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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费密诗歌创作特征(辞海》费密生斡辨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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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时间:2022-09-14

略论费密诗歌创作特征(辞海》费密生斡辨误)

论文关键词:费密 明清 宗唐

论文摘要:费密,明清之际重要的遗民诗人,存诗三百余首,具有较高的成就。费密诗歌创作前期以蜀中动乱生活为主要内容,中后期则以扬州、泰州遗民生活为中心,地域特征强烈;诗歌风格主要宗法初、盛唐诗人,尤其是杜甫诗歌;基于诗教观念,费密诗歌在整体上表现出深厚和缓的特征,具有很高的价值。

一、浓重的地域特征

费密一生足迹所至一十四省,笔下的诗歌大量表现各地的山水、人文景致。但与费密一生联系最紧,对其诗歌创作影响至深的核心地域却只有两个:一是费密故乡所在地蜀中地区;二是费密流寓东南时的扬州、泰州地区。这两个地区无论是对费密诗歌创作的主题与内容,还是对费密诗歌艺术风格的形成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蜀诗情怀

蜀中生活在费密的内』L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费密虽而立之际便已离川,但蜀中故事却影响费密诗歌创作始终。对于费密来说,蜀中地区具有双重意义:一是费密一生命运浮沉皆源于蜀中,遗民身份也始自蜀中,其家愁国恨凝结于此地;二是蜀中乃乡园故地,乡园之恋是每个人都固有的情感。“物有不平则鸣”,蜀中地区的生活使得费密的诗歌创作大放异彩,费密诗歌代表作《过朝天峡》《北征》等都是在蜀中背景之下完成。蜀中地区山水奇险独特、人文景物丰富,这些都给了费密诗歌创作以巨大的影响:从主题上看,费诗较多歌咏蜀中山水并借以书怀,如《过朝天峡》《栈中》等,也借歌咏蜀中人文物事来抒发自己的感慨,如《过成都草堂寺》等;从风格来看,其慷慨阔大、旨意深远的风格在蜀中业已初步定型。费密在出川以后直至流寓扬、泰生活的前半期,足迹遍布一十四省,笔下歌咏的山水、人文景物范围更为广大,直接反映蜀中景物、人事的诗歌已不多见,但究其主体风格却仍属于蜀中时期诗歌风格的延续与发展;同时,费密诗中的思乡主题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而且,随着诗人的年纪越大,离家越久,思乡的情感就越为深厚,思乡主题贯穿了费密大半创作生涯。这些都给费密的诗歌打上了深重的蜀中印记,即使费密的大半生是在东南一带度过,但在地域上来讲,众多学者都认同他为蜀中诗人,费密年轻时即被冠以“西南三子”之名,《清国史馆儒林传》称“至今谈蜀诗者,推费氏为太宗”a},孙桐生则评之曰:“吾蜀诗人,自杨升庵先生后,古文凌替,得费氏父子起而振之。其诗以汉魏为宗,遂为西蜀名家。”

(二)东南遗风

费密出川后流寓东南,身世浮沉不定,总体上以扬州、泰州为中心,生活了四十余年。清初,扬、泰一带为明末遗民集中地之一,遗民氛围浓厚,遗民诗人群体性诗歌风格特征较为明显。费密作为遗民诗人,参与了较多遗民之间有影响的文学活动,如王士镇红桥修契、孔尚任扬州汇聚遗贤;冒辟疆水绘园诗会等。身处这样的大之中,其诗歌创作受到扬、泰之间地域诗风总体特征的影响较大:首先,“扬泰遗民诗人们在创作中将目光投向现实,关注现实人生,言苦之作极多。或抒自己之悲苦人生,或言友朋之苦况,或道民生之疾苦,大都真实而具体。;i,}费密诗歌的主流基调是以真情实感抒发自己的人生境遇之苦,与这一特征正相符合;其次,在诗学取向上,清初泰州遗民诗人多以杜甫为取法对象。明清易代之际,东南一带对清的反抗情绪最为强烈,人清后东南遗民情怀最为压抑和悲愤,诗人群体效杜陵诗风的特征尤为明显。费密在出蜀时诗作便渐至成熟,诗歌讲求法度与字句的锤炼,表现出学杜倾向。人扬以后,诗歌创作受到这种大氛围的影响而变得更加明显,费密五言律诗宗杜特征最为明显,王士镇在扬州盛赞的《过朝天峡》“大江流汉水,孤艇接残春”之句,便有强烈的杜诗风格;再次,东南一带的反抗在清初较为强烈,这一区域所面临的环境极为冷酷。人清以后,遗民们不愿与清廷合作,有意识地追求孤高冷峻的人格,加之遗民的身世际遇大都以凄凉哀伤为主,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群体性的“严冷”风格。费诗主体风格与之大同小异,表现出“清冷”特色;最后,扬、泰地区的遗民诗风还普遍具有隐逸的的特征。明遗民大多不与清廷合作,但又碍于严密的文网与冷酷的政治环境,既不能积极投身反抗,又不得奋笔疾书、直抒胸臆,还要保全自己的人格与气节,最终的选择几乎只有归隐一途。扬、泰地区人丁茂密,有水无山,隐遁山林不大可行,诗人大多隐遁乡野之间。由于精神气节的相通,田园生活的相近,陶渊明式隐逸诗风便得以大行其市。费密身晚年幽居野田,以诗书自娱,生平创作有大量的田园诗,以述幽隐之志,与这一特征完全相合。

