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旅游观反映的文化流变综述

王思任高度强调了旅游的重要性,认为旅游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他尤为强调人在游历山水、饱览山川时候的心性。在《纪游》一文中,王思任将旅游分为二十三类,阐明了自己心目中理想的旅游状态。

王思任认为官员忙于政事,文人忙于应考,不能够充分体会旅游的乐趣。他承认旅游对性灵的激发作用,认为要用自由和放松的心态去品味旅游,不要为世间琐事所累。

晚明方兴未艾的启蒙思想中自由开放意识指导着士人的行为方式,赋予他们一种超然的精神境界,如徐霞客和王士性不但多方游历,而且还对游览之地进行深入的研究。着名旅行家徐霞客背离了绵亘几千年的“父母在,不远游”传统思想,三十年来别母抛家,远离世俗,行程逾万里,同时他也是极少数不受政府资助自费旅游的例子,“其行不从官道……登不必有径……涉不必有津……峰极危者,必跃而踞其巅;洞极邃者,必猿挂蛇行,穷其旁出之窦。

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 [5]378经过多年旅游和研究,写出“千古奇书”《徐霞客游记》。与徐霞客如出一辙,着名的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所到之处,“对一岩、一洞、一草、一木之微,悉心考证;对地方风物,广事搜访,详加记载”。

虽有官职在身,但他不辞辛苦,足迹遍及两京十三省(除福建)。王士性在其所撰游记《五岳游草》、《广志绎》、《广游记》中,较为注重山麓走向、江河流向等方面的研究。

此外,王士性还写下很多记游诗,潜心记录旅游观感,但对日常公事却避而不谈。无独有偶,晚明山水画家张路对大自然中的草木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为了作好画,他将大量时间用在旅游中。

他“东游海岳, 登日观、谒阙里,访先圣之遗风,南涉江湖,蹑金、焦,探禹穴,慨时物之变态,至于岩壑之嵚岑,源泉之涛涌,树石之交错,禽鱼之翔泳,凝睇之久,乃展缣素, 默坐构思,神会意到,扬袂而起,落笔如造化之生物而无穷也。”[6]65晚明士人阶层的思想意识发生了质的转变,他们对仕宦生涯的追求逐渐淡化,但对新奇事物的追求却显得更加迫切,旅游活动开拓了士人们的视野,获得了精神层面的满足。

士人们在旅游中寻觅快乐,身心得到了舒展。袁宏道、王思任、王士性、张岱等着名士人的旅游思想体现的都是对山水的喜爱和自由的向往,反映了士人思想文化的流变。

但实际上,他们是为了逃避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无奈,在纵情山水的过程中寻找自我。

明中期以后,社会矛盾逐渐尖锐,危机加深,官场的黑暗使许多士人无心仕进,造成科举录取率偏低。东厂、锦衣卫横行,酷吏肆虐,士阶层无时无刻不面临着罢黜、流放、廷杖,甚至处死的生存危机。

此外,皇帝怠政、党争激烈、政局动荡、血雨腥风,宗社濒临覆亡,使晚明士人置身于悲怆的社会环境之中,他们尽力用隐性的叛逆实践、扞卫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对抗着社会对人性的异化。统治阶级所依赖的程朱理学政治思想逐渐不合时宜,阳明心学开始兴起,泰州学派也提出“身本论”,肯定了追求物质享受,也突出了精神享受的合理性。

晚明士人的旅游思想充分体现了政治文化的流变。由于政治的黑暗,许多有才华的士人被拒之门外,他们报国无门,郁郁寡欢,于是他们开始远离政治,不再致力追逐功名,转而旅游山水。

而在旅游的过程中,权与利仿佛成了士人阶层的身外之物。特殊的政治环境使晚明士人开始体会和反思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着名旅游家徐霞客少年时代就对四书五经和科举不感兴趣,他所关心的是“古今史籍及舆地志、山海图经以及一切冲举高蹈之迹,每私覆经书下潜玩,神栩栩动”。

