚刚完成。然后又在月子里把稿子抄出来。”;陈染“对诗的迷恋使她几乎疏离了身边的世界、产量最高的时候，她能一个人闷在小屋里一天写八首诗”，她是“一个把诗本身当作生活来沉迷的女孩子”;迟子建写作时，“虽然，最初若十篇均未获得成功，但她始终自强不息，追求不止，后来才一陆续发表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一些作品”;残,.,犯岁开始发表小说，而毕淑敏发表第一篇小说时已经35岁了;尽管生活的各种问题摆在她们面前，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她们都从不放弃自己文学创作的梦想。她们仍在写着，坚持着。

翻开今天中国的书目，这一代的女作家「片了中国当代文学近半壁江山。“进人‘后新时期’中国女性作家已不满足于由于性别带来的臣服地位，她们开始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思考和拷问‘性别’、‘’、‘阶层’等等问题的复杂性，开始将中国女性在这些不同的利益及文化面向中的‘混杂性’加以显现。她们开始解构本土的以男权为中心主义的传统存在”}4}E}4,3。女性的独立需要靠女性自己来完成，这一代女性作家对创作所怀有的极大热忱和激情，以及长久的坚持和守望成就了她们今天的收获。

五、促进女性创作发展的意义

中国传统的文化一直以来束缚着女性的生存、选择以及话语权，“失落了话语权的中国女性、从母权秩序中的言说者，变成了父权秩序中的被演说者，成了男性话语的言说对象”151}'}s}。中国女性对父权制文化的认同甚至模范地遵循，完全是由于男性中心地位这一观念内化的结果，所以在中国，妇女的反抗在上很难觅到踪迹，中国妇女脚上的镣拷要比西方妇女沉重得多，相反，倒是“贞节牌坊”、“二从四德”“相夫教子”这些将女子打人从属境地的传统被女人们“荣誉”地保留着，中国妇女承受的压迫要比西方妇女严酷得多。中国女性的生存状况是伴随着“全国人民得解放”的喜悦而得到改善的，但由于国家的因素，我国文学、的视角长期以来滞留在阶级视角和民族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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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 , 80年代，伴随着女性主义研究特别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繁荣时代的过去，在西方有许多女性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理论设想。为了摆脱危机，这些理论设想建议扩一大女性文学创作的性别视野，试图将后结构主义、多元主义以及后殖民研究与女性主义融汇一体，应用到女性文学批评中去，针对各种话语表现之间的融合与冲突进行身份问题的新描述。中国女作家在借鉴和学习西方新的理论表述的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文本实验，在理论接受与消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个性。中国的女性发展到90年代初，正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形成的时期，而中国女性文学的书写则以这一代的女作家为主力。“越来越多的女作家从自觉的性别立场出发，将私人经验、隐秘场景等，带入了其文化空间，通过女性经验的自我解读和情色问题的大胆表述，破解男性神话，颠覆男性中心社会建构的、、、文化等方面的理念。”“她们勇敢地在男性划定的话语禁区中开辟出白己的空间，将原来男权、父权社会传统里不可说、不该说的东西供奉在词语的圣坛上，建构女性自己的主体性和认识体系”}fi}f'i 19。这一文学创作的新的方向和努力，对于女性特别是对于中国的女性争取言说的话语权，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将女性从人身依附的解放提升一到思想依附的解放有着奠基性的贡献和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文学评论家盛英等人在《中国对外世妇会专辑》中认为“当代女作家对中国文坛的一大贡献是:将笔触伸向了女性的自我世界.真切地表达了女性的人格、尊严和体验.匡正了过去遏制乃至混灭性别特征的偏颇，使‘女性文学’获得了较为完整的内涵，从而独树一帜”。

总之，任何一种成功都是社会、文化、家庭、个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马克思说，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关健。的确，对这些女作家来说，时代、社会、家庭都对她们的成功产生过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她们自己在用最严肃、最认真、最圣神的态度进行创作，牺牲着最平常的休息和娱乐，承受着不为外人道的境遇和压力，为了文学的梦想长久地坚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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