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析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发展及流变

论文关键词:乡土小说；现代知识者；文化批判；乡愁

论文摘要: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兴起的一个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大约形成于二十年代中期，主要代表作家有普迅、许杰、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等。乡土文学作家与其描写对象之间有丰富的精神联系与复杂的情感矛盾，既包含理性的批判又有情感的怀恋，大多是批判与怀恋交织。其中乡土写实的一脉，到三十年代发展成左冀文学一派，代表作家有张天翼、茅质、吴组湘、沙汀、艾芜等。而另一批作家却表现了一种复杂心态，即将对农村落后文化的批判和乡村纯朴民情的礼赞交织在一起，代表作家有废名、沈从文、芦焚等，到三十年代发展为“京派文学”。

“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以后兴起的一个最早的现实主义小说流派，大约形成于二十年代中期，成员以文学研究会作家为主，也包括语丝社、未名社的一部分青年作家，主要代表有许杰、许钦文、彭家煌、台静农、鲁彦、赛先艾等。鲁迅在19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分析赛先艾、许钦文、鲁彦、台静农等作家的作品时，就用了“乡土文学”一词。这个术语后来就被用来概括这一小说流派的创作特色:“赛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过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们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所写的文章，因此也只见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

由此可见，鲁迅所定义的“乡土文学”，主要是从三方面来谈，其一，作者的身份特征是离开乡土、侨寓都市的知识分子;其二，作品的内容主要是有关乡土的回忆性叙述;其三，作品的情感基调是隐现着乡愁。

其实，就乡土小说来说，首开风气之先的作家正是鲁迅本人。他“于乡土文学发韧，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抱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他的《故乡》、《孔乙己》、《风波》等都出现得很早，给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由于鲁迅作品的思想艺术高深完美，所以成为20年代、以致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企及的典范之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在创作中所显现的那种较之其他乡土作家更为强烈的“乡土情结”，而这种“情结”又源于作者对中国农民深深的“爱”上。可以说，鲁迅的乡土文学创作是对中国农村、农民深厚情感的文字表现。

写家乡的风土人情是乡土文学的常见内容。鲁迅 乡土小说的环境大都以海边水乡为背景，在《社戏》里描绘了飞一般的白篷航船，月色朦胧下起伏的连山，两岸碧绿的豆麦夹杂着河底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二‘…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那种近乎“仙境”般的表现真是令人陶醉，引人遐想，把读者领到江南水乡月夜的境地。在《故乡》里把少年闰土融进浙东海滨绚丽的画面里，奇幻美妙，新鲜动人，写出了诗一般的环境，童心和稚气，温暖与慰藉。此外，鲁迅重视人情的描写。在《社戏》中描写了农村农民和小朋友的好客，双喜、阿发等小朋友的热情天真，六一公公的憨厚纯朴，揭示了他们的心灵之美，农村的古朴之风，农民的憨厚之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等级观念日益的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情也随之变化。闰土对“我’，竟然喊起“老爷”来，杨二嫂也变得刻薄刁滑起来。人与人之间变得隔阂，人情变得淡薄，既揭示中国农民整体生活的现状，也反映了当地的民情时尚。

鲁迅是第一个真正写普通农民的作家。鲁迅与农民存在着深刻的血缘联系，少年时代的乡土生活经历已成为他的精神气质，形成他强烈的“乡土情结”，使他把最真挚、最深厚、最热烈的情感倾注到农民身上，写出了农民在重重压迫下喘息的苦难。鲁迅“像一个成年，的儿子对自己年迈的父亲一样，了解中国的农民，关怀中国农民，默默地而又是赤诚地爱着中国的农民”，“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人感到他对农民群众，具有鲁迅那样最无虚饰而又最热烈、最厚重的感情。TR叹故乡》中老实忠厚的闰土，年复一年地在土地的死亡战线上挣扎着，被压榨得说不出话来，变成了木然毫无表情的“石像”。鲁迅了解农民，他不仅描写了农民生活上的困苦，更写出了他们精神上的痛苦，并揭示了造成这种痛苦的根源，同时鲁迅还在积极探索着农民摆脱困境的道路。