这种思想意识使他摒弃追逐功名利禄,立下游历天下的志向。“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乃以一隅自限耶?”“若睹青天而攀白日,夫何远之有!”[7]对政治和仕途的淡然使徐霞客终生从事旅游考察,即使遇到各种无法预知的困难,仍然百折不挠。

与徐霞客类似,晚明士人大都淡泊功名利禄,在山林川泽中醉心游览。黄省曾进京赶考,途中遇田汝成,田向黄大谈西湖之美,黄省曾心动,便将赶考一事置于脑后,专心游览西湖,数月不倦,并自号“五岳山人”。

由此,田汝成形容黄省曾为“山人”,谓其“癖耽山水,不顾功名”,认为黄省曾“瘦骨轻躯,乘危涉险……谈说形胜,穷状奥妙”,即黄省曾不但对痴迷旅游,而且对风景名胜也有独到的理解。晚明士人虽多有官职在身,但在政治黑暗,仕进无望的窘况下,他们追求的是思想和心灵的自由超脱,而旅游则是一种心灵的享受,是精神上的慰藉和解放。

王士性担任确山县令的时候,利用公务闲暇游览过嵩山,后来到其他地方做官,又游览了泰山、华山、衡山、恒山等名山。钱希言戏言王士性的前身是峨眉山老僧,喜好旅游,“自恨一生不得遍采名岳”。

尽管此事难免牵强附会,但足以证明,王士性醉心旅游要远胜专注升官发财,他忽视权与利,高度强调旅游的雅兴,这与中国传统士人“学而优则仕”的价值观有本质差异,也是思想文化流变在晚明士人旅游思想中的集中体现。王士性厌恶世俗的丑恶,向往平静寂寥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政治文化流变的影响。

此外,学者王畿足迹遍及东南沿海;乔宇也经常游览“太华绝顶”;张岱也常以通告的形式邀约朋友一同旅游,足以说明晚明士人在剧烈的政治文化流变下,急于将内心归宿寄予旅游的心情。但是也可以看出,晚明士人的旅游活动实际是逃避现实的一种表现。

袁宏道毕生热衷于旅游,在他的游记作品中,含有大量批判政治现实的内容,他还提出性灵说,追求思想和个性的解放。而且,袁宏道对晚明腐败的政治以及国家的内忧外患似乎并不挂怀,他“吏吴两载,登虎丘者六”,这与王士性遍游五岳似乎有同样的文化意蕴,可以解释为对晚明内忧外患国家现状的一种无奈。

不过,晚明士人并非一味纵情山水,对国家大事置若罔闻,相反,他们有着士阶层特有的气节。王思任就是个典型例子,他曾放言:“大天大地大山大水之所托以不朽者也”,王思任痛恨奸臣误国,在清军攻入绍兴后,绝食而死。

晚明士人所撰游记集中体现了政治文化的流变,说明士阶层的文化意识在逐渐觉醒,程朱理学的弊端已昭然若揭,上层建筑的颓势也沉舸难挽,追求天理和人欲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在政治文化流变的影响下,造就了大批淡泊名利的着名旅游家,他们希望能够追求独立的人格、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

中国历代跻身旅游的士人不乏其人,但却无一朝代如晚明时期产生了大量游记,其中蕴涵的旅游思想体现出晚明社会的文化流变。正如狂禅热潮打开士人心灵和情感的闸门一样,旅游也是士人追求幸福、逃避现实、寻找心灵归宿的一种思想寄托。

通过旅游,晚明士人开阔了眼界,在山水之间得到了心灵的怡养,透视出他们对至情至性的讴歌,对壮美景色的颂扬,对健康宁静生活态度的追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晚明士人通过旅游得到精神上的满足以及自我意识的伸张,而旅游热潮造就出徐霞客、李时珍、徐光启、王士性、袁宏道等着名旅游家,他们探索自然,在社会剧烈激荡时期的文化流变中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可以说,是启蒙思想为晚明士人带来了异于前人的文化心态和价值取向,而在文化流变的过程中,士人们开始崇尚自由开放的生活态度。他们淡泊名利、醉心旅游,但封建制度根深蒂固, 晚明士人并未能够掀起一股强大的思想解放潮流,也无法促成封建社会制度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