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间艺术之出路

中国的民间艺术是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老庄的“无为观”尊重生态,要求人人维护自然,保护自然,具有充分的绿色意识;孔子的儒家学说,讲社会秩序,讲公德,重视人性化地实现社会理想;法家遵从客观法则,强调人的价值和意念,建树了朴素的人权观念;王阳明等主张自省、自修,不断为中国文化除锈,全方位思考生命,人生和社会,为寻找其中的和谐关系提供了许多有益启示。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总结出:艺术源于生活,是生活全貌的反射。传统民间文化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生活的温情或是民间的疾苦,亦或是苦难中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我们感受到隐藏在民艺作品背后深沉的民间文化底蕴。它全面地反映了民间社会的文化及生活状态,便于我们巧妙的从民间文化中汲取艺术创作的素材。可是处在这样一个传统民间文化渐被工业消费品湮没的时代,我们不禁思考,民间艺术的出路在何处?

说到这里,我们且选择几样例子,来反思一下传统文化是如何实现传统语言表现形式与现代审美方式的完美结合与转换的,也就不难找出传统民间文化的出路了。

例如,2011年在中央美术学院举行的第二届学院实验艺术文献展上,美院实验艺术系本科“中国公众家庭审美调查”课程作业作品——《家庭日常用品博古》,作业采集到的资料涉及全国十一个省市,近一百二十多个家庭。这些有着审美价值的标本首先来自民众自愿的选择。博古架原本是传统中国上流社会家庭中的重要家具,摆设书卷文房四宝、古董清玩等。学生通过调查发现如今的博古架已然在大多数当代家庭之中落脚。于是作品将博古架作为一个符号提取出来,用它陈列起未来的古董——亦即今天平常生活用品。又譬如中国美术学院学生作品——《伊甸园的边缘——农耕健身房》。作品中出现木头、茶碗等生活场景,这种平和、普通,与生活的亲近感,为观众的进入和参与留下了足够宽敞的通道。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农具在历朝历代都不断得到创新、改造,人在不断获取农产品以维持生存的同时,身体也随着劳动所操持的各种农具而不断得到自然的进化与锻炼。然而随着现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中国人逐渐从土地走出,向着“高级劳动”迈进。现代人渐渐淡忘人与自然的和谐生产,农具被闲置了,健身从劳动中分离出来。结合这种时代背景,于是该作者将传统农具重新联结组合,装置成为一个现代社区中的“健身房”。作者借作品试图以此提醒人类劳动与健康身心之间原本的关系,并向沉溺于“现代化”劳作的人们发出一声诘问。艺术家从民间文化出发,走了一条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当中提取养料作为他新的建构基础的路子。他大胆地推倒了“阻断”观众的那道高深莫测的墙,与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层面进行了一次“对话”。这样,作品与观众保持着欣赏和交流上的默契和共识。

再看流传于民间的年画。它们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喜见,山巅水涯无不到,穷乡僻壤无不入,是流传最为普遍深入的东西。年画的题材主要以人物为主,尤其是人们所熟悉的民间故事与生活。它们反映了广大人民的生活,表现各时代的当时社会实相,是有丰富而深刻的时代性与大众性。而且年画的色彩是浓厚的、鲜明的、是丰富的,正适合于我国的优秀传统的人物画法,也正适合于广大人民的艺术的需要。而且,年画的表现形式,北方年画以天津杨柳青为中心,题材以戏文故事居多;南方以桃花坞为中心,多印古装美人的仕女画。这种根据大众生活习性有区别的选材,自然而然的就构成了同一种文化与不同大众沟通的桥梁。

再则精美绝伦的刺绣艺术。据考证,我国织绣技术的产生早于新石器时代,在发展中形成了着名的四大名绣:苏绣 、粤绣 、湘绣、 蜀绣。中国民间刺绣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刺绣中传统的图案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传承,最终形成“凡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的文化特征。吉祥的主题常以借代、隐喻、谐音等手法演绎。如借桃代寿,借牡丹代富贵,借石榴代多子;以羊隐喻孝,以八仙隐喻祝寿;以梅、兰、竹、菊比拟君子德行,以荷比拟品行清廉。传统刺绣就是这样通过潜移默化的伦理教化深入人心,铸造民族的品质与精神,让其伟大民族的文化与精神也在民间刺绣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因其承载着人心贴近大众生活,才得以广为流传。

由此可见,艺术与社会生活和大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今天,当我们身处民间艺术和现当代文化的同时,艺术家不仅用人性化的艺术语言表达着对大自然的亲近对社会生活的关心,而且竭力想要消除艺术与大众的距离。例如,徐冰、吕胜中都做过可贵的探索:前者亮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后者则主张与公众“寻求沟通”,他们的作品都已经呈现出了“大众倾向”。艺术家让艺术真正的走进社会公共空间,让民众的参与成为当今传统艺术发展的一种潮流和时尚。我相信,随着实践的发展、时间的推移,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会带来更深层次的艺术观念的变化,更加与社会生活密切!