[1]

二、鲜明的宗唐特色

清初,遗民诗人在诗歌风气上以学习唐诗为主。费密诗歌内在气质与当时的主流遗民诗风相通,整体上表现出宗法唐诗的特点,但在创作风格上受到杜甫、孟浩然诗歌的巨大影响。费诗宗唐并非是针对有唐一代的诗人、诗歌风气而言,对于唐诗气格,费密有所褒贬,他指出“自沈、宋定近体诗,声韵铿锵,文采绚烂,有气有格,亦古亦今,固诗中之杰作,可以垂法后世者也。然繁音促节,错彩镂金,质淡消散,古瑟渐稀。时移风转,至于元白之轻理、温李之织艳,长吉、卢全之怪癖,下逮晚唐诸公之小近卑寒,风雅之道于斯变极,愈变愈恶矣!五言四韵,李娇之和平,王勃之精丽,沈宋之典重,王维之舍雅,孟浩然之自然,岑嘉州之疏秀,李白之高华,杜甫之悲壮,沟文章之能事也”o}(卷二)。费密以为中、晚唐诗歌风雅渐丧,渐至于“小近卑寒”,气格低下,不值得效仿。而初、盛唐诗人中沈宋、王孟、李杜等人的诗歌各有特色,或精丽典重,或舍雅自然,或高华悲壮,都是有气有格,可以垂法后世的。费密长于近体诗创作,尤其是五律,在诗歌效法对象的选择上,他摒弃了中晚唐的“小近卑寒”诗歌风气,而主要以初、盛唐诗歌作为宗法对象,追求诗歌的气格之美。并且在取法对象上,费密并非局限于一两人之间,而是博采众家,专取所长,这在费密的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表现。

费密的一些小诗,在风格上往往做出多种尝试,如七绝《宿汉王城》:

烟霭风清紫琴洲,汉王城下系扁舟。

涛声夜半随明月,流到潇湘下石头。

此诗可与李白的《峨眉山月歌》做比较。与李诗相似,费诗连用“紫寥洲”、“汉王城”、“潇湘”、“石头城”地名。在诗句承转的手法上,也极似李诗,尤其是后两句,李用“向”,费用“随”,一为“下渝州”,一为“下石头”,承转手法如出一辙。在意象的运用上,二者也较为相似,除了地名之外,同用了明月、江水、舟船、夜等意象。在总体风格手上,可以明显的看出费诗的学习痕迹。

又如费密的《洋县二首》:

春山青复青,春水绿复绿。

花开不见人,何处沦浪曲。

微风度城上,满城花尽开。

闲携一壶酒,花落满苍苔。

费密的这些小诗数量较多,风格清新自然、隽永舍雅;意境则境界深远,颇有空灵清幽的“画意”。相对费密所言“王维之舍雅”,效法王维诗风痕迹明显。

费密诗歌虽然效法对象众多,但在主体风格上却是以宗杜为主。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占据费密诗歌创作主流的感怀诗以五言近体居多,风格沉郁,情感悲凉,写景抒情往往境界阔大,讲求字句的锤炼,语言精工凝练,含蕴深刻,颇得老杜晚年律诗的神韵,费密的代表作《过朝天峡》即属此例。二是费密述事诗,这一类诗歌都是古体诗,数量较少,但创作成就非常高,以长诗《北征》《易樟行》为代表。费密的这一类诗歌往往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高度关注现实,把个人、家庭的命运和严峻的社会形势联系起来,成为反映时代真实面貌的乱世诗史。此类诗歌直接承继了杜甫述事诗的现实主义风格,将费密代表性长诗《北征》诗与杜甫《北征》诗相比较,风格上有着太多的相似与继承性:首先,从背景上看,杜诗创作于安史之乱时期,当时,杜甫从肃宗所在凤翔县奉命回解州探亲,一路上民生凋敝,满目疮咦,费诗则作于蜀中张献忠之乱中,当时费密为避蜀中战乱,偕同戚属杨氏、赵氏离开成都仓皇北上,两首诗歌背景绝然类似;其次,从创作内容来看,杜诗全诗以归途中和回家后的亲身见闻作题材,状民生之敝、抒时事之见。费诗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线索,以自己的家庭为缩影,反映清初蜀乱时社会种种乱象,现实主义风格强烈;再次,从诗歌情感基调上来看,两首诗歌沉痛悲郁,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忧民情怀;再次,从体制上看,杜诗全诗共七百字,是杜甫五言古体中最长也是最有名的巨制,费诗也为五言古体,全诗共}so字,俱属体制恢宏;最后,从形式上看,二者俱属述事诗,叙述手法与表达方式极为接近。实际上,《北征))并非古题,而是杜甫自己所创,费密将自己的这首诗歌直接题名为《北征》就已经说明了他对杜甫现实主义诗歌风格的重视与学习。