在鲁迅开创了乡土小说范型之后，一批学步鲁迅青年作家也注目乡土，登上文坛，构成了二十年代中期颇为可观的乡土小说家群体。他们的作品用隐含着乡愁的笔触，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他们的作品有的描绘现代工业文明对封建宗法制农村的冲击，揭露军阀肆虐、社会动乱给农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如许杰《赌徒吉顺》、鲁彦的《黄金》;有的展示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礼教造成的种种人生悲剧，如台静农《烛焰》;还有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的风习，对愚昧、落后进行尖锐的讽刺和批判，如许杰《惨雾》、彭家煌《活鬼》。

在中国现代乡土小说中，呈现出乡土文学作家与描写对象(故乡生活)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具体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时间距离，作家叙述的都是记忆中的、发生在以前的故事;二是空间距离，作家已经远离故事发生的地点(故乡)，大都侨居北京;三是文化距离，乡土文学作家从乡镇走到都市，进人另外一种文化环境，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浸染，于是能够用新的眼光、新的价值尺度去审视、衡量故乡的生活。这三种距离的统一决定着乡土文学作家与描写对象之间丰富的精神联系与情感联系—理性的批判、情感的怀恋、或者批判与怀恋的交织。

理性的批判是乡土小说最为突出的立意。其中最为直接表现的是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这种创作主旨，在许钦文、赛先艾、彭家煌、台静农等人的作品创作中也显现出来。

作为觉醒的现代知识者，乡土文学作家们用冷静的眼光去审视他们生活过的乡村时，种种落后、愚昧、闭塞的景象，带给他们总是焦灼、忧思、激愤，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文化批判。"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对乡村文化及其鄙习陋俗的批判。乡土小说以大量的篇幅向我们展示了诸如“水葬”、“冥婚”、“械斗”、“典妻”、“偷汉”等等乡土风俗，表现了现代乡土中国的农民们落后愚昧的生存方式。赛先艾的《水葬》展现了贵州乡俗的残忍和蒙昧。骆毛偷窃被抓，村人决定处以“水葬”。而执刑者、被执刑者和围观者都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大家认为“犯罪用不着裁决，私下就可以处置”。千百年来停滞的小农生活方式陶铸了这种原始野蛮的乡俗，和这种文化下人们的麻木。其二，是对乡民生存方式和蒙昧文化心理的反思。如王鲁彦的《菊英的出嫁》。菊英在死去十几年后，母亲为其准备嫁妆、选定鬼婿、挑选良辰吉日、举行婚礼等等，一切如活人出嫁一样。而婚礼双方、围观者却都认为这很合情理。这种村民的集体意识是中国封建闭塞文化的真实写照，而在这种文化中生活的乡民，其深层的文化心理是愚昧、麻木的。许钦文的《鼻涕阿二》中，体面人家的二女儿菊花小时候被叫做鼻涕阿二，受尽凌辱打骂，乡村维新时因进夜校被传为“和木匠阿龙自由恋爱”，被迫嫁给寿头阿三，丈夫死后又被卖给钱师爷为妾，得宠后却又残酷地虐待奴摔，“这是一个自由在冷淡、轻视、侮辱、虐待的空气中长大的可怜人，然而她却并不知道自己可怜，并且自己地位稍优时还将她所受的一切，施之于别人。最终她于钱师爷死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乡村妇女的一幕幕悲剧(延伸至整个乡民群体)，正缘于鲁迅所指出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

此外，除对乡村中国病苦的揭示之外，乡土小说作家更将文化审视的眼光进人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以此寻找病苦的根源。王鲁彦的《一个危险的人物》中写了“一个近乎没有事情的悲剧”。一个在城里读了多年书的大学生子平因为接受的新思想的熏陶，变得不合乡村的古老规范而最终被逼上绝路。通过子平的悲剧，我们看到了杀死他的乡村文化的这种凝固、保守的“东方不动性”品格。这种乡村文化具有极强的内聚力，任何异质文化都将在其中失色变质。而在这种不动性品格之下，国人的落后、保守、麻木也是必然的。“落后的国民性”成为乡土文学作家思考的重点，对国民性的拯救成为重要的文化启蒙主题。

总之，上述小说执著于现时的乡土生存方式，没有关于乡土过去的梦，也没有关于乡土将来的梦，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中写实的一脉。这乡土写实的一脉，到三十年代左翼作家如张天翼、茅盾、吴组湘、丁玲、沙汀、艾芜等人那里，已经从一般的乡村苦难的书写演变成了对乡土的社会阶级分析与政治批判，从而构成了左翼文学一派。