[2]

由于精神气节的相通,清初遗民诗较多隐逸情节,多学陶渊明田园诗风。费密田园诗数量较多,风格自然、淳朴,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很大,但仔细甄别,费密的田园诗虽对陶诗风格有所继承,却也存在着重要的差别。首先,费诗没有陶诗中蕴含的深刻人生体悟。费密尽管绝意功名,却也多次人幕,交游颇为广阔,诗中没有陶诗的从容之气;其次,费诗对田园生活的领悟角度不类陶诗。陶诗中有着从事躬耕者的切实感受,带月荷锄、夕露沾衣,实景实情生动逼真。费诗更多表现乱世之中对平静生活的渴慕,费密虽隐遁乡村,家庭贫困,但自己并未真正的投身耕种生活。是以费密的田园诗风虽受陶诗影响,但内在气质与陶诗有本质别。费密较多的是以渴求平静的心态去领略田园生活的自然、淳朴之美,尤其是费密晚年,承平已久,费密幽居野田从事著述,更是带着一种文人士大夫的闲适心态去看待田园生活。他的这种创作心态与陶渊明有着本质的区别,倒是更类于盛唐山水田园诗人孟浩然,费密在盛赞唐代诸公时指出“孟浩然之自然”。在“自然”这一点上,费密的田园诗更多取法孟诗之“自然”,而非陶诗之“自然”。

三、深厚、和缓的追求

费密以儒名世,诗教观念亦以儒为宗。费密子称费密:“教诸门人及不肖诗文法最精严,不轻许可,……诗文有法度”,“……为诗则以深厚为本,以和缓为调,以善寄托为妙,常戒雕巧快新之语,故浅于诗者即不能知考之诗矣。”阎9(卷二)综合费密的创作来看,费密诗歌极为看重法度,整体上追求深厚、和缓的美学风格。费诗之深厚,体现为诗歌内容深重厚实,不为虚言;费诗之和缓,体现为诗歌的气韵舒展和缓,不急迫局促。

(一)深厚

费密诗歌中的“深厚”主要表现为诗歌的内容。费密主张诗歌创作应该有充实的内容,杜绝虚假矫饰的情感与无病呻吟的内容。分而言之,一方面,诗歌创作所反映的思想内容与社会内容要“深”,不能只是流于表面形式,泛泛而谈,而应该有一定的思想深度;另一方面,诗歌创作所反映的情感内容要“厚”,要追求情真意切的效果,不能无病呻吟,故作矫情。费诗内容的深厚,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费密诗歌的内容源于作者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创作上,费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来源于社会生活,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表达发自内心的思想态度。费密云:“吾著书皆身经历而后笔之,非敢妄言也。,>[g}8(卷二)诗歌作为文学允许个人的想象、生发空间的存在,当然不必拘泥于“皆身经历而后笔之”,但也应该来自于白己真实的社会生活,表达自己真实的思想感触。费密《北征》类述事诗具有乱世诗史特征,感怀诗则情感厚重、真挚,费锡瑛评价其父时云:“考与论经术及古文诗词,言必本之人情事实,不徒高谈性命为无用之学也。‑[see(卷二)正印证了费密诗歌的特点—唯有务实,诗歌的旨意方能深厚。

其次,费密诗歌追求内容、情感的真实,但这种感情的自然流露并非说是直白式表白,相反费诗极为重视表情达意的技巧和方法—“以善寄托为妙”[5]9(卷二)。费密诗歌中经常将自己的情感融于景物、意象、人、事中去,充分发挥比、兴的创作手法,来增强艺术抒情的效果。费密的感怀诗大都是关于自己身世际遇及家国沦丧的情感抒发,诗歌在表现这些情感时,或移情于景,或借景抒情,如“大将流汉水,孤艇接残春。暮色偏悲客,风光易感人”(《过朝天峡》)中的景物利用:大江孤艇、残春暮色,这样的景物描绘出的阔大境界与作者的感伤情绪结合在一起,使得人生悲情显得更加辽阔久远,可谓景情相生,水乳交融。也正因为其情感抒发波澜起伏而又真挚浑朴,费诗方表现出情深意厚的特征。