但对于乡土小说的多数作家来说，对古老乡村文化的批判和对喧嚣繁华都市的拒斥是同时存在的。他们在小说中同样表现了强烈的乡情乡愁。王鲁彦在《童年的悲哀》中说到:“啊，我愿意回到我可爱的童年时代，回到我那梦幻的浮云的时代!神啊，给我伟大的力，不能让我回到那时代去，至少也让我的回忆拍着翅膀飞到那最凄凉的一隅去，暂时让悲哀的梦来充实我吧!我愿意这样，因为即使童年的悲哀也比青年的欢乐来的梦幻，来的甜蜜啊!”许钦文也痛悼失掉了“父亲的花园”。

作为与乡土中国的“离”而“不弃”的现代知识者，他们在与传统决裂时，传统意识与现代观念，依依乡情与锐利理性时时在冲突碰撞，从而表现出一种文化选择上的仿徨。在诸多的乡土小说中，对农村落后文化的批判和对乡村纯朴民情的礼赞又总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二三十年代另一批作家，如废名、沈从文、芦焚等人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废名在《竹林的故事》中透露出一种“隐逸之气”，到了《桥》等作品中，其笔下的乡土，回荡的已经是一曲纯粹的田园牧歌了。在《河上柳》中对“东方朔日暖，柳下惠风和”是远古乡村生活的的一往情深的描摹。“竹林”的恬静，“河上柳”的古朴，“桃园”的静谧，，·…修竹绿水，小桥古塔，迷人的自然风光，“三姑娘”的清纯，“李妈”的慈爱，“聋子长工”的勤敏……这些都描写了朴实木呐、宽厚仁爱的美好乡村韧性，一幅宁静和谐的乡村乐景。

沈从文更是极大地拓展了乡土小说的田园视角，强化了乡土小说的牧歌情调。如《神巫之爱》、《龙朱》等展示的前现代文明的乡村图景，洋溢着充满野性生命的自然之美。《边城》中，就连吊脚楼上的妓女性情“也。永远那么浑厚”。在他的几乎所有的描写乡村的作品中，未被文明污染了的村庄、古朴和谐的民风、纯净自然的人性成为永恒的主题。

然而诸如废名、沈从文等人的对于古朴民风的留恋和歌颂，潜在的心理是现代知识者对现实的乡土中国和都市生存环境双重的失望，以及现代中国知识分子自我身份认同的飘浮感，从而造成了乡土和都市之间，乡土作家们两难的文化选择。

废名在对传统的乡村文化的批判和选择中，选择了乡情，最终试图通过宗教式的自我修复，寻找精神的寄寓之所。通过刻意表现远离尘嚣的静谧谐和的乡村风光，和与之相协调的古朴淳厚的人际关系，建立起与被现代商业文明污染了的半殖民地都市文化的对立物，表现出强烈的“逃逸”气息。

沈从文则是出于沉重的乡土悲悯感和忧患，进行了所谓的“经典重造”，以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为依托，建立一个“供奉着人性”的“希腊神庙”。对于城市中的污浊和畸形，他都将之作为梦中湘西的对立存在，进行辛辣的揭露和讽刺，如《八骏图》、《城市一妇人》等等。他也对乡土现代变异显示出了深深的忧患。会明(《会明》)、老兵汉灯》)身上那副古道热肠，却与现代生活环境格格不入，以至于被看作是难以理喻的“呆子”。他们身上的那点“乡下人”的乡村古风正日渐消失。在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化”冲击下，《丈夫》中的乡下妇人身上出现的变化，也预告着古老乡村精神的崩溃和解体。但沈从文坚信人类纯真的情感和完整的人格只有到古朴的田园中去寻找。

这派小说发展到三十年代就形成了平和、淡远、隽永的京派小说。它独有的精神风貌是赞颂纯朴原始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并将写实、记“梦”、象征熔于一炉，艺术上不仅有现实主义，更有较重的浪漫主义成分;在思想内容上更表现出一种对传统文化、民俗民风的重视。

总之，二十年代的乡土文学自一出现，便成为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文学现象。它完全植根于中国乡土文化传统中，并内隐着中华民族乡土精神，从而呈现出与西方文学完全迥异的地方特色，并具有极为明显的地域文化性。同时，乡土小说作家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面临着两难的文化选择。既有对故土的思恋和挚爱，也有面对充满了贫穷、落后、愚昧的苦难世界的理性的批判精神，对此后其他文学流派的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传承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