再次,费诗内容深厚,还表现为丰富、深厚的学识基础。费密认为,为诗应重学识:一方面应该博闻强记,遍习古书,打下深厚的学问基础;另一方面,则强调诗人丰富的识见,须抛弃杂说,宗于儒术。有深厚的学问与丰富的识见基础,诗歌方能免除轻浮溜滑之弊,表现出中正肃穆、味旨深远的特点。当然深厚丰富的学问与个人识见并非旦夕之力所能够轻易达到,那需要诗人的循序渐进的勤苦学习,日积月累方能有所成就。对之,费密授徒时有形象的描述:“……(张子昭)甫事密焉,乃以文辞来请。数年子昭合户坟册,尽弃所为诗歌,依止于古,清婉秀洁篇章大殊矣。夫诗之为物,若灵花异果,味甘芳远,然时蓄之勤,非旦夕之力,晚节渐于诗律细往品己。如此,子昭既决志古学,不为杂说所惑也。; [a7saz(卷四)当然费密强调深厚的学识基础,并非是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去刻意显现自己学识的广博,或去卖弄奇字僻典,或故意去翻新出奇,这样只会导致诗歌估屈葺牙,导致诗歌内容表达与情感抒发的结果大坏。反观费诗,大多具有平白晓畅之美,用典较少,生僻字更是全无。费诗正是有了深厚、丰富的学识基础,避免了清滑浮躁之病,诗味自然醇厚。

[3]

(二)和缓

费诗的“和缓”主要是就诗歌的风貌而言。从费密中正平和的儒学诗教观出发,费密诗歌气韵舒展和缓,不急迫局促,气格庄重典雅,文字朴素淡雅,无雕巧快新之弊。

首先,费诗的和缓风貌主要表现为诗歌气韵舒展,气脉贯通,流畅而从容不迫。从费诗总体来看,诗歌风格宗唐,尤其是初、盛唐诗歌。费密推崇的沈宋、王孟、李杜等人的诗歌各有特色,但大多气韵舒展,气脉贯通,气势流畅。他的诗歌创作则实践了自己的诗歌主张,代表费密主要成就的感怀诗与田园诗,非常重视诗歌的情感特征,丝毫不事议论和说教,情感浓郁强烈,气韵自然流畅。

其次,费诗气格庄重典雅,大气而不陷流俗之弊。费密以儒为旨归,处世庄重持平,在诗歌创作的整体风貌上则追求“大气’,—要求诗歌达到有气有格的境界。费密以为:“……至于元白之轻理、温李之织艳,长吉、卢全之怪癖,下逮晚唐诸公之小近卑寒,风雅之道于斯变极,愈变愈恶矣。}} (q}sa(卷四)中晚唐诗歌或轻便导致滑俗,或艳丽浮华陷于庸俗,或炫奇巧而致怪癖,在气格上“小近卑寒”,不够庄重典雅。费密所认为的“大气”标准并不单纯,在他看来,如“李娇之和平,王勃之精丽,沈宋之典重,王维之舍雅,孟浩然之自然,岑嘉州之疏秀,李白之高华,杜甫之悲壮”f41}(卷四),这些诗歌气格方都是“询文章之能事也”,都是值得追求诗歌气格。在费密的诗歌中创作中,各种气格可以说都进行了一些尝试,但表现出的最强烈特征便是庄重典雅并偏于悲壮。在诸种诗体中,律诗尤其是五言律诗最适合表现费密在诗歌气格方面的追求,因而反映在费密的诗歌创作中,五言律诗的数量最多,成就也最高。与这种诗歌气格追求相适应,费诗语言既不过于浅白,也不过于富丽繁华,更不奇巧怪癖,而是注重语言的锤炼,使用凝练深刻、古朴淡雅的语言来进行诗歌的创作。

从总体上来说,在诗歌创作上,费密有着明确的诗学追求。他的诗歌承袭了诗教观念,并受到地域诗歌风气的影响。在学习前人优秀诗风的同时,并未陷于案臼,而是博学众家,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清人张维屏在《国朝诗人征略》所说:“王士正盛称其诗文不涉王、李之摹拟,亦不涉袁、钟之织仄,奇矫自喜,颇有可观。(s(在明代前七子的模拟诗风以及竟陵派的故作幽深孤峭的诗风之间,费密的诗歌取其中庸,既能博采众家所长,又能结合自己的情思抒发真情实感,强调诗歌内容的深重厚实,不人形式主义之流弊,于清初诗坛自成一帜。

附录:

《辞海》费密生卒年辨误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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